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從清華大學分配到中宣部，成為在陸定一部長領導下的一名工作人員。但很長時間，我都沒有與“定一同志”見面。

　　我第一次見到陸定一，是到中宣部一年之后。不是在中宣部機關里，而是在《中國青年》創刊三十周年的慶祝會上。慶祝會很隆重，還擺了宴席，我曾為《中國青年》寫稿，也被邀參加。席間，一位長者站起來講話，無錫口音，話很難聽懂，人也不認識，就問接待我的《中國青年》編輯：“這是誰?”編輯吃驚，說：“你不認識?就是你們的部長呀!”

　　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陸定一的情景。

　　1949年建立的中國科學院，1955年進一步設四個學部(數理化學部，生物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并且建立學部委員制度，以院長郭沫若的名義，聘任學部委員。這是1953年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回來，向中央提出的建議。

　　聘任學部委員的事，具體操辦的是中國科學院;上面拍板的是黨中央，代表中央來指導此事的，是中央當時聯系科學工作的部門——中宣部。當時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61人中，在中宣部任職的共有5人：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胡繩、于光遠。陸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學部委員制度這項工作的實際指導者，但陸定一并沒有當學部委員。

　　那么，陸定一是不是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平心而論，應該說是。他在1943年延安整風時寫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強調“新聞的本源是事實”，“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反對“新聞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說法。我以為，這篇論文應該視為中國唯物論新聞學的奠基之作。他1947年發表的《對于戰后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我以為也算得上是那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國大使特地把這篇文章選送美國國務院，后來收在著名的《中美關系白皮書》中。

　　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學問，他在人們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學者。他這位有學問的高官都不當學部委員，別的行政性質的或者學問沒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無從提起、無從爭起了。

　　陸定一不當學部委員這件事，是他執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還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他的觀點，現在無從考證了。但是無論如何，中宣部長陸定一不當學部委員這件事，至今還是一件有意義的、值得稱道的事。

　　如果要問，在中宣部長這個崗位上22年，陸定一的最大貢獻是什么?我想，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別的人，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回答恐怕會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確立和對這種生動活潑局面的執著追求。

　　最先提出“百花齊放”，是在1951年。毛澤東應梅蘭芳之請，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字。

　　“百家爭鳴”最初的提出，則是在1953年。當時，對中國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和范文瀾，有不同的意見和熱烈的爭論。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陳向歷史研究委員會傳達了，第二年創辦《歷史研究》雜志，也以此作為辦刊的方針。這件事，歷史學界幾位黨內主要領導人大概是知道的，在歷史學界外一般還不知道。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這次會議以宣布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和號召向現代科學進軍而載入史冊。在這次會上，陸定一作了一個重要發言。他說：在政治問題上，我們不要做“瞎子”，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我們不要做“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批評，但批評時決不要戴大帽子。

　　這段話，雖然還沒有用“百家爭鳴”這四個字來概括這樣的政策思想，但“百家爭鳴”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給包括陸定一在內的各領導人寫了一封信。原由是一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向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澤東對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有關方面向中央反映這個情況。毛澤東在信中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接著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在討論這個報告的過程中，4月27日陸定一發言，他從對蘇聯專家批判中國植物學家胡先問題的處理，說到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宣布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從蘇聯過去反對形式邏輯數理邏輯后來又不反了，說到中國科學院一位同志的法寶是把大帽子一扣，說某某學派是資產階級的，不知道這樣一來科學的發展就完蛋了;從蘇聯共產黨對文藝干涉最多，說到中國關于寫新人物和舊人物、寫新社會和舊社會的爭論，說到昆曲舊戲《十五貫》的現實意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陸定一發言過程中，毛澤東不斷插話，氣氛十分活躍。“百家爭鳴”四字，不僅呼之欲出，事實上已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諸多方面初步展開了。

　　4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討論總結，講了“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那樣一番話。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討論發言結束，毛澤東作總結，又講了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一番話。

　　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在懷仁堂向科學界和文藝界的代表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

　　6月13日，《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陸定一這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報告。報告一開始就說：“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過了。”

　　由此可見，陸定一積極參與了雙百方針的提出和決策，是這個方針的權威的闡釋者和創造性執行者。

　　1956年黨的八大確認了“雙百方針”，寫進了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從而使這個方針成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個最高領導機關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