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格納畫廊的隔壁，嚴培明剛剛完成了一幅關于上海的作品。畫面是一貫的單色調，粗獷的筆刷，灰暗的天空，的摩天大樓，與外灘的殖民地建筑遙相呼應。整個畫面色調陰沉，有如世界末日。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嚴培明以風景的方式描繪上海，對于以粗獷風格聞名的肖像畫家而言，這幾乎是破天荒的。不過他并不認為這是世界末日的寫照，“這只是一幅上海的夜景而已”。或許，他只是不愿意接受這個已然陌生的城市。

　　事實上， 20歲時嚴培明就離開了上海。30年之后，他回來了，并在世博會的法國館外面掛上了很多兒童的肖像。他將這組作品取名為《上海的孩子》。作為第一位進入羅浮宮舉辦個展的活著的藝術家，嚴培明已經被視為中國在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的當代畫家，但我們見到的他，卻顯得極為簡單、質樸，甚至可以用普通來形容。“我一件裝置也沒做過，我這一輩子就只畫畫了”，他叼著雪茄，長發披散，以一種絮絮叨叨的方式，說著他的悲觀、他的執著，以及他這一輩子只做的一件事：畫畫。

　　我不想表達那個一剎那

　　你這次給上海世博會的作品叫“上海的孩子”，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主題?

　　很簡單，這次世博會是在上海開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我的這個作品就叫“上海的孩子”，畫的都是民工的小孩。

　　你是想在一個盛世的背景下，通過一個底層的視角來表達?

　　也不是“底層”吧，“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什么是城市?以人為本，我畫的是這個，這是永恒的主題。我覺得不能只說“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應該是“人，讓生活更美好”。上次在尤倫斯的展覽也是關于孩子的——孤兒院的孩子。我所關心的只是人的問題。人，創造了一切，也破壞所有一切。人是動物中最殘酷的，但我們就是從這種殘酷之中發展而來的。今天的世界已經瞬息萬變。像今天的上海，已經與我那時的上海完全不是同一個城市了。我無法判斷這種巨變是好還是壞，我只能畫我看到的。

　　對這樣的變化你是樂觀的，還是比較悲觀?

　　我永遠都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悲觀的時候，你已經做好準備了。

　　為什么會做成旗幟的形式?

　　尤倫斯的展覽空間很大，你得填滿，另一個想法，就是以下半旗的形式來表達，而且是倒掛的。本來呢，我就叫它“下半旗”，別人一看就明白意思了，不過他們說中國的情況有點不一樣，后來就變成了“童年的風景”。如果是“下半旗”的話就比較強烈，比較……用安徒生的話就是比較抒情，也比較“傻”。

　　看你的作品里面似乎有一種不安全感，跟你的經歷有關系嗎?

　　也不是不安全感吧。人的表達方式往往來自于對什么感興趣，我就是對死亡比較感興趣而已。我害怕死亡，也不想死。我總是會回到自我的一個狀態里，總是會想：人活著的意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為什要出生在這樣一個世界里。人活著總要做一兩件事，于是我就變成了一個藝術家。我所表達的東西，并不是什么幸福啊、快樂啊，這樣的主題我沒有興趣。一天之中，人的快樂往往只是一剎那，其余的時間都是愁這愁那的。我不想表達那個一剎那。

　　你對生活的看法都是悲傷的嗎?

　　也不是。我只是想用我的方法來填滿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空間。行就行，不行也無所謂。作為一名純粹的藝術家，我要表達的都是我內心世界最關心的東西。像《上海的孩子》，它所面對的是現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雖然里面也有笑臉——這在我的作品里面幾乎是沒有的，但基本調子還是一樣，比較嚴肅。

　　父親在世的時候，你永遠都是一個小孩聽說你之所以走上畫畫的道路，跟你小時候有點口吃似乎有點關系，是這樣嗎?

　　當時在中國那樣一個社會，一個小孩子如果結巴，那他一定是很孤獨的，不愛說話的。那時候，我一直在想用什么語言去代替我說話。你可以變成一個音樂家，拉琴、彈琴、吹笛，或者成為一個作家。那我就畫畫，最后變成了一個畫家。我就是用畫畫來代替與人的交流。在我的生命當中，繪畫一直陪伴著我，它會永遠陪伴著我。

　　就拿我的一生來畫畫

　　我很好奇，你當時是怎么進入羅浮宮做個展的?因為在羅浮宮做展覽的藝術家都是去世藝術家。

　　羅浮宮是一個藝術的“墳墓”，作為第一個被邀請到羅浮宮做展的活著的藝術家，就像是在墳墓里展覽。我是在《蒙娜麗莎》的背后的那個廳里做的展覽，叫“蒙娜麗莎的葬禮”，整個布置就跟電影一樣，是一個灰的調子。我把《蒙娜麗莎》的背景，用一個寬銀幕的方式延續下去，然后旁邊有我父親的畫像，還有我自己的畫像，是我死了的樣子。我用《蒙娜麗莎》這樣一個西方藝術的高峰，文藝復興的象征，來代表藝術。我的父親就是一個抽象意義上的父親，不只是我個人意義上的父親。我作為兒子，也是一個抽象的代表。這樣，圣父，圣子，圣母——蒙娜麗莎，有這樣一個關系在里面。這個想法也是跟羅浮宮里面的一個策劃人聊出來的。當時羅浮宮已經變成了一個旅游的天堂，他們就想讓藝術回到羅浮宮來，讓藝術家回到殿堂里來。

　　結果爭議很大?

　　如果一個藝術作品沒有任何爭議的話，那就是糟糕的作品。好像你的大多數作品畫面都沒有背景，都是單色，布展的時候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輔助性的東西…… 你是什么時候形成了這種簡單而直接的風格?藝術語言一旦變得嗦，就會失去純粹的力量。這跟講故事一樣，講得太多，給觀眾想象的空間就少。我的藝術語言也是很簡單的，比較純粹，畫肖像就是肖像。畫毛澤東之前，我也是一直在畫人像，也是比較粗獷的、單色的。我這種風格的形成是很早了，我從小就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成長，從小就畫肖像，一直就對人的主題感興趣。

　　國內對你畫的毛澤東有什么反應嗎?

　　我從來不知道國內這邊的反應，我也不關心。中國也有好的藝術家，但他們大部分都在搞商品，就是在賺錢嘛。我有很多藝術家好朋友，比如劉小東啊、蔡國強啊。

　　你的作品似乎跟劉小東有相通之處，都是以畫畫的方式，但現在很多藝術家是在做行為、裝置、影像之類的，你有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我跟他是哥們，很好的關系。他每一張畫都是社會問題。他擺脫了官方的影響，走向了自我的價值。至于其他的時髦，我也不趕。像裝置，我太熟了，在法國我學的就是裝置。但我一件裝置也沒做過，我這一輩子就只畫畫了。我喜歡畫畫，我就拿我的一生來畫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