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的當代藝術的“不確定性經驗”的“不確定性”應該是針對已經存在的人類歷史經驗而言，已經存在的人類歷史經驗無法把握它，所以叫做“不確定性經驗”。但“不確定性經驗”對于創造這種“不確定性經驗”的藝術家來說，卻不是“不確定”的，而是有了新的“確定性”，有了這個新的“確定性”，才能說是對“已經存在的人類經驗”的超越。這個新的“確定性”需要藝術家的超越性判斷，這就像科學研究，有了這個新的“確定性”，才能說獲得了新的科學知識，人類的認識就向前進了一步。

       當然，這種新的“確定性”不可能一下子“歷史化”，即不可能一下子達成真理性共識，但這不能說當代藝術不需要這種新的“確定性”、而要永遠處在“不確定性”中，即這不能說藝術家不需要作出超越性判斷。如果停留在“不確定性”，那實際上不可能質疑“已經存在的人類經驗”，藝術家等于什么也沒做。當代藝術就是要讓人看到你的超越性判斷，這種超越性判斷才是藝術的真正智慧，而超越性判斷就是新的確定性。

       所以，從藝術家個體的超越性判斷來說，當代藝術的所謂“不確定性經驗”其實還是“確定性經驗”，是個體藝術家的“確定性經驗”，可稱之為“個體確定性經驗”，只不過它是否為“正確”的經驗（認識），還需要歷史的檢驗，當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被歷史所檢驗。所以，“個體確定性經驗”的“確定性”是針對個體藝術家判斷的“超越性”、“明確性”和“肯定性”而言，“個體確定性經驗”的“不確定性”是針對個體藝術家的超越性判斷對于人類歷史經驗的“陌生性”和有待歷史進一步檢驗的“不確定性”而言。這就是說，對于個體藝術家來說，藝術家如果認為自己的某種新的認識事物的經驗是“超越性”的，這就意味著藝術家對于自己認識的超越性判斷是“確定性”的，而且藝術家需要將這種“超越性”力求表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準確無誤，而不是有意模棱兩可、糊糊涂涂，如果自己都不“明白”、“確定”，那如何讓人知道你的經驗是“超越性經驗”呢？盡管讀者對藝術家的認識的認識可能有許多不同，但這不等于藝術家的認識不需要明確的超越性判斷，可以說正是因為藝術家的超越性判斷是明確的，才能保證讀者對藝術家的認識的認識才呈現出一定的傾向性，有了這種傾向性，“個體確定性經驗”才能有望達成真理性共識，才能有望“歷史化”，人類的認識才能向前推進。從認識論的角度講，真正的“超越性經驗”都具有歷史相對“確定性”的性質，“不確定性”則無“超越性經驗”可言。

       汪建偉對當代藝術的“不確定性經驗”的認識，還是就“不確定性”來談“不確定性”，并沒有對“不確定性經驗”進行超越性解讀。他說：

“藝術你得允許用不同的方式來獲取，包括，它滿足某種經驗的方式，或者它挑戰某種經驗的方式，我們創造一個新東西出來的時候，如果我質疑的是它能如此快的被歷史化，歷史化，就是你會馬上感覺，你說它好，你依據是什么，那依據一定是昨天的經驗，它證明了你昨天的經驗的正確，我認為這是判斷藝術的一種方式；還有一種就是它不可能被迅速歷史化，抽象點講，它就需要一個對不確定性經驗的把握，包括知識系統以及怎么使用不確定性經驗，也有一個用不確定性經驗把握的心和你用確定性經驗馬上得到的那個心，是不一樣的。當代藝術是要創造這個東西，你看鮑里斯在上海當代的第一句話，什么叫當代，就是說不是在傳統的經驗當中，又不陷入到對未來的策略腐敗作用，當不存在于這兩個時間當中，就是當代。”（參見《汪建偉——談當代藝術不確定性與短缺性制造》，網上可搜索。下同。）

      “不確定性經驗跟知識是一個共同體，包括科學的介入，大量的科學，和大量的用科學的方式去閱讀世界所產生的知識經驗。藝術本身一直在挑戰這個東西，每個藝術家個人甚至他的性格，所有的是在這樣一個問題上達成了一個對不確定性經驗的共同體。但是我們在閱讀這部分作品的時候，我們并沒有在一個around的知識系統下讀它，我們仍然要依靠我們非常確定的經驗，娛樂化導致一個可怕的東西，用最短最直接的方式去閱讀明白，我們誤認為世界上最高級的一種方式，最簡單的確定使這個世界變得兩個字都能搞定。既然這樣，它就是對所有世界的一種否定，用肯定否定所有的差異。”

        用“昨天的經驗”能夠把握的經驗實際上不是“超越性經驗”，當然這種經驗對于人類歷史經驗來說它是一種“確定性經驗”。而對于“不確定性經驗”，汪建偉的敘述是混沌不清的，更沒有明確的超越性解讀，什么“不確定性經驗把握的心”，什么“又不陷入到對未來的策略腐敗作用”，什么“不確定性經驗的共同體”？這種話語都是說不清楚“不確定性經驗”的。我們可以從汪建偉說藝術本身一直在挑戰“用科學的方式去閱讀世界所產生的知識經驗”的觀點中，分析汪建偉對當代藝術的“不確定性經驗”的認識是否具有超越性。汪建偉實際上是認為藝術經驗是挑戰科學經驗的，這種認識實際上來源于“科學是理性的、藝術是感性的”這種習慣性觀念，結合汪建偉對“不確定性經驗”的推崇，那在汪建偉的認識中，藝術就是用感性的不確定性來挑戰科學理性的確定性。這種對藝術的“不確定性經驗”的認識恰恰是一種習慣性思維。如果說藝術還是一種對世界的認識的話，那么從認識的本源意義上說，藝術與科學對世界的認識是沒有本質不同的，它們都需要感性和理性，只是程度有不同，在根本意義上，所有的認識——只有還稱得上是對世界真理的認識，都可以說是科學的認識，都需要科學理性。藝術的感性上升到藝術的理性后，藝術認識就是科學認識的，科學同樣是從感性上升到理性，藝術認識和科學認識只是最后的表現形式有一些不同而已。所以面對一種新的、用人類歷史經驗無法確定的“不確定性經驗”，恰恰需要建立一種新的解讀方式，這種新的解讀方式正是要搞清楚藝術家的所謂“不確定性經驗”——即“個體確定性經驗”所隱含的對事物的新的“確定性”的認識——“超越性判斷”（這種“超越性判斷”可能隱含一種認識事物的新思維），而不是以為藝術家什么都不確定，以至讀者可以漫無邊際地想象。這種莫名其妙的想象實際上不會真正地搞清楚藝術家的“個體確定性經驗”的超越性判斷，讀者不會獲得超越歷史經驗的認識事物的新思維。也所以，從超越性思維的角度講，當代藝術的差異就是不斷創造認識事物的新方式，這個新方式對于藝術家來說總是“確定性”的。

       正因為汪建偉對當代藝術的“不確定性經驗”缺乏超越性認識，還是在以“不確定性”來針對“不確定性”，所以汪建偉對當代藝術到底是在創造“短缺”還是創造“豐富”的認識，同樣混亂不清。汪建偉說：

      “我一直以為當代藝術在創造短缺，跟大眾的關系就是制造短缺而不是豐富，制造在很正確的地方突然出現一個洞，這是唯一跟大眾的關系所在。不是充當社會的某一正確性、指路明燈、或者是介入社會、工具等，都不是。謹防當代藝術使用化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把它變得有用。”

      “它制造的短缺就是，對不起，所有正確性所產生的系統里不生產這樣的東西。這樣就回到當代藝術最核心的部分，一個吃了不消化的東西，在哪里都是硬的。”

       當代藝術以新的認識方式提示出了認識事物的既定認識方式的缺陷（問題），表面上是使大眾認識事物的經驗因某一方面“失效”而“短缺”了，而實際上因為藝術家提供了新的經驗，所以大眾的認識反而更“豐富”了。“所有正確性所產生的系統里不生產這樣的東西”不正是“豐富”了認識系統嗎？又由于藝術家提供的新的經驗是超越性的，而這種超越性恰恰又可能成為社會的新的“正確性”和新的“指路明燈”，盡管它不是絕對正確和永恒而注定要被新的認識所超越，但它畢竟為人們認識事物提供了新的參照。所以，當代藝術介入社會、干預社會是必然的。而正因為社會對于新的認識事物的方式可能“吃了不消化”，所以要求當代藝術必須是“超越性”的，而且是“明確性”的，因為，即使個體藝術家的“明確性”的“超越性”最終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社會至少因為知道它的“超越性”的具體情況，而可能找到如何吃它的方法，哪怕吃了“消化不良”或者“中毒”，也好知道是什么東西及其如何導致“消化不良”或者“中毒”，也好找到如何治療“消化不良” 或者“中毒”的方法等等；不然，將一些不明不白的東西投給社會，那如果社會真的發生了“消化不良” 或者“中毒”，豈不是無可救藥？

       這種“個體確定性經驗”的創造還牽涉到所謂“跨界”的問題。汪建偉說：

     “我現在很少提‘跨界’這個詞，這個詞不灰色，這個詞本身就有明確性，認為世界上界限是很清楚的，你的行為就是要跨過去，又跨過來，暗含了兩個之間是有一道墻的，在這個事情還沒確定之前，墻已經確定了，我們現在努力創造出一個思維方式，首先是我們不認為這個是墻，我才能覺得我的工作是在不是墻的地方開始；或者是你認為這是墻，但是你的工作是讓這個墻不顯現，娛樂界創造的‘跨界’，實際上是跨行，去分享對方的果實。好比是‘翻墻術’，這邊吃飽了，那邊溜達去，那邊再溜達過來，實際上不是這個概念，有時候我迫于無奈，強調一下知識系統的共享。”

       滿宇也用汪建偉的說法向我提問：“看到汪建偉有個說法，就是我們常常說的跨界，他說藝術家現在跨界，大多是跨到對方，享受現成的成果，并沒有創造性，你怎么看？”“藝術家如果進入到比如社會學領域，那么他的意義在哪里”（滿宇與我在2010年5月21日的QQ通話）

       汪建偉和滿宇的意思是說當代藝術的“跨界”（比如說社會學跨界），實際上是應用其它學科的已有的知識系統，所以這樣的當代藝術并沒有創造性，它其實還是一種歷史確定性經驗，只不過不是藝術而是其它領域的確定性經驗而已，它并沒有創造“不確定性經驗”——即我所說的那種“個體確定性經驗”。然而，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對“跨界”的誤解。當代藝術的“跨界”有以下二個方面的含義：

       1、將其它學科的研究對象納入當代藝術，由此拓展了藝術的研究對象。但當代藝術關注其它學科的研究對象的目的和內容并不與其它學科相同，比如當代藝術關注社會問題，重在揭示這種問題對于人的意義，而社會學主要研究社會問題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本質（規律）。所以，從這個方面講，這種當代藝術的“跨界”并不存在享受其它學科現成成果的問題，而是反而拓展了人的意義的領域。

      2、借用其它學科（比如社會學）的某些研究方法，拓展藝術的方法論。當代藝術的方法論從思維方式上說就是用“感性的理性”或“理性的感性”揭示問題對于人的意義。由于與人的意義有關的問題既是個體問題，但更體現為社會（群體）的問題，因為人的意義總是在人的社會關系中才能確立，所以，為了創造揭示問題對于人的意義的特定觀念——特定文化批判觀念，當代藝術的方法論不可能再主要依靠藝術的感性思維方式，而納入社會學的理性思維方式作為方法論的主要方面就是很自然的事，但納入社會學的理性思維方式的目的與結果是為了創造特定文化批判觀念，這與通常的社會學也有不同。所以我常說當代藝術與其說是藝術還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社會（科）學，我將這種新的社會學稱為“問題社會學”。“問題社會學”重在用“感性的理性”或“理性的感性”揭示問題對于人的意義。所以藝術借用社會學的方法產生了新的藝術方法論——當代藝術方法論，使藝術能夠更深入地揭示問題對于人的意義。那么當代藝術包含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實際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經驗，這種新的經驗既不是其它學科已經存在的，也不是藝術原來就有的，它其實是一種我所說的新的“個體確定性經驗”（對最開始使用這種方法論的藝術家來說），這是一種新的創造。實際上當代藝術借用其它學科的方法（包括思維）完全是為了不斷豐富當代藝術的方法論系統，并不是孤立地應用，它更多的是思維方式的交融、碰撞而產生新的思維方式。學科跨界都是如此。所以，從方法論角度講，當代藝術的“跨界”也不存在享受其它學科現成成果的問題。

        所以“跨界”的含義就是學科的拓展，而學科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要明確學科的“邊界”——即汪建偉所謂的“墻”，否則，不知道學科的邊界，又如何拓展學科的邊界呢？也所以創造性的藝術家的工作都是在邊界的“墻”的地方開始的。學科邊界永遠存在，藝術家實際上只不過是不斷拓展了藝術的邊界，而使藝術不斷有了新的邊界。想讓藝術在實際上沒有邊界是藝術家混沌思維的幻想。有了新邊界，舊的邊界就不存在的，這不是像汪建偉所說的藝術家的工作“是讓這個墻（邊界）不顯現”，他的意思好像是說，藝術家的工作不是拆除藝術的“舊墻”而建“新墻”，而只是讓“舊墻”不顯現而已。如果這樣，那就意味著藝術的“舊墻”永遠存在，那藝術的“邊界”還怎樣拓展？這就完全沒有搞清楚藝術家的拓展邊界——即“跨界”的創造性工作。

      由此可見，當代藝術的學科“跨界”并不是簡單的“翻墻”（它不是隨便想翻就翻得過去的），它同樣是為了創造通常所說的“不確定性經驗”——即我所說的“個體確定性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