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有新聞稱每年北大招收30—40名藝術特長生，有三種方式享受降分錄取，其中降分幅度最大的可達到150分左右。這一上北大的訣竅一經媒體披露，引來了很多網友的熱議，一些人認為這一降分制度并不合理。這些觀點，和前些日子唐駿“學歷門”風波一樣，都表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學歷社會。而導致學歷社會根源，是知識的工具化。唯學歷、假學歷、學歷注水、不滿因藝術特長的降分，這些看起來是教育的危機，但本源還是知識的危機。由于知識被完全工具化了，才會有這些怪相的發生。

　　在我看來，因藝術特長而降分，只要是公正透明的，中間沒什么貓膩，沒什么可質疑的。在很多國家都有這種制度，也既有藝術和體育特長的人，可以得到加分。認為這種制度不合理的人，無非是認為那種純粹的知識考試，才能代表一個人真正的精神水平。這無疑是對教育的最大誤解。不錯，知識對人類生活，確實是有工具價值的，但它的本質卻是精神性的，源自人類渴望真善美的天性。而工具性不過是知識的一個附屬價值，但如今卻成了一種主導價值。因為對知識本質的認知錯誤，知識或淪為分數的奴隸，或淪為權力的奴隸，或淪為利益的工具，也就不難理解了。

　　于是生產與傳播知識的教育體制，自然成為人們追求權力和財富的工具?？鬃雍茉缇妥⒁獾竭@個問題，所以他說“君子不器”，這里“器”就是指器具、工具，要人們把人文之“學”與工具性知識分開。“學”在孔子的字典中，更多地指修習一種人文精神。孔子并不把“學”作為一種謀生手段，而視為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甚至是生命的目的，他更看重的是學者如何通過學來使生命變得更為豐富。所以他說學而能不想著俸祿，是不易得的。“學”在上古時代，就有“覺”的意思，和今天“學習”的意思有很大不同。

　　上個世紀80年代，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就對現代大學體制的工具化有過非常深刻的批判。在他看來，高等教育體制是現代社會一切不平等權力關系的再生產場所，只不過它借用了文化和知識這個符號系統。現代人大多認為大學是知識的中立者，學者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促進社會整體利益。但事實上，現代大學的真正功能是為了實現權力體系的合法傳承。一方面它只會保存、傳授、或神圣化有利維持現有權力關系的文化和知識傳統;另一方面，它通過一種貌似公平的競爭方式，掩蓋了對權力關系的傳遞。也就是說，現在的大學，傳授知識只是他的一個功能，它的主要功能是再生產社會權力，并使之變得合法化與神圣化。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統治階層和特權階層的子女，比一般民眾子弟，進入名牌大學及出國升造的條件和機率都要大得多。學歷至上的目的，就是通過對人貼上“優”“劣”的標簽，使那些在名牌大學出身的特權子弟，在社會權力分配中能輕易獲得理想的地位和職業，以方便他們繼續待在社會上層。那些學歷不夠的人，自然淪落社會下層。與血統論對權力的必然傳遞不同，現代大學機制采用的是一種大機率傳遞，來實現集團或階級之間的權力關系的再生產。

　　在布爾迪厄看來，大學教育正在成為社會生產不平等權力的工具。人們對教育的重視，并不是為了獲得培養個體自主能力和獨立的人格意識，而是期望擁有一張進入社會上層的的通行證。于是嚴酷的考試和知識灌輸機制，在忽略了年輕人人格教育的同時，將輕視個體自尊、強化社會等級的觀念反而彰顯了出來。那些高學歷者，往往成了有專業知識無人文情懷、只關心個人利益并無公共精神的群體，他們多是權力和名利信徒，成為穩定特權階層的主導力量。原本為了促進社會進步的知識與文化系統，也被異化成了維護權力壟斷和社會等級的工具。這也是當下社會唐俊之流層出不窮的一個重要原因。

　　學歷社會的本質就是把人教育成工具，一方面它只重視技術教育，將知識視為工具，用知識灌輸取代對知識的發現與創新;另一方面，它忽視人格教育，強化的是對權威和權力的服從和接受，將絕大多數學生培養成了對權力馴服的工具。這種將人矮化成工具的奴化教育理念，不僅形成對人格的異化，讓工具凌駕于精神之上，更使得崇尚個體尊嚴和理性質疑的現代社會精神，失去了生長的土壤。這種教育現狀，即便是真學歷，也讓人們不能不懷疑它們的含金量。可以說，人們針對大學教育種種錯誤的認知，不過是知識工具化的結果。

　　孔子說過：“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是對這種社會現實的反思。所謂“為己”，不是指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指為了自己的人格，也就是學習知識的目的是指向自我的。完善自我，成就一種理想的人格，是知識的最終目的。“為人”的意思，則將學問的目的指向了外在或他人的認可，為了迎合社會需要而進行的學問。即便在傳統儒家看來，使自己獲得一種完善的人格，不僅是學問的首要問題，也是終極問題。也就是說，一切學問的目的，都要指向這個目標。是繼續強化知識的工具價值，讓人奴役于物、讓工具超越精神之上;還是重提知識對精神與人格的完善，其實是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