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謙

        如今我們看到的攝影展覽似乎都有一個特點，很多作品都是跑到一個邊遠縣城，拍攝那些居民窮苦又有些荒誕的生活。這一點在國內攝影師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反倒是很少有人從技術角度下工夫。所以日本人北野謙這次在三影堂的展覽吸引了不少圈內人，幾個十分苛刻的批評家也紛紛對此表現出贊譽。他的北京之行不像其他攝影家那樣短暫，與其說是為了展覽，不如說是到這里工作。

　　1968年出生的北野謙算是年輕有為的日本攝影家，19歲拿起相機，20出頭就已經辦了第一個個展。他與世界上大部分攝影家都不一樣，從事攝影創作的30年來產量極低，基本上只做了三個系列的作品。1980年代末，他的拍攝視角始終關注于時間與存在，最初創作的《溶化流散的城市》將鏡頭對準東京，以數小時的長時間曝光拍攝市中心高峰期的擁擠人流。因為快門速度的緣故，活動人群在畫面中變得模糊不清，失去了身形輪廓，照片仿佛捕捉了人們正在蒸發的瞬間。照片上真正凝固的，是那些沒有生命的建筑，街邊店鋪的招牌，其他一切活動的物體都隱去了身影，或者留下一條彗尾般的印跡。

　　然而他并沒有發展出其他的拍攝方式，而是延續該計劃，將其拍攝到1997年。這中間因為受到沙林毒氣事件的沖擊，北野謙暫停手頭的工作，去墨西哥尋求創作靈感。直到1999年，才開始了另一個計劃。他著手以人物肖像進行實驗，拍攝同一地區、同一職業、同一性別的不同人物，經過精確計算，逐一在一張相紙上重疊曝光，每次曝光量很小。每張肖像重疊的基準，是肖像中人物的雙眼。因為每張底片上人物大小不同，角度不同，在底片上曝光的位置不同，因此制作過程中每次在放大機中放入一張新的底片，都需要遮擋相紙，將底片上人物的雙眼調準到以第一張底片為基準而確定的位置上。如此一來，二十、三十乃至四十張底片逐一在一張相紙上曝光，形成了一個新的肖像，換句話說，重疊的影像形成了一個新的生命。

　　自此，曝光上的技巧似乎成為他的符號。如今，他將長時間曝光手法進一步延伸，將曝光時間延長到二十四小時。景物中不再有任何移動的痕跡，只有空無一人的風景，以及太陽劃過天空留下的軌跡。富士山一側的光環，東京天空中仿佛天外來客般的一束光暈，在神秘的氛圍中不禁讓人想到攝影的本質究竟該是什么。北野的實驗似乎要打破這種瞬間的捕捉，讓無數個瞬間同時在一張底片上曝光，雖然無法分辨出具體某個瞬間的輪廓，但我們知道，在這二十四小時的曝光時間里，其中所有瞬間都留下了，留在一張底片上。

　　《周末畫報》× 北野謙

　　每個攝影家都對攝影有自己的定義，你對攝影的定義是什么?

　　首先說藝術這個詞，我認為它和所有人相關。圍繞藝術時，大家感受不一樣，包括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當然也包括明天或者未來的人。我想人與人的相連，其中最為簡單的一種方式就是肖像攝影。所以我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真正使命不限于做出作品，而是應該創造人與人交流的通道。

　　當初為什么要拍攝《溶化流散的城市》?

　　這要從當時日本的社會背景說起，1990年代初日本的經濟狀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泡沫經濟時期，人群之中彌漫著恐慌和疏離的氣氛。當時我就在考慮、同時也是我的希望，那就是能否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取消或是減弱。所以創作這組作品的時候好像是把人類當成了世界中的一個分子結構來觀察，拍攝這組作品以后的感受是，我們每一個人好像相當于世界上的一個點，而世界就是由無數的點組成的。

　　那之后你去了墨西哥尋求靈感，具體而言，你從哪些作品上找到了新的創作意識?

　　我之前就對墨西哥美術興趣濃厚，尤其是1940年代到1960年代之間的作品。當時有一個墨西哥美術運動，更多的是把自我歷史和自我現狀用繪畫形式得以表現的一種運動。在此之前，更多的美術只是被權力和財富所擁有，在為少數人服務，但是經過這次運動，很多大眾開始認識美術，美術變成一種公眾行為，可以說這在墨西哥是一個公眾美術的起點。

　　你在墨西哥看到的作品當中，真正對你后來創作意識產生影響的都有哪些?

　　迭戈·里維拉和他的妻子佛瑞達·卡羅對我都有所影響，他有幾幅作品，是把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人物集中到一個畫面當中，甚至有一個作品是一幅非常巨大的壁畫，面積達到了660平方米。你知道，作為一個攝影家，看到這樣優秀的作品之后，如果只是用相機把它拍下來，好像在進行翻拍活動，很沒有意義。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同時也做了很多實驗，如何去利用這些精神進行我的作品創作。最后我自己思考出來的結果是在這種群像中去對某一個個體進行特寫或者放大。比如拍很多具象的東西，然后再把它們連接在一起，用它來表現另外一種空間。我就把周圍一些人拍下來，同時再用這些人的膠片進行重疊，用很多人的面孔創造出一個新的面孔，這就是《我們的面孔》這個計劃的最初想法。

　　這個計劃進行了多長時間?

　　目前為止已經做了十幾年，它更多是在亞洲進行的，拍的都是亞洲的人。我想下一步逐漸把我的工作范圍擴大，最后發展到全世界。這樣的話，在一些人中間慢慢形成一條鏈鎖，可以把大家連起來。所以無論作者是把鏡頭對準自身，還是把鏡頭對準自己以外的很多人，只要這樣持續拍下去，最終的結果，看到別人的照片時候會想到自己的人生，拍到自己的時候同樣就會想到其他的很多人。

　　你在北京如何進行該項目?

　　去年我在望京附近去找那些等活的的哥們，跟他們打招呼，給他們拍照。我在東京也做過這種嘗試，和出租車司機們打招呼，要給他們拍照，他們非常反感，非常不配合。但是到了北京，我跟出租車司機們一說，要進行這種創作，這種藝術活動，出租車司機們都非常熱情，為了藝術我們來支持你，非常熱情地幫助我。所以我對他們發自內心的很尊重，同時也很羨慕中國的藝術家。這樣的話我在拍攝這些作品同時，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所拍攝對象是活生生的人物，同時拍攝這些活生生的人物，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我自己也確實活在這個世間，我的作品就在這種感受中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