前不久，丹霞山申遺成功，中國的“申遺”熱情再一次高漲，杭州西湖、廈門鼓浪嶼、天山天池都“蠢蠢欲動”，動輒幾億的申遺成本在中國諸多地區早已司空見慣。

丹霞山申遺成功

　　目前，中國已擁有40處世界遺產，規模排名全球第三。這對于一個“申遺”起步較晚的國家來說，實為成績斐然。當然，這份成績單夾雜著太多的狂熱。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已有200多個項目有“申遺”意愿，其中列入預備申報清單的項目有60多個。而根據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的新規定，一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申報一個項目 (申報未必就成功)。顯然，中國要完成所有項目申報尚需上百年。不過，照現在的開發速度，百年后，一些沒有成為“遺”的遺產或已進名錄的“遺”，能否“遺”下來，實在難說。如敦煌莫高窟“申遺”成功后，游客數量猛增，由此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過多和文物見光過度，許多壁畫出現變色剝落現象。短短幾十年間，莫高窟遭受的人為損壞超過了過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蝕。

　　有人說，“我們沒有理由把祖先的遺產當商品對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承人類文明。 ”而在中國一些地方，遺產的文化價值盡管也被捧上天，但最終落腳點卻是經濟價值。如此，“申遺”模式十分符合“投入-產出”的經濟模式。例如年財政收入剛過2億的新寧縣為“申遺”“豪賭”了4.5億，是為投入。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申遺”前每年門票收入不足1000萬，“申遺”成功六年后這一數字已經達到7300萬元，是為產出。各地正是在看到高回報之后，才不計成本地高投入。

　　“申遺”的“投入-產出”模式說穿了就是把世界遺產視為“提款機”，當然，也不排除一些政績因素。如此被利益化的遺產不再凸顯文化價值，而僅僅是一個用來營利的商品，甚至哪天該遺產有礙更好的獲利，便可能被其他商品取而代之。顯然，在狂熱的“中國式申遺”的背后，涌動的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這種狂躁心理促使地方對遺產的利用，是完全功利化的。于是，問題就在于一些地方的利益觀是短視的、盲目的、狹隘的，使遺產陷入一個重開發、輕保護的惡性循環中。

　　早在2006年，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孫家正就坦言，中國在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中確實存在著“重申報、輕管理，重開發、輕保護”的傾向，確實存在著某種“建設性破壞”和過度開發。就在兩個月前，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亦表達出同樣的意思。幸好，為了加強對世遺的保護，世界遺產名錄設立了一個“黑名單”，也就是退出機制——如果哪處世界遺產因保護不力被破壞，那么就很有可能進入“瀕危名錄”，甚至被除名。

　　不過，退出機制也令人擔心：哪天某地一個舉全民之力好不容易“申遺”成功的遺產，因為保護不力而被除名，那曾經的“豪賭”誰來收局?誰又為遺產被毀而負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