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一位文學青年，寫了本小說，紀念和妻子相濡以沫的生活，后來出版成冊。在文革中不敢保留，全部燒掉了。老先生的后人這些年一直想找這本書，找遍中國，也只在港大的圖書館藏書里找到一冊，還屬于不能外借的。幾經輾轉，在美國的幾座大學圖書館里找到了這本記錄中國人愛情故事的小書，保存完好，才得償所愿。

　　方力鈞比上述那本書作者的后人幸運多了，雖生于上世紀60年代，卻保存下了少年時期的畫作，幾乎所有手稿都帶到了美術館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個小紙片兒都沒放過”，這應該最是讓策展人郭曉彥興奮的地方。這場名為《方力鈞 反記憶》的文獻展，記述了從1963年開始，方力鈞的成長與藝術創作的經歷。在去年底廣東美術館的基礎上，又加入了這兩年他新創作的幾件大幅作品。

　　就在展覽前不久，他的新書《像野狗一樣生長》在三聯書店6月的榜單里排第一。很快便有媒體列出諸如“從畫室轉戰書房當代藝術家紛紛創銷售高峰”的標題，但其實這本書，和張曉剛的書信集、蔡國強的《盜火者獨白》相比多少有些不同，方力鈞對此也有話要說。

　　在中年時梳理過自己生活脈絡的人，通常來說，回顧之后必有大悟。他常常笑而不語，卻說出了很多這些年來我們想了解的實情——比如對F4的稱號到底感受如何，如何保住江湖地位，到底是不是拜金主義者……你能看到大學時熟讀西方哲學書籍給他帶來的深刻影響，也能看出他曾是個數學學得很好的理科生，而近年來開“茶馬古道”和“岳麓山屋”兩間在白領間頗有名氣的餐廳，讓他雙腳挨著地，在創作之余，也要考慮成本、盈利和員工管理。

　　訪談

　　“這本書我看不下去 ，覺得別扭”

　　經濟觀察報：《像野狗一樣生長》的標題很吸引人眼球，排到書榜第一，“野狗”兩個字對銷量是不是幫助挺大的?

　　方力鈞：(笑)有點幫助吧，看起來是不是挺嘩眾取寵的?

　　經濟觀察報：從標志性的“光頭”，到這回“野狗”，你怎么老用這種“潑皮范兒”的東西表達自己?

　　方力鈞：其實挺嚴肅的，莊重點說，這是一個人的哲學觀。這個書名是我平常說得挺多的一句話，也是我作為一個生命體，有生之年里的至高理想。如果能達到，說明我很成功了(笑)。只是它是一個夢想，不太可能一對一地實現。

　　經濟觀察報：說說這本書，腰封上的宣傳語說是你的自傳，但是看起來不太像。

　　方力鈞：這本書有點遺憾。其實它不是我的自傳，可能是為了賣書吧，就寫成了我的自傳。這是十幾年里關于我的一些采訪記錄，羅怡整理出來的。羅怡是個作家，把這些東西統一了口氣和文法，好像是一口氣寫出來的。這是唯一我不太滿意的地方，你想，十幾年時間的積淀和同一種口氣是有很大不同的。之前的經歷和背景，不是現在的，我可能說話的語氣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現在看這書，有點看不下去，覺得別扭。

　　“沒有幾個藝術家不想成為F4”

　　經濟觀察報：你的畫賣得那么貴，動不動好幾千萬，心態還能平和嗎?

　　方力鈞：我運氣好，1992年就開始賣畫了，我幾乎沒經歷過梵高傳里那種窮苦的畫家生活。畫的價格一直就比較穩定，我這方面的波動和落差會小一點。那么大的數字，短時間會不適應。但是你坐下來細想，作品還是太便宜了。相對于貨幣的膨脹，藝術品價格還是便宜的。

　　經濟觀察報：沒有虛高?

　　方力鈞：我是拜金主義者，有時候我也說，錢就是狗屁。我覺得藝術品從來沒有虛高過，只要它真的是藝術品。真正虛高的是貨幣。我們被它摧毀了，不太注重真實的感受。而總是注重是個屁的東西。

　　另一方面，藝術品有不同的價值屬性，它也有不同的功能，有人作為投資鏈條的一部分，有的是虛榮工具，還有春宮畫呢，那就是色情產品。它有好多功能，是人的復雜和社會的復雜才導致了它的復雜，這不能作為詬病藝術品虛高的理由。

　　經濟觀察報：藝術圈管你們幾個(張曉剛、岳敏君、王廣義、方力鈞)叫F4、四大金剛、天王，叫了這么多年，你煩嗎?

　　方力鈞：去年在廣州做展覽開幕式的時候，我喝醉了，突發奇想，我“強迫”大家為F4干杯。那天我們四個都在，然后又不停地相互喝酒，后來我就號召了一下。大家給我們起了這名，好像這名又不那么光彩，其實成為F4挺難的。除了F4自己之外，應該沒有幾個藝術家不想成為F4的。這應該是對我的一種鞭策。

　　經濟觀察報：這個標簽對你來說，最大的好處是什么?

　　方力鈞：就像我們去爬山，導游或者當地人說，那個山頭有個奶奶廟，大家就會有個目標，要走到那個奶奶廟，另一個地方也許風景更好，沒有奶奶廟，也許大家就不會去了。標簽的意義對于普通人在于這兒，貼個門牌，1號，讓大家找到我們，游客在門口合影留念，專家學者就會進門來研究。

　　經濟觀察報：所以，作為F4之一，算社會的寵兒，金字塔尖的人。至少你沒有被埋沒，得到了好的創作環境和條件，最重要是獲得了認可。

　　方力鈞：這不是我習慣談論這個話題的方式。如果是我來說的話，我會做一個表格，會把和生活各個方面做一個統計，商人是什么樣，政界是什么樣的，打工的是什么樣的，各個行業都是什么情況。只有這樣比較，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才知道什么叫寵兒。我從來沒有那么樂觀，我在你們眼里的位置，其實也是被虛高了。

　　多說一點，有時候你會充滿責任感，有時候你又覺得高高興興把自己的事管好就好，有時候你又受到了潮流的影響，想跟著大伙瘋狂一下，毀滅就大家一起毀滅了。其實我覺得這是無能為力的，好在悲觀主義者他會及時行樂。我是悲觀主義者。

　　經濟觀察報：像你這樣成功的人，還說悲觀主義算矯情嗎?

　　方力鈞：比如說我們不可能比生命本身還珍貴的東西，不是說最后那十分鐘，最后那倒計時是流失生命，你現在的每個階段都是在流失，所以呢，我們在采訪的時候，你是付出生命給我，我付出生命給你，我們在拿命換這個采訪。你說這是悲觀主義也好，我是這樣想問題的，這是我的方式。我老惦記著這事，所以我不太會去做些沒意義的事。你可能會說，這人太裝了。我覺得這個觀念對我的生活有指導意義，挺有用的。

　　“我不是天才，是朵老花”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自己在畫畫上有天才的成分嗎?

　　方力鈞：不是，肯定不是。8月你來看展覽，你就明白了。在和同年齡、學畫畫相同階段的人相比，我總是最差的。大家來看展覽，會很高興，他們會說，這人原來畫得這么差啊!這是公認的，不止一個人說(笑)。現在的這些學生來看就更不得了，跟他們比我就更差了。同比我就很差了。這次展覽的畫冊有王璜生給我寫的文章，他說他兒子畫得都比我好。

　　我是那種什么事都需要特別長的時間，拿自己做實驗品一樣，等我自己慢慢懂，慢慢覺悟，才能想，噢，是這樣啊。

　　經濟觀察報：你想過自己的江湖地位有一天不保嗎?

　　方力鈞：在我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剛剛工作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是鐵板一塊，沒有自由職業，沒有獨立藝術家。那時有個現實的目標，就是在鐵板一塊的社會里，給我們一個小夾縫，一個小的存活空間。我們力量很弱，那時我們就走上了一條路，要么敗下陣來，要么社會變得豐富起來。

　　再過一段呢，當我們被接受后，就有第三種聲音出來，說，這兩種我都不要，我有新的路。這樣就會有第四種、第五種出來。

　　其實我們做的最偉大的，也是最被人忽視的是：從功利上，是埋葬自己的過程。

　　等到社會形態比較正常的時候，我們就變成了千萬朵鮮花中的一朵，放的時間長點，還是朵老花。這是我提前就能預料到的。但是我特別高興，當初的預計差不多成為了現實。有太多的可能性。說起來覺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一樣(笑)。

　　至于江湖地位，積極地說，只要你的作品能出來，就能萬古長青;消極一點說，只要你還活著，就能混口飯吃。

　　“偶爾得意可以，到處發瘋不對頭”

　　經濟觀察報：有人把你和王朔、崔健劃在一個圈里，算是上世紀90年代文化藝術圈很風云的人物。結果你用了“高攀”兩個字，令人驚訝。你一直都是這么低姿態嗎?

　　方力鈞：人可以大體上分成兩個方面：別人怎么看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有時候我們會對別人的看法疑惑了，然后就像個傻子似的被搞得很麻煩。另一方面，大家都希望清晰地認識自己，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多做功課來充分的認識自己。

　　我其實沒太大的變化，更多的時候，反而回過去想，還能想到很多窮的時候、年輕的時候的好處。有得有失，現在貌似是得到多了，任何得到都是要占用空間的，它占用的，是你閑置的空間，還是本來更珍貴的空間。其實沒什么可高興的，人本來就越走越窄，無論你怎么選擇，人生本來就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和熟悉的朋友、沒人的時候撒個野，發個瘋，得意忘形一下還是可以的，到處發瘋就不對頭了。

　　經濟觀察報：你曾經說，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獨立性是他社會責任感的體現，這么多年，有人侵犯到你的獨立性了嗎?

　　方力鈞：這事兒很復雜，我們很難從一條線，一個面去撞過去，就叫觸犯了。更多的像一個球，有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比如你練了很多招逃跑，你會逃得很及時，你會很警覺，有點危險信號你就警惕起來。這樣的你，就很難發生被老虎咬住了再掙脫的事兒。如果你想到過你要獨立，你要自由的話，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整個生物鐘、生態系統都在圍繞這個概念而進行。我自己的話，到目前為止還好。但是這話不能說大了，在被毀掉之前吧，都不能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