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英是我國近代著名的碑帖研究學者。他的《法帖提要》是目前刻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堪稱近代法帖考釋著作翹楚。2006年整理出版的《張伯英碑帖論稿》是近些年出版的一部最為全面重要體現張伯英先生碑帖研究思想和成果的著述，不僅對碑帖學研究的完善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還對書法史論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書分3冊，前兩冊為張伯英手稿墨跡，第3冊為前兩冊的釋文并附錄《法帖提要》。手稿內容由《帖平》 《庚午消夏錄》(碑帖部分) 《說帖》 《清芬閣米帖刊誤》 《心香閣集帖》 《碑帖考釋評鑒文稿》 《閱帖雜詠》 《碑帖題跋》 《右軍書范》(校記本)組成。

　　張伯英，1871-1949，字勺圃，江蘇銅山人，善書法，喜藏金石拓本，尤精碑帖鑒賞。如吳元真先生在《校點〈張伯英碑帖論稿〉記文》中所述：“張伯英是這一時期(按：清末民國)帖學研究的佼佼者，他對帖本的書法藝術價值和版本沿革，以及真偽的鑒別乃至帖本的遞藏關系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以評論、考證、題記、書跋、詩文等各種形式表述在先生的手稿內。可以說對帖本的鑒定評騭之學發展到張伯英所在時代已達到極高的水平，先生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堪稱翹楚。以后帖學研究者多引用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容庚等著名學者從中受益匪淺。”[1]

　　實事求是可以說是進行一切科學文化研究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張伯英在《說帖》中提出了《三希堂法帖》的諸多偽跡之后說：“今非有意指摘先民，考古當實事求是，不容稍牽就，故為一一指出以祛觀者之惑。”[2]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嚴謹態度。或許有人認為實事求是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研究者一般都能遵守。但是在刻帖考論這種賞鑒性質的研究中，有一些因素讓我們很容易偏離了這個原則，盡管這可能不是我們主觀故意的。

　　名家題跋是我們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難以逾越的一大關。這些題跋既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證據和意見，又阻攔著我們去突破成見，尋求真實。我們在研究刻帖時，尤其是相距時代較遠的刻帖，很容易感覺到無從下手，似乎不可捉摸。這時若有先人的議論、評價在，我們往往會因循其舊。偶有以自己熟悉知識而產生意見相左的地方，又往往以前人所居時代較刻帖為近，或者囿于前人在書史上的突出地位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但實際情況是，先人留下的論帖文字并不像我們想像的都以事實為據或者說都能準確無誤。翁方綱、張廷濟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和鑒賞家，在碑帖鑒定上卓有成就，為世人所公認。張伯英在跋《黃庭十三行合裝本》時說：“此為偽寶晉齋帖之二種，根庵殿撰云是徽拓。明時吳用卿輩刻帖，徽人工此者多，遂成一時風氣，如近時濰人之精拓古器也。寶晉無真本，余于樂毅帖后己詳言之……鑒帖不能專憑紙墨，仿宋精拓可以亂真者眾矣。先輩翁蘇齋、張叔未均稱具眼，其誤以近刻為宋拓，翻本為原石者不一而足。吾于鑒帖必旁征博考，不以名流題跋為重。徐森玉謂予藏物無一偽，蓋不以耳代目也。”[3]但是能如張伯英者，又有多少?同樣在他的跋文中提到“帖有翁覃溪、張叔未題跋者皆爭購之，不問其帖之優劣真偽。世人以耳代目良可笑也。此十三行乃翻本，因有張題遂索重價，一笑還之。”張伯英跋《停云館帖》中記載世人追捧有名家題跋之帖的狀況：

　　人情喜遠而輕近，帖肆以停云小楷割裂重裝，變其格式，鈐以偽印，飾為宋拓。則素號通人以賞鑒自命者極口稱贊，謂如何非后世刻手所能;實則稱贊之人即平日鄙薄停云，詆為板滯、為枯燥者也。一經名流題跋定為宋拓，好事家即不惜重資購藏，奉為秘寶。實則同一停云，真者轉無人過問，事之不平大率類此。[4]

　　我們不見得會去追捧，但這種“追捧者”的心態卻是很容易占據我們的內心。不止我們如此，古之名流亦有如此者。孫承澤、王鐸，一精收藏鑒賞，一在書壇盛極一時，仍難逃離此種心態。“天馬賦為偽書之佳者。王肯堂曰，謂此非真，皆寡陋之流。于是孫退谷、王覺斯皆不敢持異議。”[5]張伯英遂辨此帖曰：“予審其決非米筆，寧自居寡陋，下能盲從也。鑒古無真識，鮮不謬誤，以偽為真，以真為偽，其誤相等，無有高下。此三十二通佳劣不等，既偽矣亦不能以書佳而曲為之恕。自信所指摘者，無苛刻，亦無遺漏，愿以質之嗜米書者。”[6]又補曰：“米書似縱恣而筆皆中正，此賦純以偏側取態，而力量不足，隨在皆顯露。學米如吳琚、王庭筠等所不屑為，海岳安得有此?孫退谷、王覺斯因肯堂所審定，不敢有異議，故詳辨之。[7] ”

　　如此一來，我們該如何面對名家題跋和前人著述呢?這著實是個難以量化的火候問題，信又不可盡信。對刻帖的賞鑒有兩種基本的方式和思路，一種是實證派，對刻帖的來龍去脈、帖本的細節特征、所牽涉的人物事件年代關系等等通過史實記載進行比對，從而判定帖的真偽優劣，另一種是品鑒派，主要通過對作品欣賞的直觀感受與所見墨跡或這位書家的整體印象進行比照，從而給出結論。從這些著述的源頭宋代論著來看，前一種以黃伯思《法帖刊誤》為代表，后一種以米芾《跋秘閣法帖》為代表。孫承澤曾言“米元章黃長睿辨其真偽各卷條刻甚詳，累數千言，見之法帖刊誤。余以兩家之言亦有好奇過當者，而米老尤不足為憑也。”[8]這正說明這兩種類型的文字，我們利用起來要有不同的方法和態度。考證式的著述往往本身就是列舉了諸多的論據，這些文字雖然煩瑣，但是我們能夠順著作者線索逐一比對，以判定它的真實性。但這種方法有它的局限性，這些考據雖然切實可依，但是有些考據點是可再造的，作偽者往往可以依據這些記載將考據一一反映在帖本上，這就使其失去了區別意義。品賞式的著述往往簡潔，文字多是作者對作品形態的感受，這種通過眼力的判斷往往讓人覺得虛無縹緲，難以抓實。它的準確性也較難判定。所以我們對這種文字的利用要更加小心謹慎。這種判定有它的優勢，因為神韻的東西是很難復制的，正如張伯英審定《清芬閣米帖》中米芾作品時所舉的例子：

　　予審定此帖，某君曰：“子豈親見米老秉筆，而懸斷其真偽，自謂無失，于何證之?”予曰：“今有一人著我之冠服，學我舉止言笑，持我名剌詣君，君便以為我耶?”聞者大笑。書不同，如其面，形貌雖可摹仿，其性情骨格各稟天資，絲毫莫可假借。予于古書真偽未必盡識，若蘇、黃、米三家不論墨跡石刻，一見可以斷定，正如日與其人相處，冒名頂替，無所施其技，欲掩飾不得也。[9]

　　名流題跋不可信有這樣的幾種情況，一是本來題跋者對相關問題就似是而非或者考察有疏漏，如上述王肯堂跋自刻《郁岡齋法帖》第十卷米芾《天馬賦》云：“謂此非真，皆寡陋之流，”張伯英稱其“鑒古應虛心以求是，乃作此傲慢語，欲杜閱者之口，可謂謬極。”[10]再者，題跋乃是迫于送賞者的需求而題，一些帖肆將收購的帖本送來請名家鑒賞，其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知道帖本的真偽，而是想借此得到名家題跋，這樣帖本的價值可以連升數倍，往往大收藏家與帖肆的關系交好，在題跋時語言往往有所保留和顧忌，所以其內容可能不是作者本意，這種因人而譽的應酬之辭我們更應多加辨別。董其昌為一代書壇領袖，其為帖賈跋帖被張伯英揭露：“右軍《盛情》、《快雨》等帖摹自《昇元》，《昇元》有香光題署云：‘升元帖南唐搨，快雪所摹。’《盛情帖》同此，體勢偏軟，與《快雨》等書皆疑宋臨，決非南唐古刻。香光亦為帖賈紿(按：欺詐、哄騙之意)耳。”[11]

　　我們在堅持以考證為信、勿輕信名流論斷的同時，也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走入疑古的封閉怪圈，甚至是故意要巧立名目、標新立異，借以顯示自我價值。姚鼐《惜抱軒法帖題跋》考述綦詳、論證有據，多為張伯英所賞。同時張伯英也對姚鼐的敢于直視一切先賢論斷，唯以自我考證為信的態度提出了委婉地商榷：“姚惜翁考證法帖有出米、黃二家外者，非惟遠勝虛舟也，然考證雖優，鑒別則疏。論古當實事求是，非與前人立異也。”[12] 這不是在說姚鼐故意與前人不同，而是給我們沿著姚鼐考據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提出了很好的規誡。(作者單位為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原文載2007年第6期《中國圖書評論》)

　　注釋：

　　[1][2][3][4][5][6][7][9][10][11][12]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第3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71，44，22， 29，66， 66，46，66，46，34，118。

　　[8]孫承澤，《閑者軒帖考》，《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