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最早創立的藝術區創庫99曾聚集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藝術家,現在它已衰落。記者 趙永峰 攝
“老中青三代藝術家都不缺,你在香港或者臺灣都可以輕而易舉的找到云南藝術家的作品,價格從一兩萬到10幾萬元不等,誰也說不準這些人當中誰就是未來的張曉剛呢。”
“昆明也不缺藏家,很多有實力的地產商,煤礦老板都在收藏藝術品,但是云南沒有給他們提供一個健全的市場。”
4月,香港蘇富比春拍以20億港元的總成交額創下其單季拍賣的最高紀錄;5月,中國嘉德春拍又以21.28億元拔得內地單季拍賣的頭籌;6月,北京保利春拍中的黃庭堅《砥柱銘》以4.368億元的天價刷新了中國藝術品成交的紀錄。剛剛在香港、倫敦等地結束的2010年春拍,不斷被刷新的記錄見證了藝術品拍賣市場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復蘇。
另一方面,據雅昌藝術品調查公司的調查數據顯示:2009全年中國藝術品拍賣成交額達225.31億元,其中秋季成交額156.46 億元人民幣,比2008年同期劇增105%。
“藝術品投資的回報率在最近10年絕對是超過股票和房地產的。”昆明藝術學院藝術批評家林先生感嘆,不用說十年前,就是5年前購買一幅張曉剛的畫也就幾萬或者10幾萬元人民幣,而2008年,這位從昆明走出去的畫家的作品《血緣:大家庭3號》拍出4200萬港幣的天價,該畫曾經出現在威尼斯雙年展,當時估價僅是1950萬到2700萬港元。
而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取得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不僅是拍賣公司、畫廊等藝術機構得到迅速膨脹,藝術行業人群和收藏投資人群呈幾何式增長;在藝術品成交價格上,更是屢創天價,從古代到近現代,再到當代的藝術品價格都翻了數倍、百倍甚至千倍。
一直以來, 云南總能吸引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這里創作,他們活躍在麗江古城、靜養在洱海湖畔、或散落在昆明的邊緣地帶。但不管藝術品市場好與壞,熱與冷,似乎與出產大量優秀藝術家的云南并沒有關系?
市場
云南藝術家總被拋棄在外?
一年了,沈見華的作品依然掛在墻頭。洱海邊,藝術似乎不是稀缺品;和住在這個村子的其他藝術家一樣,他必須重新丈量藝術與現實的差距,或者選擇離開。
洱海的風習習吹來,掀開麻布制成的門簾在小樓里轉悠一圈后帶走濁氣——這里是白族民居。來自上海的藝術家沈見華和他的三口之家享受著云南帶給他們所有的不同。這是美好的生活,但美好的生活必須建立在良好的經濟基礎上,這是沈見華始料未及的。
一直從事攝影的沈見華初到云南時曾舉辦過一次作品展,他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在云南尋找到市場,但一年過去了,屈指可數的收藏者仍然來自遠方。“我正在考慮搬到泰國清邁去,聽說那里氛圍不錯,市場也會好一些。”沈見華認為,打算抽時間到泰國走一圈。
和沈見華有相似經歷的還有創庫畫家胡俊,1988年畢業于云南藝術學院,但在整個堅持創作的1990年代胡俊沒有賣出過一張畫,如果不是一份大學教員的工作為他解決生活成本問題的話,他也許早就放棄了純藝術創作之路。而今,他簽約了由臺灣地產商李志銘先生創辦的起藝畫廊,每年為畫廊提供6幅作品;而畫廊負責在北京、臺灣、紐約等藝術展覽中對其作品進行推廣。
“云南是藝術家的天堂,也是藝術家的地獄。 ”從創作來說,云南文化的多樣性為藝術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素材,而云南的市場卻逼迫藝術家集體出走。就在藝術品市場不斷升溫的10年里,云南藝術品市場卻始終處于較低的水平線上。胡俊說:“云南不缺藝術家,也不缺優秀的藝術作品,但很多藝術家作品出來后只能放在家里等買家。”
有人說,從云南走出去的這批藝術家本身就是一個產業,他們年均創造的產值可以輕而易舉的超過云南一個縣的年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云南產生的中國第一個藝術社區——創庫里,唐志剛、張曉剛、葉永清、毛旭輝等等一批有影響力的藝術家驗證了這一點。他們從云南走出來,他們創作的藝術品成為佳士得、蘇富比等等引領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拍賣公司最炙手可熱的拍品。“2009胡潤藝術榜”中,2008年度公開拍賣市場作品總成交額最高的中國在世藝術家排名榜單中,云南籍藝術家張曉剛以3.01億元的總成交額排名第一。”
但是,高產值的藝術家們并沒有給云南的藝術市場帶來生機。在這里,幾乎完全沒有為藝術家提供藝術品市場所必需的任何一個環節。唯一一家畫廊的運作只能依靠其他副業來支撐;唯一一家獲得“一、二、三類文物拍賣”資格的專業藝術品拍賣機構僅有“典藏”拍賣公司一家。而該公司的葉副總表示,公司現在主要集中在雜項、字畫等傳統項目上。該公司在今年藝術品市場升溫的大背景下,剛剛落槌的春拍達到了3000萬元的成交額,這雖然不是該公司創造的最好業績,但也算是較好的成績。但他們也很少涉足當代藝術,因為市場不在云南。
“老中青三代藝術家都不缺,你在香港或者臺灣都可以輕而易舉的找到云南藝術家的作品,價格從一兩萬到10幾萬元不等,誰也說不準這些人當中誰就是未來的張曉剛呢。”胡俊說。
“云南是一個失敗者的天堂。那是一個失敗者去了會忘卻自我的地方。”葉永青回到故鄉昆明時曾這樣說。藝術家的敏感注定了他們是最容易受到傷害的群體,所以云南總能成為藝術家的避難所。可他們一旦養好傷,積蓄了足夠的能量便會選擇離開,因為這里沒有可供他們飛翔的空間。
收藏
云南其實不缺藏家
在陽光明媚的華山南路上,陳勇透過玻璃窗被街上路過的人群打量著,和他店面里掛的國畫一樣,30多歲的陳勇顯得有些老沉,但自信滿滿。在這里集中著昆明僅存的幾家畫苑、畫店和畫廊,陳勇經營的君來訪書畫苑由云南著名書畫家袁曉岑題寫。年富力強的他是專業的藏家也是精明的商人,除了畫的價格,他幾乎不會透露任何與經濟有關的信息。
和大多數中國藏家一樣,云南的藏家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信息,他們雖然一擲千金,但卻總是保持著神秘感。
近年,中國投資者的購買實力不僅僅體現在內地拍賣市場,在香港拍賣會上,中國內地買家的力量正在逐漸增強。今年香港蘇富比和佳士得的春拍顯示出了中國收藏家極大的購藏熱情。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高逸龍在拍賣會結束后向媒體表示:“ 香港拍場上的活力是我從未感受過的,來自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及亞洲其他地區的買家對于頂級珍罕的精品競投激烈。盡管全球其他地區的經濟還處于復蘇期,但亞洲藝術市場上卻似乎看不到絲毫經濟低迷的蹤影。”
當然,海外拍賣市場同樣感受到一股來自中國的強勁購買力,今年5月11日,佳士得倫敦“中國瓷器與藝術品專場”,華裔買家包攬了本場前10名中的 6件藏品;5月17日,英國倫敦寶龍拍賣行“中國瓷器與藝術品專場”,中國買家成交額達300萬英鎊,占全場成交額的45.46%(本場總成交額為660 萬英鎊)。
這種場景在紐約等其他地區的拍賣會上并不鮮見。2008—2009年,中國投資者在佳士得的購買力增長了94%;2009年,蘇富比中國內地買家首次超過香港買家,其購買力較2008年春拍翻了一翻。“在倫敦和紐約,雖然中國藏家數量少,但是他們購買力很強。”首爾拍賣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沈美成說,在佳士得和蘇富比有個玩笑:如果在拍賣會上看到一個中國人,那這次的價格就要漲10%。
大部分活躍在市場上的收藏家都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港臺媒體曾這樣描述這群“內地買家”:他們主要是來自江浙一帶的私企老板,他們年齡大多在40到60歲之間,年富力強,精明能干。雖然他們未必是鑒賞的行家,但有著商人的眼光和頭腦。即使中國的購買力被海外看好,Artnews2009年評選的全球頂級收藏家200強,卻絲毫不見內地藏家的身影。
“昆明也不缺藏家,很多有實力的地產商,煤礦老板都在收藏藝術品,但是云南沒有給他們提供一個健全的市場。”云南藝術學院美術館館長林善文說,昆明的藝術家似乎習慣將畫擺在家里賣,而收藏家也習慣跑到藝術家家里買畫,其實云南不缺少藝術品,也不缺少藏家,但藝術家和藏家已經習慣了這種原始的交易方式。
“我們現在每年的投入超過百萬,但卻一直沒有任何回報。”文達畫廊老板祝巍是云南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在這個原始且混亂的市場里,祝巍有時顯得力不從心。
“很艱難,大公司的拍品是人家送上門,而我們必須上門組織拍品。今年這個成績已經很不錯了。”葉副總說,云南藝術品市場很不成熟,拍賣公司本來應該是藝術品市場的末端,但他們現在不僅要與眾多藏家打交道,還要與藝術家打交道。沒有成熟的畫廊,沒有藝術經紀人等等中間環節。
投資
作品擠壓卻不知該從何入手
“美術史不是由藝術家單獨書寫的,他必須有藝術家、批評家、策展人、媒體、畫廊、藝術經紀人、拍賣公司然后到藏家是一個鏈條來共同書寫。”祝巍說,藝術經濟體系是由西方人建立,藝術品從產出到銷售都是完全透明的,藝術品的漲跌就如股票一樣,一目了然。而昆明人還是習慣蒙著葫蘆賣藥的老辦法,藝術品真偽全憑蒙,藝術品價格不看市場看關系。
在沒有市場體系的情況下,昆明藝術家早在1998年、剛剛從重慶回到昆明的葉永清和陳家剛在后新街7號選定了一處老宅,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藝術家自營區。
2000年,記者剛到昆明時,被朋友硬拉到上河會館喝酒,至今記者依然清楚地記得,進入院門就可以看到長滿女人長腿的蜈蚣,不對,好像是蜘蛛。通過一個過廊進入會館里面的大院子,藝術家們的畫作掛在墻上,院子的另外一頭是一個屏幕,用于展播影像作品。
“這是個小小的系統工程。酒吧、餐廳、咖啡和茶室、書屋和禮品間及客房,提供了會商、會議和會晤以及約會的良好環境。”葉永青應該就是經常坐在院子里,抱著茶壺的那個光頭。提供這么多的經營項目主要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人走進藝術,葉永青在達成愿望之前首先做了一個成功的酒吧老板。
很多藝術家在這里第一次賣出了作品。可買作品的人多半是外省、外國的收藏家。這不是葉永青想要的,他開設上河會館的初衷其實就是想在云南開辟藝術品市場,培養一批云南藏家。于是,請本地商人、企業家吃飯拉關系,搞推銷成了葉永青那一段時期最不愿做,但又必須做的事情。
當年叫賣都難以脫手的畫,“現在那些作者的哪一幅畫不升值?有的甚至升了幾千倍,買畫的老板可發了。”這也是葉永青感到最安慰的一點。張曉剛的畫在1980年只要100美元一幅,1993年只要 1000美元一幅,2000年以后也不過只是幾萬元人民幣一幅;直到2006年,張曉剛的《大家庭》系列在國際市場屢創天價,消息傳來,連張曉剛本人也感到驚訝,“這些人都瘋了嗎?”而他的作品就曾在上河會館出售過。
2001年,葉永青又創辦了昆明創庫藝術社區,這里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藝術社區,從這里走出了許多重量級的當代藝術家。而就在這批藝術家從這里走向國際的同時,創庫卻日益衰落。“現在只留下五六個藝術家了,租金越來越高,作品越來越少。”至今仍然堅守創庫的藝術家胡俊說,創庫是中國第一個藝術社區,但現在被全國人民熟知的是北京的 “789”,上海的“莫干山路”等等,而且“創庫”仍在不停地鬧出各種風波,就連創辦者葉永青本人也很少回到這里,他多數時間云游在世界各地。
畫廊
原始市場需要“足球俱樂部”
“99藝術空間”是李志銘用來展示自己收藏作品的地方,但這個長期免費開放的藝術空間卻少有市民光顧,這讓滿懷希望的李志銘感到極大的失落。“在美國一個藝術展的門票要六七十美元,還要排隊才能看到,但是在昆明這么一個免費的空間卻沒有人來看。”李志銘以100萬元的價格將展廳租了出去。而自己收藏的作品只能放在倉庫里。
十多年過去了,就在這些從云南走出去的藝術家在佳士得、蘇富比拍出天價作品的時候,云南還沒有任何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畫廊。“小小的臺灣在1990年代,成規模的畫廊就達到了50多家,近年有10多家臺灣畫廊紛紛落戶北京,搶占中國藝術品市場份額。”林善文說,如果沒有畫廊就等于沒有了交易平臺,沒有交易,作品除了得不到更多認可,日常的生活開支也成了藝術家們必須操心的問題。
“如果我們云南有20家畫廊,那么很多有潛質的藝術家就不用擔心作品的推廣和銷售,拍賣公司也就不用親自去組織拍品,市場也就自然活起來了。”張葉榮說,畫廊相當于足球俱樂部,藝術家就是運動員;好的俱樂部與球星簽約,參加世界最高級別的聯賽;好的畫廊與明星藝術家簽約參加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展;在甲級隊后面有乙級隊,丙級隊,畫家就像是運動員,成名之前與丙級或者乙隊簽約,一旦被甲級隊看中,身價自然跟著漲了上去,如果能在英超曼聯隊踢上主力的話,他就成為了世界球星了。在合約期滿后藝術家也有自由選擇更好的俱樂部效力。
畫廊是形成藝術品市場最重要環節,他們直接聯系著藝術家、經紀人、藏家或風險投資人等等,而拍賣會是屬于市場的末端。在今年3月份的臺灣《藝術家》雜志上記者看到,從今年1月到3月,全臺灣各種藝術展覽有千次以上,而這些藝術展主要由遍布全臺的畫廊和政府文化部門參與操作實現。“不管是在臺灣還是其他地方,藏家會直接找有信譽的畫廊賣畫,因為他不需要花大量時間去考察每一個畫家情況,每一個畫廊都會與一批藏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而每年春秋兩季拍賣會是頂級藏家必須參加的,因為一般只有在畫廊買不到的畫才會到拍賣會上去買。”祝巍說。
而現在的云南,藝術品交易仍然停留在一買一賣的原始操作方式上。記者走訪了昆明多家畫廊發現,多數畫廊其實只是美術雜貨鋪,他們只是簡單的買賣美術商品;而畫廊應該是一個藝術投資機構,他的主要功能是為藏家提供藝術品收藏資訊,挑選有升值空間的藏品。簡單的說,畫店提供的是商品,而畫廊提供的是風險投資服務。
“云南市場上,我們算是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畫廊,目前已經有3名簽約畫家。”祝巍說。文達畫廊主營是大眾更容易接受的風景畫, 兼藏一些版畫和當代藝術作品。如果市場繼續走好的話,他會考慮收藏更多風格的藝術品。
即使如此,2007年4月開張的文達畫廊經營得更像是一家裝飾公司,現在他們的主業仍然是出售畫框,以及為酒店等等場所提供裝飾畫。去年,在藝術品市場的持續升溫中,畫廊才正式全面展開藝術品收藏。“不知道回報會在什么時候到來,但開弓沒有回頭箭。”祝巍毫不懷疑云南藝術家創作奇跡的能力,他相信,在大盤整體走好的趨勢下,云南會很快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場體系。從長遠來看,目前這也是云南藝術品投資的最佳時機。
■場外音
藝術市場的培養離不開政府
創庫是中國第一個藝術社區,但現在正在衰落;99藝術空間被迫關閉。正當北京、上海、深圳、包括貴陽都已經意識到這個藝術市場的巨大潛力,不斷加大扶持力度,爭取議價權的時候,昆明這個藝術品高產的地方依然處于一種自身自滅的狀態下。
有的城市直接由政府出資,或者協助開辦各種藝術展,或者給政策扶持民間藝術機構開辦藝術展,“但是出過那么多藝術家、發生過很多藝術現象的昆明卻沒有一個像樣的雙年展或者是有影響力的展覽。”李志銘說,昆明要在今后的藝術品市場上取得話語權,就必須發展成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
五華區在區劃中失去了創庫藝術社區,于是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在金鼎山一片舊廠房辦起了金鼎1919藝術社區,但由于人氣難聚,該社區并沒有產生預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他們的方式是有問題的,通過招商引資的形式改造一片社區,商人投資是需要回報的,這樣以來就把很多藝術家擋在了門外。”胡俊說。
“昆明不是要發展博物館嗎?如果完全由政府出資,政府管理的話,這些博物館肯定不會發揮很好的作用。做這些必須有專業機構做,而政府只能是提供土地或者資金和監督的機構。” 李志銘說,建設多少博物館不等于就是絕對支撐,而這些博物館每年有多少展覽,這些展覽在世界范圍內造成多大影響,這才是博物館之城最重要的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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