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人：馬俊
被訪人：沙維爾·索爾

　　作為上海第十屆國際攝影藝術展的評委，法國VU圖片社的CEO沙維爾·索爾無從知曉他所面對的5000多幅作品的作者是誰，但他還是迅速判斷出，這些作品大部分出自中國攝影師之手，“因為有太多的風景和肖像作品了”。而這是推崇用照片講述故事、傳達情感的沙維爾·索爾所不喜歡的。

　　但評獎就是這樣，單個評委的喜好并不能決定最后的結局。紀實類中獲得金獎的作品當然很優秀，卻不是他喜歡的類型，而他最推崇的一幅作品，卻沒有獲得任何獎項。

　　在評選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插曲。一件作品突破重圍，從5000幅參賽作品中殺入了僅剩50幅作品的最后一輪。此刻評委們卻發覺，這是一幅經過PS的照片。它差一點欺騙了所有人的眼睛。對于沙維爾·索爾來說，對照片進行PS處理是難以接受的。他的VU圖片社對所有的簽約攝影師都有明確要求，不許用PS傷害照片的真實。

　　VU圖片社與瑪格南圖片社齊名，索爾參加過大理和連州攝影節，對中國攝影的狀況算是相當了解了，但依然被中國攝影師龐大的數量所震撼。就像每一個領域的西方人都對今天中國的狀況感到既困惑又著迷，沙維爾·索爾說，中國那么大，有那么多攝影師，隨時都可能誕生一場攝影的革命。因為中國和法國一樣，“我們都深諳兩種藝術之道：美食和革命”。

“雷同的風景太多了，全世界都一樣”

馬俊：中西方評委的審美差異主要表現在哪里？
索爾：差異確實很大。比如我更注重作品本身的題材是否新穎，而似乎中方的評委在審美上更傳統些，他們更傾向于挑選一些“經典”的作品。對我來說，那些作品并不差，但并不稀奇，雷同的風景我看過太多了，全世界都一樣。在此次參選的作品中，也并沒有和政治、性相關的作品。

馬俊：此次比賽的一個規定是，如果攝影師選送組照參加，一組作品的數量不能超過4幅。這會不會太少了？
索爾：沒錯，這也是我想對主辦方提的最大意見。你知道，一般組照的限制數量都在10張左右，荷賽是12張。4張確實太少了，很難把一個故事講完整，我們很可能會遺漏很多精彩的片斷。不知道是不是數量限制的原因，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肖像作品和無數的風景照，并沒有看到有深度的長期的系列報道。（苦笑）

“畫面的真實性是第一的”

馬俊：今年荷賽有一組關于烏克蘭基輔街頭斗毆的三等獎作品因為后期處理的原因而最終被取消獎項，這在荷賽歷史上是第一次。你對于比賽中規定的“不能經過電腦后期加工制作和改變其原有真實性”如何定義？
索爾：這個問題很重要。VU嚴格拒絕攝影師后期修改圖片。尤其對于新聞攝影來說，攝影師應當力求通過鏡頭來還原和展示現實的真實性，照片是一種對于現實的拷問和佐證，是不允許隨便篡改的。VU圖片社的攝影師都會和我們簽署相關的協議，以承諾保證照片的真實性。

　　從新聞攝影的角度，畫面的真實性是第一的，畫質則居其次。你知道么，印尼海嘯的時候，我們第一時間收到的那些珍貴的照片都來自當地的業余攝影師，有些甚至不是攝影師，只是當地群眾或者游客，因為他們第一時間在現場，所以他們看到了最真實的一幕。還有美國士兵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第一手的影像資料是用手機拍攝的。人們渴望從報紙媒體上得知事情的真相，希望看到真實的內核，而不是一個“美麗的外表”，所以為了“美觀”甚至為了“謊言”而修改圖片，是絕對不允許的。

馬俊：難道你們的攝影師一點后期都不做么？比如剪裁、顏色調整之類。
索爾：適當的裁減是允許的。顏色上我們不允許做修飾，彩色轉黑白片更加不可以。如果攝影師的拍攝環境很惡劣，比如燈光十分昏暗，我們允許做適當的“曲線”調整明暗，以求畫面的對象能看得更清楚些。在傳統攝影時期，調整對比度、灰度都屬于“暗房”操作，是可被接受的。但“抹去”照片的某一部分則是不允許的。

“照片的未來在紙上”

馬俊：這次比賽中數碼和膠片的比例是多少？傳統攝影會被徹底取代么？
索爾：我想差不多有80％的作品都是數碼作品，數碼發展太快了，三四年前或許還是一半一半。不過有趣的是，最后選出來的得獎作品幾乎都是膠片。雖然數碼革命來得如此迅猛，但是，我不得不說，膠片在色彩和影調的呈現上仍然有不可匹敵的優勢。

　　不過很可惜，很多膠卷比如柯達chrome去年就停產了。寶麗萊膠片也是如此，雖然現在Photoshop里有各種寶麗萊的模擬濾鏡可以制造類似寶麗萊的色彩感，但是當你真正用寶麗萊拍攝一張膠片，看著它在光和熱之下慢慢顯影，那種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盡管如此，傳統攝影被數碼取代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只是時間問題吧。

馬俊：除了硬件的原因，拍照的心態也會對創作產生影響吧？
索爾：數碼時代讓所有人都變成了攝影師，一切都變得再簡單不過，人們的心態自然也就隨便了。

 
　　打個比方，你會隨便用寶麗萊去拍垃圾筒么？不會。但你會用數碼機或手機拍一張照，因為那個幾乎沒有成本可言，而寶麗萊的相紙可就貴多了。所以人們在拍攝前勢必會度量一番，還有光線、角度，如何才能最完美地呈現畫面。所以說，思考和謹慎是出好照片的重要因素。

馬俊：VU的攝影師用數碼拍攝的多還是傳統膠片的多？
索爾：據我所知，大多數人都是隨身帶一部數碼機一部膠片機。我相信他們的職業能力，長期的拍攝經驗積累了一種本能，直覺會告訴他們手指需要按下膠片還是數碼的快門。

　　我認為照片是一個有大小、重量的“東西”，是一個物體。也就是說，照片最終是需要被打印出來，掛在墻上或拿在手中，人們可以長時間地觀看，沉浸在畫面里，不單是眼睛，還有雙手，從視覺和觸覺的雙重感受中體會這個物體記錄的思想，承載的回憶。

 
　　比如你看我iPhone里的這些VU圖片社的照片，這張拍攝的是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女兒，他女兒很喜歡這張照片。我一定會打印出來給她，選擇合適的尺寸、畫框，而不只是發個數碼文件。打印出來的照片才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不認為在屏幕上播放的影像是真正的照片，在屏幕上的都是電影，照片的未來是在紙上。

 
　　從市場的角度，VU的畫廊也比VU圖片社盈利更多。在歐洲最近開始流行一種技術，每張打印的作品都可以申請一個“art trust”，類似于我們數碼產品的編號，一旦敲上了“art trust”的標簽，你的作品就注冊了，是無法復制的，僅此一張。

“紀實作品會隨著時間流逝而增值”

馬俊：在中國，紀實攝影似乎一直處于市場的邊緣地帶，并沒有觀念攝影那么“流行”和“火熱”，你覺得紀實攝影的未來空間在哪里？在VU的畫廊里，是不是觀念作品更受市場歡迎？
索爾：我不想做預測，未來是開放和自由的。我對于紀實和觀念的態度比較中立，沒有什么傾向。
VU的畫廊并不總做觀念作品的展覽。最近我們展覽的是一批上世紀50年代的西班牙紀實作品，關于反法西斯題材的。這類作品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就我的經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紀實作品往往隨著時間流逝而增值。

馬俊：在你看來，中國有哪些題材是值得挖掘的？
索爾：城市本身就是一個故事會，可挖掘的地方很多。我們有一個意大利攝影師之前來過上海，他拍攝了一組照片，把羅馬和上海兩座城市做了一個比較，非常有趣。還有一個攝影師拍攝了夜上海酒吧的組照，那些喝醉之后的最真實狀態下的人，令人印象深刻，這組作品在2008年獲得連州攝影節的獎項。我很欣賞北京的高波，20年前他拍攝的一組西藏作品很令人震撼。我希望多認識一些中國攝影師，希望在法國的博物館里看到他們的作品。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污染問題、農村土地問題等等。未來幾年中，我們還會關注中國的中產階級的狀況，會為此請攝影師拍些作品。

馬俊：你們所做的不僅是藝術創作，也像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圖像歷史。在拍攝一個題材的時候，你們是不是要做文本的準備？西方攝影師來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拍攝，會不會始終帶著一種“觀看”、“獵奇”的眼光？
索爾：我們會進行大量文本上的準備。我們會盡量了解當地的文化傳統、歷史和現狀，但我承認，不可避免我們會帶著西方的眼光。但人類的情感是相通的，這也是考驗攝影師的地方，如何跨越國界和文化背景，拍出能打動所有人的照片。

馬俊：現在年輕攝影師的作品似乎更傾向于關注自我的精神世界。
索爾：或許年輕人并不是不關心政治，他們只是在尋求一種新的世界。在法國的年青一代中，最近流行一個詞“Noosphere”（人類圈，人類知識的總和）。它是超越一切組織、世俗權力之上的，類以于一種世界大同的思想狀態，追求一種全人類的共同智慧，這是一種很高的知識境界，是十分自由博大的。

馬俊：就像是烏托邦嗎？
索爾：有一點，但是現實中也不難看到這樣的例子，你看世博會不就是這么一個Noosphere么，全世界的智慧聚合在一起。Better city，Bette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