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寫”歷史還是“拐賣”歷史？》一文中，我論證了由呂澎、朱朱和高千惠共同策劃的“改造歷史·2000—2009年的中國新藝術展”（以下簡稱“改造歷史·新藝術展”）并不能真正地“重寫”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史，它“重寫”的是實際上是偽藝術史。（參見《藝術國際網》“吳味的藝術空間”2010年5月11日文章）然而，它到底“重寫”的是怎樣的偽藝術史，我們有必要進行深入的追問，這有利于我們認清這個展覽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影響。
　　
　　針對“改造歷史·新藝術展”，呂澎寫了《“改造歷史”的含義》（網上搜索）一文，此文可以說是呂澎等策劃“改造歷史·新藝術展”的綱領性文獻，它全面闡述了呂澎策劃展覽的目的、內容、思路和藝術史觀。在《“改造歷史”的含義》一文中，呂澎說：“從新世紀的藝術現象看，‘改造歷史’的含義包括我們對歷史的再塑。”然而，呂澎要對歷史進行怎樣的“再塑”——即“重寫”呢？呂澎說：“我們知道，90年代的當代藝術在新世紀里被市場所追認，也正是市場，讓更多的人開始接觸、認識、了解、收藏與投資當代藝術，所以，無論我們的藝術市場有多么的不成熟，也為當代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機會與可能。”因為認為藝術市場“為當代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機會與可能”，所以呂澎強調：“歷史地看，沒有1992年以來的市場經濟就沒有今天的當代藝術，如果不承認這個基本的事實，我們將如何有對話與討論的可能？”由此呂澎得出結論：“新世紀藝術史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資本與市場鞏固著上個世紀后20年的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成果，并正在塑造21世紀的特殊境觀。”
　　
　　呂澎用很大篇幅批評了中國當代藝術界（尤其是批評家）對“資本與市場”之于中國當代藝術的“危害性”的誤解，認為：“有很多批評家不斷地指出資本與市場對藝術的危害。從善意的角度理解，他們的出發點很可能是提醒藝術家以及熱愛藝術的人不要受到資本與市場的侵蝕。然而，善意不等于是理性。……我們的課題是：該如何來看待和利用資本和市場推動當代藝術的發展。”“有一些批評家強調‘資本強權’的危害性，可是，我們在他們的文章里找不到‘資本強權’究竟是如何具體實施它的淫威的事實，他們僅僅是抽象地討論資本的危害性，就像1978年之前的中國人集體對資本主義的聲討一樣，缺乏具體的案例分析，同時也缺乏基本的歷史觀。”“不少批評家至今還缺乏歷史學的常識，將歷史人物——例如藝術家——理解為宗教般的道德化身，而不知道歷史總是人類發展過程中對不斷出現的問題進行記錄、分析與闡釋的歷史。”……
　　
　　很顯然，呂澎認為是“資本和市場”塑造了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史，他的藝術史重寫工作就是要為“資本和市場”樹碑立傳，因為在呂澎看來，“資本和市場”對中國當代藝術即使有“危害性”那也不是“資本和市場”自身的問題，而是中國政治體制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今天的資本是在與滯后的政治體制結合的過程中產生惡劣作用的，在藝術領域，當代藝術并沒有接受體制的保護，而僅僅只有市場的支持，當市場本身缺乏進步的體制的支持并還需要更長成長過程的情況下，出現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在呂澎的心目中，好像中國當代藝術的可能性就只有“資本與市場”和“政治體制”，因為政治體制的“滯后”，所以呂澎將中國當代藝術的現實可能性設定在“資本與市場”：“今天，我們只能要在資本、市場與藝術的博弈中尋找未來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夠等待政治體制完全符合藝術發展的那一天才開始我們的藝術工程，形象地說，我們只能冒著極大的風險穿越復雜的迷霧，才可能上升到明媚的陽光層。”呂澎的論述實際上是肯定了“資本與市場”作用于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的有效性、合理性（合法性）和唯一性。
　　
　　我不得不“佩服”呂澎如此重寫藝術史的“膽量”，在呂澎的眼里，“資本”（包括市場，在中國，藝術市場也是資本控制下的市場）在根本上決定了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所以，一部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史就是一部“資本藝術史”。然而，資本真的能夠決定當代藝術的發展嗎？認為資本能夠決定當代藝術的發展實際上是一種庸俗的藝術經濟決定論。這種藝術經濟決定論把藝術當做普通商品，所以認為資本能夠控制藝術的發展，它是文化上的機械唯物主義。然而文化具有高度獨立性和能動性，文化的生產不是普通商品的生產，不是表面的物質決定精神的唯物主義能夠解釋的，說物質決定精神那是從最根本的層面而言的，但具體的精神又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和能動性，決不是某種具體的物質對應決定的。藝術的精神特殊性決定了具體的藝術的生產不是物質決定的，而是藝術家獨立精神的直接產物。藝術經濟決定論在根本上漠視藝術的精神（自主）性，更對當代藝術那種批判性的精神性視而不見，它看不到當代藝術的批判性的精神性與資本的追逐利潤的功利性的內在沖突，看不到當代藝術的文化先鋒性與消費商品的時尚性的內在沖突，看不到當代藝術的文化超越性與資本的文化守成性的內在沖突，看不到杰出的當代藝術總是誕生于藝術家的孤獨精神境地，它不僅是在資本關照不到地方，更是對包括資本在內的社會文化直接反思、批判和超越的結果。實際上，真正處在文化前沿的當代藝術很長時間內都是無法為社會所認識，更無法成為商品而為資本帶來利潤的。所以，就總體來說，凡是能夠為資本所運作而為資本帶來利潤的當代藝術肯定不是真正先鋒的當代藝術，而最多只能是通俗化的、甚至是庸俗化的當代藝術，而這樣的當代藝術已經失去了當代藝術的精神性和超越性，它們只會像蒼蠅一樣，想方設法追逐著資本的臭味，資本也正需要利用它們的通俗或庸俗獲取利潤，它們各取所需，臭味相投。所以“資本”能夠決定的當代藝術只能是“蒼蠅藝術”，這在資本制度極不完善和政治體制嚴重滯后的中國更是如此，而真正有價值的當代藝術恰恰都在資本之外，它決不是資本能夠決定的。那么，呂澎意欲“重寫”的由資本決定的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史不就是一部“蒼蠅藝術史”嗎？它絕不可能是有價值的當代藝術史。呂澎批評強調“資本強權”危害性的批評家“缺乏具體的案例分析”，今天，呂澎的“改造歷史·新藝術展”不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資本強權”危害性的很好的案例嗎？
 

        在這種依賴庸俗的藝術經濟決定論“重寫”歷史的背后，有一種貌似先鋒、實則荒謬的歷史觀——即反科學的后現代歷史觀。后現代歷史觀徹底否定“歷史真相”在根本上是一種反科學思維。科學思維有一個根本前提假設，就是相信宇宙萬物表象的背后存在既定的秩序——即絕對真理，科學研究就是對絕對真理的探索，科學研究的過程就是不斷接近絕對真理的過程，這一過程的體現就是相對真理。正因為科學相信絕對真理，才不斷去探索絕對真理，科學（尤其是現代科學）思維才不斷突破，并不斷取得偉大的發現。所以，科學的歷史觀總是相信歷史是有“真相”的，盡管“歷史真相”永遠無法絕對還原，但總是可以“接近”的。因為歷史有“真相”，所以歷史的書寫不能胡來，歷史的書寫者更應該敬畏歷史。后現代藝術史觀對“歷史真相”的徹底否定，從積極的意義上講它是破除了藝術史書寫的本質主義，使藝術史書寫能夠不斷發現藝術史的真理；但從消極的意義上、也是從最終的意義上講它是背離了藝術史書寫的科學主義，必然使藝術史書寫不是不斷發現歷史的真理，而是不斷游戲歷史的真理，使歷史的真理成為不可能，從而導致歷史書寫的強權主義、資本主義、功利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虛偽主義、虛妄主義、無聊主義……（人文學思維的局限性由此可見一斑）這種情況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極端缺乏科學理性精神的國度更是如此。
　　
　　所以，呂澎說：“歷史從來就不存在著一個本質主義的標準，歷史也從來就沒有一個被埋藏在無意識或者集體無意識深淵的絕對真理等待著人們去發掘，歷史僅僅存在于每一位關心歷史的人的理性的判斷與實際的書寫之中。”“重寫歷史的含義不是說重寫本身有可能接近‘歷史真相’，而不過是對歷史的個人看法的再次陳述。”（呂澎《“改造歷史”的含義》，網上搜索。）這是一種典型的后現代藝術史觀，它的“反本質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借口。承認“歷史真相”的科學歷史觀不是歷史本質主義，本質主義強調事物本質的不變性，而科學歷史觀反而強調事物本質的發展變化性，只不過認為這種發展變化不是隨意的，而是有規律的，正因為發展變化的歷史本質的真相永遠無法達到，所以需要不斷地進行歷史的重寫，以便不斷地發現接近歷史本質真相的相對真理，所以科學歷史觀恰恰是反本質主義的。也所以呂澎的“反本質主義”其目的在于反歷史真相、反歷史規律、反歷史價值（不斷讓人更成為人的價值），結合呂澎的資本決定藝術的庸俗藝術經濟決定論，我們就可以明白呂澎“重寫”的“蒼蠅藝術史”，正是這種后現代歷史觀的消極影響的極端表現。因為不相信“歷史真相”，而相信歷史不過是“個人看法的再次陳述”，所以，呂澎就可以隨意將資本控制下的、能為資本帶來利潤的“蒼蠅藝術”重寫為“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史”。
　　
　　由于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資本與強權政治合謀的時代，資本在強權的護航下，仿佛無所不能，所以，我們只能看到在“改造歷史·新藝術展”中、乃至在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界，“蒼蠅藝術”滿天飛（當然還有諂媚強權的“哈巴狗藝術”，這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另一面。本文不論）。也所以，在政治體制很不盡人意的時代，在“歷史真相”已被后現代所謂“解構”的今天，呂澎更是相信資本的“神話”，所以呂澎要依靠資本的力量“重寫”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史，以制造新的“資本神話”。那么，在“資本神話”之外，新世紀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史還有真正有價值的中國當代藝術嗎？我只能做肯定的回答，因為我相信，藝術——尤其是當代藝術——終究是為了人的自由而存在的，只要人還向往自由，就會有為了自由——真正的自由的當代藝術。這種為了精神自由而不是為了資本利益的當代藝術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中國當代藝術，它的數量肯定很少，絕不會像“蒼蠅藝術”一樣滿天飛，它需要“自由”而非“資本”的慧眼去尋找。而“自由”——真正的自由，永遠是藝術的“絕對真理”，盡管我們永遠達不到“絕對真理”的自由。自由就是藝術史的真相，就是藝術史的規律，就是藝術史的決定因素。
　　
　　2010年5月17日星期一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