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這位來自巴爾干半島的64歲女性，世界行為藝術先鋒的引導者，于今年的3月14日至5月31日期間，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進行了自己的第一場大型回顧展“藝術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
　　
　　阿布拉莫維奇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不斷以自己的身體為媒介，挑戰自身存在，以及作者與觀者關系的界限。這次展覽將用近50件作品，回顧她碩果累累的藝術生涯。展出形式包括互動聲音，影像，裝置，圖片，個人行為，以及集體行為。阿布拉莫維奇會在整個展覽超過700小時的過程中，進行自己最新的行為作品“藝術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2010)。
　　
　　更加特別的是，專門挑選出的演員們，還將對她五件里程碑式的行為作品進行“再行為”(重現)。整個展覽的主題之一，就是用不同的形式，探索保存，收藏，以及再現行為藝術作品的方式。對此，在展覽前的采訪中，阿布拉莫維奇說，雖然行為藝術是以特定時間為媒介的藝術，但她希望找到一種方法，讓行為作品在藝術家死后也能夠永遠保存下去。
　　
　　在觀看“藝術家在場”這個作品之前，我們不妨先跟隨策展人的安排，從五件被“重現”的作品入手，簡單地梳理阿布拉莫維奇女士的藝術發展脈絡。
　　
　　第一件作品叫做“無法估量之物(Imponderabilia)”(1977/2010)：兩名全裸的藝術家，一男一女，面對面站在一個展廳的入口。觀眾必須從他們之間側著身子才能勉強進入，于是就必須選擇是面對“他”還是“她”。在這件作品中，兩位藝術家是作為一個“共生”的生命體存在的。當觀眾“進入”他們共有的身體領域時，兩人便會確立對另一個“自我”的真實感知。
　　
　　與這一“自我”延伸相比，第二件作品“時間中的關系(Relation in Time)”(1977/2010)繼續討論了“自我”存在的時間性。兩名藝術家把頭發綁在一起，彼此相連——在影片“阿凡達”中，那美星人就是用這個辦法與星球萬物息息相通的。雖然兩人處于不同的空間，但離大腦最近的頭發連接在一起，就像是兩顆大腦的神經直接聯系起來一樣，獲得了對同一時間和同一“發生”的感知。但最終，頭發必須解開，這一關系只是暫時的——對“自我”的遠離也是暫時的。
　　
　　而第三件作品“觸點(Point of Contact)”(1980/2010)，便壓縮了時間的影響，并在作者與觀者的關系上做了拓展：兩名表演者面對面站立，伸出一根食指，并始終保持指尖幾乎要相碰的態勢。這一觸點制造出某種氣場，把兩名藝術家禁閉在一種雌雄同體的共生關系中。同時，藝術家的姿勢，又讓人們保持著對某種戲劇性轉變的期望——但這個作品，就像十多年后尼奧.勞赫的繪畫一樣，始終保持在某種戲劇性事件發生前的那一刻。于是，觀眾的期望便不斷聚集，形成另一股能量。而兩名藝術家，就在這兩股水火不容的能量之間，感受外界力量的介入，以及“自我”界限的模糊。
　　
　　這三件雙人作品，最初都是由阿布拉莫維奇與她的傳奇搭檔，德國藝術家烏雷(Ulay)共同完成的。她與烏雷同一天出生，認識以后，他們在生活中建立了雙胞胎一般的親密關系，并把自己稱為“雙頭身”的一部分。隨后，他們產生了完全的信任，以及類似雌雄同體的共生關系，他們是對方的一部分，也是對方發現“自我”的一面鏡子。于是，在作品中，他們通過接受另一個“自我”的進入，來感知“自我”的存在，并與“自我”拉開距離；最終，他們在作品中消除“自我”。
　　
　　在70年代，當另一批行為藝術家，比如約翰.凱奇(John Cage)和喬爾奇(George)等人，在禪學和激浪藝術中尋找對“自我”的認知的時候；當小野洋子寫下“藏起來，直到所有人忘了你”這詩一般的，“自我”的安魂曲的時候，阿布拉莫維奇與烏雷在彼此的共生中，達到了“忘我”的境界。1988年，阿布拉莫維奇從黃河上游開始沿長城行走；烏雷從長城另一頭反方向行走，兩人各自步行了兩千多公里，在長城上相遇，然后告別。這段浪漫而神奇的，充滿能量與吸引力的關系就此結束。阿布拉莫維奇說：“我們需要某種形式來結束……因為不論你做什么，最終都會真的很孤單。”

　　從那以后，直到2002年的這段時間，她都在與“存在”的對話中顯得脆弱，但她的性格卻在命運的磨練中變得堅強，因為這時候支持她的，是她的故土巴爾干所經歷的坎坷命運，還有共同在二戰期間參與游擊戰斗的父母留下的記憶。她的裝置作品“巴爾干的巴洛克(Balkan Baroque)”(1997)，因為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深入探索，獲得了當年威尼斯雙年展的最佳藝術家獎。但是，在她的作品“發光體(Luminosity)”(1997/2010)中，裸體女性被高高地懸吊在一面墻上，光線照耀著她，看起來，她似乎漂浮在那里，像個藝術的圖騰，雖然高高在上，但卻無所著落，無比孤獨。這個作品便是回顧展上第四件被重現的作品——在策展人的眼中，她不是一名戰士，而是一位充滿天賦的，敏感的求道者。
　　
　　最后一件被“再行為”的作品，叫做“裸體與骷髏(Nude with Skeleton)”(2002/2010)。藝術家裸體躺在一個人體骨架模型的下面，用呼吸的動作讓骨架動起來。骨架取代了她20年多年前的伙伴，不再有感知，不再有回應，不再有共生；是的，她真的很孤單。但是，面對這個骨架，她已經找到了藝術的某種原型：那就是當“自我”遠去以后(隨著烏雷的遠去)，藝術家這個“無我”的主體，以及主體之外的世界——當“存在”變成記憶和直覺，剩下的就只有藝術家的內與外兩個世界之間的邊界而已。而這個邊界，就是她的呼吸；在這呼吸之外，只有骨架和無盡的空虛……
　　
　　從那以后，她便真的累了，她結束了對自我與存在界限的探索，轉向對行為藝術的延續性的嘗試。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作品，就是“七件小品(Seven Easy Pieces)”(2005)，她在七天的時間里，分別重現了六七十年代的七件著名行為作品，包括自己的兩件。被重現的藝術家包括布魯斯.諾曼(Bruce Nauman)，約瑟夫.鮑伊斯(Joseph Beuys)等人。可以看出，本次回顧展中出現的“再行為”這個形式，已經在阿布拉莫維奇2005年的作品中得到了嘗試。
　　
　　行為藝術在出現之初，便被冠以反對收藏，反對藝術權威，甚至反對藝術本身等觀念——馬修納斯所寫下的“激浪藝術宣言”便是其中的代表。這使得行為藝術被后人誤解為以身體為文本，發表各種宣言的理想媒介。從那時起，行為藝術便被新的觀念束縛了。如今，就像約翰.凱奇，喬爾奇，鮑伊斯，小野洋子等人代表的早期行為藝術家們所做的那樣，行為藝術需要回歸藝術探索本身(注：這部分的詳細闡釋，請參照“發現行為藝術”一文，載于“藝術當代”總第61期)。所以，藝術家對收藏與再現行為藝術的探索，標志著行為藝術不再是反對收藏，反對藝術的觀念載體，而是藝術傳統的延續——而這正是阿布拉莫維奇一生的藝術線索：行為藝術的第二次回歸。
　　
　　現在，我們可以來到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中庭了。阿布拉莫維奇女士正端坐在一把黃色的小椅子上——那把椅子讓人想起愛迪生小時候的作品——她面前是一張同樣質地的矮桌子，對面是另一把同樣的椅子——你可以坐過去。以這里為中心，白色的界限在地面上劃出一個長約十米，寬五六米的矩形局域，確認了這個作品的“舞臺”，或者說，“存在”。這便是她最新的作品“藝術家在場”，她不會回答任何問題，但觀眾可以隨意坐在她對面或離開，直到博物館閉館為止。第二天她還會在那兒，直到展覽結束。她坐在那里，也許會想起自己的第一個作品：1973年的一天，她用小刀把自己的手劃滿傷口，錄下來，再跟著錄音準確地重復一遍……然后，她要趕在晚上10點以前回家，因為她媽媽用軍人的紀律要求她……
　　
　　當她陷入冥想時，我們可以坐在她對面，給她講一個笑話，如果她不笑，就再給她講一個，直到她笑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