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的東方中國，明末清初的社會變革，使中國繪畫史上涌現出了一批“抑塞不拔”的美術“怪杰”。他們在藝術上不茍合取容，敢于突破前人窠臼，將生活中的真情實感融入書畫之中，賦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八大山人就是以其精練縱恣的筆墨和獨創的飄逸、冷峻畫風，抒發他那倔強的不言之意，而受到時代的高度評價，并對后輩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由此，而成為了中國乃至東方書畫藝壇的革新巨擘。

　　300多年來，八大山人的書畫藝術，從以石濤為代表的一大批藝術家們的推崇開始，至清中葉，揚州八怪在學習與借鑒八大山人藝術后所形成的別樣風格，使得這些后來者們得以在美術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而鄭板橋“八大山人名滿天下”的總結詩句，則讓更多的藝術家們，對八大山人及其藝術作品頂禮膜拜。八大山人的藝術，成為了追求“現代”藝術的人們在黑暗中追求、探索的手中火炬。這種光芒四射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晚清。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等秉承八大山人藝術思想、方法的藝術家們的崛起，20世紀的齊白石、林風眠等一大批追隨者們，又無不各自師八大山人心、師八大山人道，在承接八大山人那超越時空的“現代”藝術觀念并得以開示后，各自成家，終于形成了另一座近現代繪畫的群體高峰，這就是享譽世界的“海派繪畫”。

　　然而，中國美術史、美術理論研究卻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也存在著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尤其是做這門具有開拓性、冷僻的東方現代繪畫之父八大山人的研究。

　　在我教學及研究所目及的美術史研究著作中，除了黃賓虹等極少數美術史論家的著作外，幾十年來，所謂美術史的研究論著，在“史”與“論”兩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文獻、史料的挖掘公布，考證、考據手段的缺乏和運用，觀點的闡釋與邏輯的嚴密性等諸多方面，大都存在著或陳陳相因、或照搬西方的理論，生吞活剝，或人云亦云的諸多弊端和缺陷，鮮見有上佳的新發現、新觀點、新思想、新手段運用的理論著作和研究成果。

　　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有兩種情況：一是在做美術史的這些研究者，或許是一個懂得書畫的藝術家，但他并不是一個懂得做“史”的專家，更不是一個有著深刻思想的理論家。這種研究，憑感情出發，在缺乏科學的治史手段和學養不足的前提下，其著作自然難以有深度。另一方面，那些做“史”研究和懂得做“考據”且治學嚴謹、理性的專家，又并不一定是一個專業的美術家。而更多的現實情況是，這些史學家們并不愿意將自己的研究精力，放到美術史這一相對較小的研究課題上來。對于美術史中古代美術家們的研究，更是少見有史學家們的參與涉及。這就使得現階段的美術史研究，或曰美術家們對美術史、美術理論的研究，陷入到不斷地重復研究中。

　　蕭鴻鳴的新著《八大山人在介岡》(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4月版)，別開生面，給了我全新的感受。

　　鴻鳴是一位在美術實踐上斬獲頗豐的藝術家，又在明清史研究中積累了豐富的史學研究經驗，特別是他對于漢學體系當中“乾嘉學派”的推崇和繼承，使得他的八大山人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史學研究基礎上。

　　《八大山人在介岡》以八大山人遺留至今的作品為依據，以最新發現的文獻、史料，地方志、時人的筆記、別集記載為出發點，秉承乾嘉學派的“樸學”精神，運用考據、考證手段，將“詩學”“禪學”與美術史、美術理論緊密地結合起來，重視二重證據乃至多重證據，以此來考證和闡釋“八大山人在介岡”的事實。該著作澄清了八大山人研究當中許多懸而未決和模糊不清的問題，推翻了以往八大山人研究當中存在的謬說，使八大山人早期出家的時間、地點、禪門世系、所交人物、事件等失落的十五六年歷史，得以顯豁出來。

　　《八大山人在介岡》作為美術史論著作，從“史”的角度出發，其考釋謹嚴、準確，在“大歷史觀”的視角基礎上，打通了文獻、史料之間的藩籬，將證據、方法，乃至于問題的提出、懷疑所在，論證的全過程，完全展示于讀者面前，使“乾嘉學派”這一科學的治學方法運用，在具有嚴密的邏輯性論述下，最終解決問題，并得出全新的結論，為“乾嘉學派”在今后美術史和美術理論研究的過程中，提供了一個考據應用的實踐范例。

　　《八大山人在介岡》堅持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原則，擯棄意識形態的左右，實事求是地對八大山人這個人物，對其藝術作品，進行客觀公正的闡釋和論述，使其呈現出來的觀點，具有全新和完全的獨立意義。尤其是將“詩學”與“禪學”運用在八大山人研究上，為今后研究八大山人作品的思想，開啟了一扇新的窗戶，拓展了一條全新的研究之路，其研究手段，不亞于本書的研究核心結論。

　　《八大山人在介岡》一書，雖在書名上只說“介岡”，但縱觀全書，則是一部對八大山人50歲之前進行全面考證、闡釋的著作，對八大山人在國破家亡后的30年間逃禪生活，給予了全面的論述和深入的介紹。書中通過對八大山人在介岡所創作的作品分期、風格闡釋，以及相關問題的討論，并最終得出介岡是“海派繪畫”祖壇的結論，是完全有理由的。

 　《八大山人在介岡》的問世，既是八大山人研究界一項填補空白的重大學術成果，又是江西地方史志研究的一項重大突破，更是對明末清初諸多人物研究的貢獻。書中首次公布的大量文獻和史料，將對今后的八大山人研究發揮出持久而巨大的作用。該著作的出版，較之于當今美術史、美術理論研究的眾多書籍，是難得一見和彌足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