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由嘉德在線和北京時代美術館聯合主辦的樓上青年——2010青年批評家提名展學術研討會在時代美術館舉行，嘉德在線總裁陸昂以及吳鴻、杭春曉、何桂彥、段君、劉禮賓、杜曦云、王春辰、鮑棟、盛葳9位當下頗具活力的青年批評家到場參與討論。

 

　　作為“樓上青年——2010青年批評家提名展”的總結，本次研討會主要圍繞“青年批評家與當代傳媒的新型關系”、“青年批評家群體認識論上的合一性以及批評方法上的差異”、“第四代批評家的理論研究與展覽實踐”等議題展開，在批評家們各自發表的觀點與相互討論中，對提名展、批評家以及如何與媒體形成良好互動進行了深入探討和提升。

 

　　提名展不僅是提個名

 

　　在一個展覽繁雜、信息爆炸的年代，批評家提名展的存在還有多大必要性和可行性?它與90年代的提名展以及當下其他類型展覽之間的區別何在?意義何在?

 

　　吳 鴻：時下展覽雖多，有獨立學術觀點的并不多。

 

　　批評家提名展的樣式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其特點是區別于某一機構主辦的展覽或商業性質展覽。本次批評家提名展有幾個特點。

 

　　其一是獨立性，批評家在提名時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和暗示。獨立性本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但在當下展覽數量龐大到令人目不暇接的特殊環境中，具有獨立藝術觀點的展覽屈指可數。

 

　　其二是多元性，參展批評家雖然有一些年齡特點上的相近，也常有內部交流，但相互之間并沒有強制性的引導，大家都還是按照各自的學術見解來選擇提名哪些藝術家的。

 

　　其三是專題性，每人提名三四個藝術家，并不可能涵蓋各自學術邏輯中當代藝術的整體，因此實際提名的藝術家及作品，與每位批評家近期的關注點和看法有關，由此形成了專題。

 

　　其四，每位批評家因著各自觀點提名的藝術家作品之間，具有內在關聯性，自己可成為一體。而由10個觀點共同構成的這個提名展，也就具備了一定的整體關照性。

 

　　鮑 棟：僅僅提名做展并不夠。

 

　　批評家提名展這種形式當然有必要，但值得探討的是：這種形式的必要性有多大?其意義何在?邊界何在?局限性何在?

 

　　上世紀90年代初的批評家提名展，是傳媒、大眾、官方都忽視批評家群體的大背景下，批評家采取的一種方式，借此推動他們認為有價值的藝術家被關注。然而時至今日，僅僅是由批評家提個名，使藝術家被關注，這樣的形式是不是足夠?我認為這種模式的提名展并不足夠，因為今天的傳播已經不阻礙藝術家被關注了，門檻降低，自由度提高。提名展只是讓藝術家被更多人認識的這個功能，已經部分被取代了。

 

　　所以，現如今再提批評家提名展，絕對不能僅僅是提名和做展的概念，還要加強研究性和論述性，這才能讓這種形式在新時代發揮應有的意義。

 

　　杭春曉：提名展絕對不是評判展。

 

　　在現在展覽這么繁雜的情況下，我們坐在一起討論提名展，既是對批評家提名展的反思，也是對提名展的反思。當今時代，同樣是批評家提名展，由于立場的不同，可能導致結果完全不同。因此，我們需要還原到提名展本來的價值屬性：究竟什么是提名展?它最本質的意義是什么?

 

　　我個人認為，提名展絕對不是一個評判展。批評家提名藝術家這個舉動，并不是一種價值判斷，而僅僅是每位批評家近期學術研究的切片。一旦涉及判斷，就會有權力構建，而批評家提名展的實質，應是呈現出正在介入和接觸當代藝術的批評家怎么看待正在發生的事情，并沒有實際的功利心。因此在展覽的整體規劃上，是否呈現出了每個人的學術立場最為關鍵。當沒有外界限制的情況下，每個人的學術立場才能盡情發揮出來。

 

　　何桂彥：藝術市場化語境中，批評家面臨雙重尷尬。

 

　　從美術史來看，1994年到1996年間，相繼出現了油畫、雕塑等提名展。90年代中期的批評浪潮，我認為和80年代批評家與藝術家的良性互動是一脈相承的。而進入90年代末期，直到2006年，批評家提名展相對很少，原因一方面是展覽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是藝術家被認識的渠道增多了，批評家提名展的重要性被沖淡。

 

　　所以，在新時代重新來看批評家提名展，會發現我們面臨著雙重的尷尬：一是市場的力量日漸強大，批評家面臨身份危機;二是當代藝術進入天價，市場成了藝術最重要的推手，在藝術力量微弱的情況下，批評家如何保證學術的純粹性成了難題。

 

　　這次的批評家提名展爭議較少，學術性和公益性得到了普遍認可，但接下來也應考慮，如何在未來的后續展覽中提出相應學術主題，以及如何將現有力量轉化成具有建設性的資源。

 

　　王春辰：提名展要提出我們的問題。

 

　　這次提名展相對比較平和，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和討論，但提名展更多應該是要提出我們的問題。未來可以增強沖擊力，畢竟現在的展覽太多了，如何將青年批評家對事物的敏銳性和對藝術的直接表達更為有力地傳達出來，是需要思考的。

 

　　盛 葳：未來批評家提名展可以做成思想地圖。

 

　　從去年到今年我參加了三個提名展，這次相對來說更滿意一些。提名展無法形成專題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作品多，二是由多個批評家共同參與，每個人的方法都不一樣。因此，我建議今天的提名展不要照搬從前的樣式，而要做一些深入改進。比如參展的10位批評家每人設為一個單元，一個大展覽，十個小單元，以增進對藝術家的研究。單元之間，可以尋找到一些對比、聯系的關聯性，從大的層面來說，年輕批評家共同的天然性決定了他們之間必然會有一些共同的關注點，那么，把這些點連起來，批評家提名展就可以做成像“思想地圖”一樣，會很有意思。

 

　　劉禮賓：提名展要強調現場呈現。

 

　　批評家提名展有兩個要素是我最關心的：其一是提名權，能否保證獨立性和學術性;其二是對展場空間的把握，如果把握不當，作品的意義會因著空間的問題而發生轉化，甚至在作品與作品之間造成抵消。

 

　　這與提名展是否需要學術主題是關聯話題，如果展場呈現得到位，每位批評家主題之間的差異性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事實上，我提名的藝術家可能是別人不會去提名的，因為在他的學術脈絡里，這個藝術家的作品可能不重要。因此，可以加大前期準備的時間，在充分討論的情況下，提出學術主題，將早期的交鋒和矛盾性放在一起呈現出來。

 

　　年輕批評家的獨立與合一

 

　　“第四代批評家”是近兩年熱議的名詞，就在研討會舉辦的同時，沒能到場的魯明軍還在網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對“第四代批評家”分析歸類，并招來網友紛紛回帖。然而，由電影界而來的代系劃分是否適用于藝術批評?年輕批評家究竟該如何定位?

 

　　陸 昂：當代藝術批評要在獨立前提下形成合力。

 

　　藝術批評之所以能夠對藝術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核心在于藝術批評的聲音必須是系統的、傳承的、形成整體力量的。因此批評家必須團結起來，聚集起來，不能各自為戰;但是，這種團結是以思想和觀點的獨立性為前提的，不是相互串通，利益共謀，而是把各種觀點聚集起來，讓大家聽到我們，看到我們，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系統的影響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藝術批評的傳承性，批評的重要前提正在于它的獨立思考精神，因此我們傳承的是使命，不是觀點本身。觀點可以不同，也一定要不同，但是使命必須一致，必須相同，讓藝術批評的獨立思考精神一代一代傳下去，前赴后繼，發揚光大。

 

　　杜曦云：“第四代”不等于共謀。

 

　　現在很多人覺得“第四代批評家”這一群人聚在一起，是不是要共謀來搞什么事情。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群體認識路上的合一性。近期，所謂“第四代批評家”的各位批評家之間，分歧比較明顯，而且越來越大，我認為這是個好現象，“第四代”不等于共謀。

 

　　王春辰：對批評家不能符號化。

　　吳 鴻：第四代批評家還在進行時。

 

　　所謂第四代，大多都還是年輕批評家，都還在進行時，因此不要定論。從特點上來說，年輕批評家具備一些共性，如大多數從本科到博士都學的是美術學專業，這種教育背景決定了這一代批評家對問題分析的方式、提出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及寫作方式，都與年長的批評家不同。老一輩更多是依托于政治學和社會學背景，強調對時代的關注，坦言自己的興趣點不在視覺本身，這與那個時代中國對于西方現代藝術的了解與研究存在缺失有關。相比之下，年輕批評家更強調對個案的關注。

 

　　何桂彥：多元時代，不要急于歸類。

 

　　“第四代批評家”的概念，在年齡上說不準確，在學理上說，也不充分。西方是以學派，即批評方式來歸類。

 

　　和前幾代批評家相比，如今的年輕批評家學科背景不同，自身知識結構也不同，更重要的是，時代背景也不同。上世紀80年代活躍的批評家，帶有很強的文化使命感，而當代年輕批評家面對的是藝術多元化的局面，所以對個案、微觀的討論會更充分一些。

 

　　事實上，我們在座的年輕批評家，參與藝術批評的時間最多不超過10年，應該說我們都還沒有最終成形，因此現在歸類為時過早。

 

　　段 君：看看每一代人都做了哪些事情。

 

　　回顧歷史，90年代中期的提名展有對歷史環境很強的回應性，如反對藝術走向市場的趨勢，如傳統批評方式的失效。我們如今面臨的背景跟當時很像，整個中國當代藝術對于新的展覽、新的面貌也都是有期待的。

 

　　因此，就像回顧老一輩我們會說他們做了哪些事情一樣，在探討新時代新的批評方式的時候，我們也要思考這一代的任務是什么，我們都做了哪些事情。像這次的批評家提名展就提出了幾個關鍵詞：理性、反思、自覺。

 

　　鮑 棟：團體如何避免平均主義?

 

　　每個批評家都有自己認同的價值，但將批評家結合到一起，很容易變成平均主義，抹殺尖銳性，被迫接納一些本來不會接納的東西。因此，能否考慮以提名展模式作為基本框架，最后形成小的主題，進行相對深入的論述，這樣既保證了多元的價值觀和視野，也能保證提名的活力。

 

　　盛 葳：專業性不能只停留在文字上。

 

　　關于批評家和專業策展人的身份界定是目前熱議的話題，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在細節上，批評家必須向專業策展人發展。我們的學術脈絡和觀點，以及批評家與批評家之間的對比、碰撞，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字上，而要在實際空間中得到呈現。這樣的專業化，將有助于推進個案研究。

 

　　當謾罵成為一種流行

 

　　媒體與批評家的關系一直都很密切。網絡時代的來臨，網媒大量產生的同時，紙媒也因著網絡文化的發展而做出多種調整。新時代新媒體，批評家該如何應對?又該如何與媒體磨合，形成對藝術發展更有價值的聲音?

 

　　吳 鴻：批評家需要發表自己觀點的陣地。

 

　　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看，批評家需要發表自己觀點的陣地——媒體。以簡單線條來說，“85新潮”時期的《美術》雜志，是年輕編輯在試探邊界的過程，可以稱之為暗度陳倉型。后來出現的《中國美術報》，也是在體制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管領導的個人意志和寬容度，可以稱之為偷梁換柱型。到了90年代，《美術》和當代藝術幾乎無關，《中國美術報》停辦，90年代前期，出現了將地方性刊物借來辦刊的《藝術界》等，屬于草船借箭型。

 

　　而到了2000年以后，大眾和時尚媒體的相應版面和欄目關注當代藝術，同時，網絡媒體開始介入。

 

　　早期的大眾媒體存在幾個問題：一是對當代藝術特別是行為藝術的妖魔化，二是當時的編輯記者對于藝術的基本概念和價值觀缺乏專業準備，三是過于偏重地下藝術，將其與前衛藝術混淆，結果一方面過分宣傳了一些不重要的藝術家，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急于成名者利用，造成混亂。

 

　　網絡媒體的誕生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成為當今的代表性媒體。很多年輕批評家第一次發表文章都是在專業的網絡媒體上，可以說這些網絡媒體和批評家的成長密切相關。此外還有一些直投方式的雜志，良莠不齊，需區別對待。

 

　　總體上說，現在的批評家生存狀態更加多元化，和媒體的職業聯系不像80年代那么直接，因此，探討批評家與新媒體如何形成良性互動，就顯得尤為必要。

 

　　段 君：首先要反省的是嚴密性。

 

　　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說，在靜態雜志上發表文章，不會馬上得到反饋。而在網絡上發表批評文章，能迅速得到回應，你有任何不嚴密的地方，網友還會不斷追問。因此如果從反省自身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新時代新媒體的出現，要求批評家的行文措辭更加嚴密。

 

　　鮑 棟：網絡有時讓論證成了論戰。

 

　　今天的網絡已經超越了傳媒的概念，而成為生活本身。網絡對于批評的好處毋庸置疑，如傳播速度快、互動性強、程序上更加民主等，但正因為如此，網絡批評帶有很強的論辯性，即便本身不是論辯的話題，也可能引起論辯性的事件。其直接結果就是批評家在發表文章時，會有意突出論辯性的觀點，寫成了短文，但其背后大量的分析、研究和系統思考無法得到充分體現，這是網媒與傳統學術媒體相比的不足之處。

 

　　批評家對于網媒一開始是積極參與，近期卻反而成為大眾質疑的對象。網絡似乎更適合論戰，而不是論證。但這不是網絡的本質帶來的，而是我們的用法有問題。

 

　　盛 葳：學者應理性看待媒體需求。

 

　　我直接參與了五個刊物的編輯制作，最大感觸是，網絡時代迫使紙媒的分類分層更加明顯，對讀者群的定向更為細化。由此對藝術批評的直接影響就是，針對什么人群，發表什么樣的文章。同時，為了吸引眼球，媒體有時會鼓勵“罵派”文章。而這種情形下，學者容易在配合媒體需求的同時，迷失在光環中。我們應該更理性地來看待這個時代媒體因為自身轉變而帶來的某些特征。

 

　　何桂彥：網絡時代仍要保持學術規范。

 

　　媒體和批評是相互需要的，這點毫無疑問。當代藝術為什么需要媒體?是因為其產生的初衷就是前衛性和宣告性。諸如超現實主義等等，光自己出的刊物就多達十幾種。批評家需要媒體來掌握話語權，老一輩批評家即使直接不參與刊物的編纂，也大多是主要撰稿人。

 

　　而青年批評家與老一輩的不同在于，我們的起步大多是從網絡媒體開始的，并且因著網絡的便捷，大部分人五六年間就成長起來了。所以一方面，我們需探討網絡批評的規范性，如何讓批評家與網絡媒體保持良性互動;另一方面，鑒于目前的很多問題是媒體自身的不完善造成的，我們也要思考如何保持自己的學術規范，除了便捷的網絡媒體，也要更多轉到紙媒，特別是學院刊物上來。

 

　　杭春曉：保持理性，提防謾罵陷阱。

 

　　媒體與批評家的關系可以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來歸納。

 

　　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的優點是更為便捷，但很致命的問題在于，這種便捷也使參與者更容易陷入口水仗，從而喪失獨立、理性的方式。爭論的可怕性在于，可能把觀點極端化，這在今天存在著極大的危險。

 

　　因此，當我們介入爭論時，一定要如何保持理性的態度。是不是尖銳的爭論就一定有益于學術討論?事實證明，有時候本來很有價值的題目，最后變成了謾罵，背離了本身的價值，這是當今時代值得反省的陷阱。

 

　　杜曦云：當別人謾罵時，回應的選擇權在自己。

 

　　網絡的謾罵雖然讓很多人撓頭，但不管怎么說，我們無法制止，這是別人的自由，因噎廢食又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僅僅是：在當別人謾罵的時候，自己選擇罵還是不罵?

 

　　同時，我們也要相信讀者的判斷力，謾罵與有價值的評述同樣擺在網絡上，讀者自己也具備分辨能力，并不說是誰罵得夠響就信服誰。

 

　　一次展覽并不能說明一個批評家的學術全貌，更不可能根據這次展覽提名的藝術家，就給每位批評家都貼上一個或“抽象”或“寫實”的標簽。對批評家的歸類與判斷不能是在一個事先定好的框架之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