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關于進步和現代性的構想已經破產了，在其過程中危及了對解放社會實踐觀念的集體信任。同時一種‘冰河作用’在社會關系中占據著優勢地位：等級制度和社會區隔已經變得冷酷無情，如今苦難和失業被視之為必然伴隨而來的罪惡，然而工會緊緊抓住了那些屈從于它們的僅存的體制性部門。工會還堅持那些致使它們采取保守態度的社團實踐，這種保守態度一直與反動集團的態度很相像。共產主義左派正陷于思想僵化和教條主義之中，而社會主義政黨，致力于將它們自己表述為可信賴的技術伙伴，已經放棄了對現存社會結構的任何進步性質疑。因而，過去那些聲稱為重建更公正和更平等的社會提供指導的各種思想已經失去了可信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說，在這種殘酷無情和玩世不恭的新秩序崛起之前(這種秩序將會摧毀這個星球，這種秩序似乎注定要持續下去)，我們注定無能為力嗎?恰恰就是這個令人遺憾的結論，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特別是那些受后現代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 已經得出了。

　　鑒于這篇文章的目的，我將不考慮由當代藝術管理者發起的大規模商業宣傳的各藝術流派：德國“新表現主義”(neo-Expressionism)、美國“壞畫派”(Bad Painting)或“新繪畫派”(New Painting)、意大利“超先鋒派”(Trans-avant-garde)、法國“新具象派”(New Representation)和“新野獸派”(New Fauvism)等等。否則，這對我來說太容易了，以至于不能證明后現代主義只是現代主義的最后喘息，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形式主義濫用的反應，只是現代主義簡化論的映照，結果與現代主義毫無區別。毫無疑問，從這些流派中涌現了一些真正的畫家，他們的個人天賦使他們免受這種通過商業宣傳維持自己一時流行的有害影響。無論如何，后現代主義并不能復興如它所聲稱的創造性語群(creative phylum)。

　　另一方面，因為后現代主義更好地固守著當前資本主義主體性根深蒂固的再轄域化傾向，后現代建筑在我看來并不是缺乏深度的，更多地標示著由主導的權力形構分配給藝術的位置。

　　讓我來解釋一下，自遠古以來，不管歷史上發生過什么災難，資本主義動力總是融合兩種基本成分：第一種成分，我稱之為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主要涉及社會轄域的解構、多樣性身份和傳統價值體系;第二種成分，我稱之為再轄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運動，主要涉及人格學上個體化結構的重構(甚至通過最做作的方式)、權力圖式和屈從模式，這些模式如若不在形式上類似于資本主義動力已經摧毀的那些模式，那么至少從功能的角度看是類似的。

　　解轄域化的革命密切關聯著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發展，隨著這些革命橫掃它們面前的一切，一種面向主體再轄域化的強制力量也就出現了。而且這種對抗趨勢隨著通訊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變得越來越強，以致通訊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將它們的解轄域化效果集中在記憶、感覺、理解力和想象力等人類能力方面。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某種人類學功能的準則和某種人性的祖傳模式從內部被占用了。而且我認為，我們不能面對這種顯著的變化——多樣的主體性已經沉湎于我們目前看到的愚蠢的保守主義浪潮。

　　讓我們返回到后現代主義建筑。在造型藝術領域，年輕設計師不得不屈從于市場普遍流行的保守主義，如若他們在邊緣領域中無所事事，沒有實現自我，那么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最退化的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規范。而且繪畫除了是一種“精神的補充”、一種聲望的傳播外，沒有為統治階級做什么事，建筑始終在建構權力轄域、象征穩定性和耐久性聲明中占據著重要位置。

　　既然如此，我們不是處在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所說的后現代條件的中心?不過，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將后現代條件理解為所有屈從的范式和對現狀的各種妥協。對于利奧塔來說，后現代主義意味著他所謂的合法化的宏大敘事的崩潰(例如啟蒙話語、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和馬克思的工人解放)。根據利奧塔的觀點，懷疑集體社會行動的最小欲望總是明智的。利奧塔認為，任何將“一致”(consensus)作為理想的宣傳是過時的，是令人懷疑的。合法化的小敘事，也就是“語言虛詞的語用論”——它們是多樣性的、異質性的，它們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將只會局限于時間和空間之中——仍能夠拯救正義和自由的某些方面。這樣，利奧塔與其他理論家聯系起來了，如讓•波德里亞。對波德里亞而言，社會和政治只是陷阱或“仿像”，對它們失去喜愛之情也是明智的。

　　不管他們是畫家、建筑師，還是哲學家，后現代主義的核心人物一致相信，今天藝術和社會實踐所經歷的危機只會導致對任何大規模的社會事業的終結性拒絕。因此，我們首先應該關心我們自己的“后院”，最好與我們當代社會的習慣和習俗相一致。不要惹麻煩了!只要亦步亦趨于宣傳活動和調查所調節的藝術與觀念市場就好了。

　　但是，社會體(socius)簡化為語言的事實，這些事實反過來簡化為二元的或“數字化的”意指鏈，這種觀點源自哪里呢?在這一點上，后現代主義者幾乎沒有表達新思想!實際上，他們的觀點直接與結構主義的現代主義傳統保持一致，對人文科學的影響似乎已經成為盎格魯-撒克遜系統化最壞層面的“遺留物”。我認為，粘合這些學說的秘密紐帶來自于隱秘的關系——以簡化論的構想為特點，二戰后是由信息論和新控制論研究傳達的。每個人一再提及了新的通訊技術和計算機技術，這些技術如此迅速地發展，如此欠佳地掌握，以致它們將我們遠遠地拋在了現象學研究之后，而現象學研究本來是先于它們的。

　　這里我們必須回到基本常識上，只是孕育著含義的基本常識;也就是說，具體的社會裝置(assemblage)——不要與美國社會學的“初級群體”(primary group)相混淆，它只是反映了選舉通票的經濟學——質疑了比語言運用更多的東西：例如，行為學和生態學的維度、經濟符號學成分以及審美的、身體的和幻想的成分，這些不能簡化為語言符號學;此外還有各種非物質的參照物宇宙，并沒有輕易地接入主導經驗性的坐標之中……

　　后現代哲學家徒勞無功地圍著實用主義研究繞圈子，他們仍忠于結構主義者關于言語與語言的構想，這種構想不允許他們在無意識、審美和微觀政治問題的形成中清楚地表達主體性因素。盡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談論后現代主義，這種觀點并沒有美化哲學的名聲，因為這只是一種普遍的心靈狀態，一種公共觀點的“條件”，這種公共觀點只是憑空捏造了真理。例如，為什么花費時間為社會體不一致性理論提供嚴肅思考的支持?難道目前普遍存在的大眾媒介不能充分地證明這樣的事實嗎?事實上，如若沒有任何明顯的抵制，任何社會聯系都能代替資本主義能指生產的去特異化和幼稚化水準。按照“能指為另一個能指再現主體”，這句熟悉的拉康名言能夠為這種新的非承諾倫理充當警句。因為這確實就是我們已經達成共識的事情!但是，只可惜沒有什么事情著實令人喜悅的，正如后現代主義者所思考的。反而，問題應是：我們如何逃離這種絕境?

　　對于語言學家而言，他們關注表述與言語行為理論，已經強化了如下事實：某些語言成分，平行于它們熟悉的意義和指示的傳統功能，通過明確言說主體的各自位置或者形成某些情境結構(經典的例子是宣布“學期開始了”的校長，這樣，學期確實開始了)，能夠獲得特殊的語用效果。但是，這些語言學家已經斷定，他們必須將他們發現的意義限定在他們的專業化記錄(register)之中。然而，實際上這第三種“存在主義化的”功能——他們強調了這種功能，從邏輯上講，應該意味著與結構主義的控制明確分裂，不過語言學家繼續迫使語言限定在這種結構主義的控制之中。

　　這并非按理說是語言能指占據了資本主義主體化已經提供給它的高貴位置，因為它為其普遍化對應物的邏輯提供了基本支撐，它形成了關于權力抽象價值資本主義化的政治學。其他政制能夠“管理”世界事務，這樣從其關于塊莖(rhizome)的超驗位置上能夠顛覆能指，而塊莖則是由象征-意指的極權編織成的，以媒介為中介的權力的現行霸權就根植于這種象征-意指的極權之中。但是這些政制肯定不會通過自然發生說誕生的，相反，它們將會在新的分析、審美和社會實踐的交叉點上被建構和培育，這些實踐不能由后現代主義自發性輕易地提供給我們。

　　這些新的主體化實踐出現于后媒介時代，將由通訊和數據處理技術的一致性重新占用大大地推進了，它們逐漸地使如下情況成為可能：1.提出集體協議和互動的新形式，最終實現民主的再創新;2.經由機器的個人化和微型化，經由表達的機制上協調方式的重新特異化，人們可以在這種聯系中假定，最令人驚嘆的前景將會由數據庫向網絡擴展的趨勢提供的;3.“存在論方法”的無限增多使之有可能同意改變創造性領域。

　　我們最后指出，后媒介經營者的去中心化和主體自主化并不等同于退步，也不等同于后現代主義的釋放類型。未來的后媒介革命將不得不由那些少數群體導向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今唯有這些少數群體仍然認識到了對人類來說具有致命危險的哪些問題：例如世界饑荒、不可挽回的生態惡化、大眾媒介對多樣主體性的腐化。

　　至少這是我所期待的，我的粗陋之言也是你們努力所尋求的。如果未來沒有遵循這些路徑發展，那么它將不可能比目前即將結束的這個世紀持續得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