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刨“自留地“,還是種“公家糧”? 當藝術家,還是做行政官員? 自1980 年憑油畫《父親》一舉成名后,從32 歲到62 歲,羅中立始終困在雙重身份的尷尬之中。輕松的世俗成就,過好的運氣,是否會給藝術帶來傷害?一朝畫農民,是否永生畫農民?上月,羅中立舉辦了15 年以來的第一個大型個展“語言的軌跡”。這位當代藝術家交出的作業,正是自我掙扎、自我超越的鮮活標本。
央視主持人王小丫曾問自己的父親,爺爺長什么樣。父親告訴她,去看看一幅叫做《父親》的油畫,爺爺和畫面里的人一樣。
2008 年春節,在朗誦一篇有關父親的征文時,這位川籍主持人再次提到羅中立的《父親》。油畫里,那位大巴山老農——沉默、行動多過語言,皺紋里鐫刻著滄桑,滄桑里又蘊含著柔情,手可能粗糙,卻非常溫暖——成為國人心中農民父親的現實主義寫照。
1980 年,羅中立憑借特大號肖像—《父親》,一夜成名。策展人黃專把羅中立稱為1980 年代到1990 年代唯一一位以單幅作品成功的藝術家。
30 年來,出入公眾視野的羅中立更多是行政官員身份:12 年前,50 歲的羅中立出任四川美術學院( 以下簡稱川美) 院長;一年前,過了法定退休年齡的羅中立被任命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當代藝術院院長。
繼《父親》之后,作為藝術家的羅中立在圈外寂靜無聲。直到1 個月前,一場名為“語言的軌跡”的羅中立大型個展在川美內的坦克庫·重慶當代藝術中心舉辦。這是15 年來,羅中立作品第一次大規模亮相,也是62 歲的他親自介入并主導的第一個大型個展。這個展覽還有望延續到中國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
開幕式上,這位遲到的匯報者,帶著黑框眼鏡、穿深色短袖襯衫,做了異常簡短的開幕致辭。羅中立聲音不大,說話慢條斯理,即便是說普通話時,也夾雜著川音。用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的話來說,他只有用四川話演說時,才會馬上有農民拿鋤頭一樣的熟練和熱情。
這次,羅中立說,他把這些并不成熟的嘗試與探索呈現出來,就是想接受大家的檢驗。
“我個人認為要亮相就真的是要有跟《父親》不一樣的東西才行。我原來的想法是10 年辦一個展覽,但這10 年,我遇上了行政(擔任川美院長)的問題,耽擱了很多。還有一點就是,在藝術上的風格語言、題材等這些要素,是在積累到一定量之后才開始有想法的,這種想法在沒有成熟之前我不愿意做大型的展覽。”羅中立如是說。
正是遲到的這10 多年,成就了川美同學張曉剛、周春芽、何多苓和葉永青等。這群比老大哥晚成名10 年的小兄弟迅速躥紅,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寵兒,變為各大展覽中最受關注的明星藝術家。
展覽近尾聲時,身價最高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張曉剛來到展覽現場。對老同學而言,這是場全面了解羅中立30年創作的難得機會。
32 歲,一畫成名;62 歲,重新超越自己。漫長30 年,羅中立如何與自己的命運博弈?
顛覆《父親》
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擔任了此次“羅中立:語言的軌跡”的策展人。早在五六年前,時任中國美術館館長的馮遠就向羅中立發出了邀請,籌劃黃金檔期,在中國美術館為他辦大型個展。范迪安接任后,每年也都會撥通羅中立的電話,邀請他在最好的時間段辦個展。而馮遠和范迪安得到是相似的答復,羅中立還沒準備好。
實際上,1995 年,羅中立在中國美術館曾舉辦過個人展覽。在藝術評論家俞可看來,那是羅中立的經紀人主導的,羅中立親自介入的成分較少。那場展覽展示了羅中立在《父親》以后的創作風貌,但人們對于這個展覽的記憶卻遠遠無法超越《父親》。
四年前,羅中立開始嘗試雕塑作品,卻一次沒有參加過任何展覽,甚至限制參觀者拍照。創作過程中,工作人員想推薦一家媒體給羅中立做專訪,他沒同意;展覽開幕后,同一家媒體的同一人再次提出要做專訪,羅中立才應允了。羅中立表示,他希望先把事情做好之后再說,因為怕最后的結果和自己說的不一樣。
此次,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個展,包括近百件油畫作品、雕塑和手稿。在現場,記者看到了雕塑作品《夜》——一名年輕女子穿著時髦的衣服,梳著流行的發型,手里還拿著總是在羅中立作品中出現的油燈。展覽中,所有的繪畫和雕塑作品,都有著艷麗的色彩,繁瑣的線條,夸張的造型,與《父親》的古銅色調與寫實手法完全不同。
羅中立曾把自己和陳丹青做對比,他認為陳丹青的創作是題材在變而風格不變,而自己則是同一個故事用不同的角度和語言來表達。從進入川美附中開始,羅中立便和大巴山農民建立了緊密的聯系。至今,羅中立還會到大巴山探訪,但大巴山人已逐步走出了窮苦。如何把農民的故事講得更有個性,更有特點,更有感染力,是羅中立一直思考的問題。
在現場,記者看到同樣是農民主題的作品,《播種》、《小憩》、《避雨》、《過河》等雕塑作品。但這些作品習慣性出現一男一女兩個主人公。他們有著粗壯的四肢、真摯的表情、艷麗的顏色。男女主人公或相互依偎,或并肩勞作,或背著,或是抱著,關系自然而親昵。
在藝術評論家高明潞看來,羅中立關注的題材本身也有著非常微妙的變化。他的作品中一般出現兩個人,描繪一對夫妻或者情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司空見慣的一些情節;在形式上,他的變化確實非常大,尤其是線條和色彩,表現力強。通過線條和色彩的變化,一下子就抓住人們的眼睛,帶動起一種情緒。“羅中立作品中帶有原始性,并試圖表現鄉土人情味兒中內在的、人的本質,愛和欲望,或者那種十分樸實的、沖動的東西。”高明潞說。
“其實《父親》中有他夸張的東西,比如構圖和那個父親的形象,而羅中立現在的作品中也有著吸引人眼球,尋找自己獨特表達形式的愿望,他作品中的內在邏輯關系是非常清楚的,”高明潞說:“我倒是希望他能夠走得更遠、更極端一點。”
早年留學比利時的經歷給羅中立帶來了很大觸動。他常問自己,當一個藝術家在世界平臺上展出的時候,怎么樣讓別人看到自己和別人的差距,看到本土文化的特點? 羅中立在中國傳統和民間文化里找到了部分可以借鑒的元素。他希望能夠拋開《父親》的影響,在藝術上不斷探索,便給這個展覽命名為“語言的軌跡”。
超越“好運”的人
每次,羅中立都很有“運氣”。“文革”期間,他在四川達州鋼鐵廠當鉗工。1977 年,國家恢復高考,羅中立報考川美,一心想學國畫,那年國畫卻不招生。進入川美,因為古典文學不及格,他沒考上國畫研究生,只好繼續畫油畫。畢業前,他用照相寫實的手法創作的《父親》,獲得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一等獎。
羅中立成為“文革”后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有機會到比利時安特衛普皇家美術學院學習。他沒有做過其他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來自臺灣的知名藝術經紀人林明哲卻主動找來,一次收藏他200 件作品。雖然一幅作品只有幾百幾千元,在當時已經算是天價了。
羅中立從未想過“當官”,卻異常順利地當上了川美的院長。他時刻想“撤退”,從院長的位子上“逃走”,反而當了美協官員,進而成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當代藝術院院長。
很多年前,當老院長葉毓山表達要讓他接任四川美術學院院長,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還義正詞嚴地勸葉毓山也不要當院長。理由是,歷史是記不住院長的工作,只會記住作品。葉毓山退休后,羅中立被投票選舉為院長,淹沒在分房、員工福利、評職稱等大大小小的會議中。剛當院長時是最痛苦的時候,羅中立眼睜睜看著所有的展覽,所有的計劃戛然而止了,都變成草圖、半成品放在原處。
“我覺得搞專業的都是這樣,可以少進畫室少畫一點,但是狀態絕對不可以丟,所以我平時開會、走路、出行,我都是手上在畫,坐在主席臺上手上沒畫,我心頭都在畫。有時候會走神,因為這個狀態很重要,就像唱歌的要吊嗓子,搞體育的一定要拉拉腿。”
和他一起出差的同事發現,羅中立最不怕飛機晚點,他隨手帶著速寫本,畫他見到的人,畫正在爭論的同事,畫起來便忘記了時間;和他討論問題時,他在邊上開小差,在構圖,渾然不知大家在說些什么。
雕塑家、兒子羅丹在接受本刊采訪時,稱自己的父親為羅老師。他說:“羅老師身上的兩個元素是我一輩子也學不完的。第一點是他對家庭的投入,感情的專注;第二點是他對藝術的純粹的追求,沒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2004 年,川美建成坦克庫藝術區,是適合藝術家獨立工作和群體展示的空間。2005 年初,羅中立開始推出青年藝術家工作室和常駐藝術家工作室計劃,川美的學生們以不高的租金便可以擁有自己的工作室。羅中立為坦克庫想了一句不太順口的廣告詞:“讓所有想成名成家的學生,打好背包,帶著干糧,到坦克庫來吧!”
建立坦克庫多少也源自他的親身經歷。他記得自己創作《父親》時,和同學楊千合用一間只有6 平方米的頂樓屋子。重慶的夏天熱得像火爐,他光著膀子畫《父親》。畫很大,地方很小。“那時,楊千在‘耍女朋友’,一聽到他女朋友在窗下喊,我就得馬上將背心套上。女朋友來了,兩人動作火爆,對我難免有騷擾。廝磨半天,女孩總算走了,走到窗下還要含情脈脈地喊:‘你要多喝雞湯喲!’” 羅中立說四川話時,嗓門變大,將周圍的人逗得哈哈大笑,說的卻是他為何下定決心要建坦克庫藝術區。
如今,坦克庫逐漸成為來自全世界的藝術“伯樂”們尋找未來藝術明星的必去之地,四川美術學院涌現出陳可等青年藝術家代表人物,進而被稱作中國藝術界的“西南高地”。
1977 年進入川美時,羅中立29 歲,算是班上的老大哥。和他一起考進來的還有張曉剛等一些十七八歲的“孩子”。天寒地凍的日子里,羅中立總是一早起來用功,“小孩子”貪睡,他就沖進宿舍將被子一掀,打他們屁股,或者將他們的兩腿拎起來,邊拎邊說:“看你尿床了沒有!”
“人生的宴席擺滿豐盛食品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牙全部掉了”。這是羅中立早前在小說里讀到的一句話,他深有戚戚焉。年輕時,他能站在高臺上畫畫,十幾個小時腰不疼背不酸;現在,幾個小時就歇一歇。
熟悉羅中立的人都說,他其實是一個自然而調皮的人。只是多年行政工作的經歷,使他真實性格的流露越來越少。多年前的一本畫冊里,有一張羅中立有趣的照片。他獨自一人站在九寨溝的神仙池里,赤裸上身,做了一個健美的姿勢。畫冊編輯讓他寫兩句話,他寫上—“天氣正好,下地干活”。他告訴《外灘畫報》記者,這是他發自內心的。
“我本來給了那個編輯兩張照片,除了這張之外,還有一張我作為人大代表選舉時的照片。他把兩張放到一塊,說明人的兩面。走下臺,脫下西裝,回到我們真正的自然后,是一個原始的狀態,突然內心的本性就表現出來了。”
和許多成名的當代藝術家不同,羅中立保存著自己上千張作品,并不出售。2008 年4 月,羅中立1992 年的作品《金錢豹》便以1138 萬元的高價成交。“這十多年,我積累好幾千幅作品放在那里,就像吼叫的聲音擱在嗓子眼,只等一‘下課’,馬上打開。”羅中立說。
他一直等待著自己“下課”,等待猛虎下山那一聲嘹亮的吼叫。
“人有矛盾,生活有兩面。”羅中立如是說。
B=《外灘畫報》
L= 羅中立
“從起點做到終點的夢,是完美的”
B:為什么時隔這么多年才辦個展?你有著怎樣的顧慮?
L:2005 年,本來我就有辦個展的想法,當時想的是十年要有一次展示,跟大家做一個交流。手里作品勉強夠辦展覽,但自己的作品風格、語言也有了一些變化,但總覺得還有很多想法沒有表達出來。還有,行政工作分去了我太多精力,作品量也不能算充分。因為《父親》這件作品的原因,大家對我的期望值很高,如果再做個展,卻沒有一點新的東西出來,連自己這關都通不過。人到后來想法也更加多了,越畫就好像越覺得不到位,或者是不完善,或者是需要有些調整的東西,像我們這個年齡,做一個展覽也就是能體現你人生藝術中的一個階段,所以不需要辦那么多展覽。
B:今年你62 歲了。58 歲時,就有很多人問你,打算什么時候從川美院長的位子上退休,專心創作。但在去年,你61 歲的時候,你不但沒有退休, 還增加了一頂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代藝術院院長的“帽子”,聽說是文化部直接任命的,身上的行政“擔子”又增加了一副。
L:決定再挑一副擔子時,我考慮了很久,因為這種活是一個國家的事情,要是做不好真叫耽誤了國家大事。中國到了今天,需要展示自己文化了,我覺得這是文化部一個很大策略的調整。在這樣大的背景下,我愿意做好開篇的工作,把它的平臺在起點的時候,就能夠按照文化部的要求和大家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期盼,盡可能搭建得高一點。
B:但上次我采訪你的時候,你就說很多精力都用在職工分房子上,對一個藝術家來說,分散了很多精力,現在您上升到國家層面,是不是行政事務就更多了?您怎么分配你的時間的?
L:打個比喻吧,本來可以挑一百斤,現在又給你加五十斤,那就是更重了,回去還得自己干自己的活,這個就很勞累,還有塊自留地,然后公家的事情還得忙活,但你的精力有限,如果你沒有這些活,完全做自留地,我想你的自留地會長得更好一點。
B:要是你多刨自留地,有的人會說羅中立會再創造出類似《父親》這樣的作品,您認為這是很大的犧牲嗎?
L:有的時候是不會依你個人愿望的,當事情推到你眼前的時候,你在掂量時,責任和個人可能是不太成比例的。就我個人認為,每個人應該發揮他的長處,以這樣的方式來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貢獻,這樣會是更大的收獲。
B:你的長處是什么呢?
L:長處還是刨自留地吧。
B:但現在沒辦法刨自留地啊?
L:讓自留地茁壯成長,多長出一點好的果實,這個應該是對國家對社會對個人都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因為我比較愛這個,應該回到我們的起點。我也期待,盡管有這么多的社會頭銜和擔子壓在你身上,這是一種責任,和一種身不由己的無奈吧。有的時候真會捶胸頓足。
B:你內心期待什么時候退休?
L:今天就想退休,隨時都想退休,一晃卻過了10年了。有時想起來很可怕,作為個人來講,50 歲到60 歲正是最成熟、最應有收獲的時候,“自留地”應該是收獲最興旺的時候。但是我卻花了很多時間耗在學校,又剛好趕上高等院校擴招,我們這一任院長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辛苦的一任院長。這些院長們除了以前院長承擔的任務以外,還面臨新校的擴建,這恰恰是外行來做房地產的事,房地產老板面臨的所有問題,我們都可能面臨。
B:退休之后,你對自己生活有什么設想?
L:愛好美術,是我從小就有的志向和理想,也是一個夢。幾十年下來,回過頭看,多多少少都有感慨。實現這個夢的過程,其實是坎坎坷坷,彎彎曲曲的,有時事與愿違,歪打正著。回過頭去看時,還是想回到起點,回到人生最早的夢想。我發覺和很多人交談的時候,盡管他們以后的職業跟當初的理想并不一致,卻念念不忘還在回味他們當年的理想。有些人有成就了,跟我在聊天的時候說當年自己也想當畫家。其實,他們內心深處會和我們這種畫畫的人有種天然的溝通。在溝通和交往中,他們會有種對自己夢想的一種虛擬的實現和滿足。當然我們就更幸運了,能夠回到這個起點,在起點中走完一生,我覺得這個是很完美的。
B:當代藝術家強調張揚個性,你同時具有行政官員和藝術家的雙重身份,怎么協調個性與體制之間的關系?
L:這些年,當代藝術有很多極端個案。當代藝術家更多的是張揚個性,我覺得這是當代藝術非常可貴的一面,也應該保持的一面,同時我們還需要形成一個行業的自律。
我們是過來人,現在中國藝術創作環境是從來沒有過的自由和開放。記得我剛上美院附中的時候,高年級有個“紫羅蘭社”,就是繪畫的顏色稍微偏了,沒有用紅色,更多的用紫色和藍色,就被說成是反革命組織,老師和學生被開除,那種思想上的陰影,到現在都隱隱作痛。我們為了愛好,千方百計考上美院,但是學校卻不讓你畫畫,同學坐在床上可以聊天,可以打鬧,但是不能畫畫。
大家要愛護、尊重現在這種環境,四川美術學院是很公正、很開放、很包容的一個學校,這里面我們把握了一個底線,沒有底線就要亂套,但設太多的規矩,就會失去活力,這個分寸的把握很重要。
底線也就是說不能有色情、暴力、政治上敏感的作品。每次展覽前我都看作品,看到涉及底線的作品,我會讓他們拿下,我甚至會說這件作品我個人很喜歡,但是今天這個場所你別拿出來,因為我們是面對社會開放的展覽,今天的局面大家要愛護。維護底線,也營造了更大的自由環境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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