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的大量刺激使人的壓力增加，以冷漠、疲倦、無聊等為特征的典型的心理狀態已成為“都市病”的“癥候”，并不斷地滲透到藝術創作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飛速的城市化進程。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特殊性（非城市人口基數巨大、城市化起點低而速度快、城市化面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等）導致中國的城市化顯示出人類歷史上鮮有的復雜性。對城市化進程和都市文化的關注也因此成為當代文藝的一大主題。

　　藝術中對都市問題的關注往往采用再現的方式，或是對都市建筑（或城市風景）的再現，或是對都市中的人（或自我）的再現。在再現中，藝術家扮演的是“旁觀者”的角色，像是本雅明筆下的“藝術閑人”，帶著距離靜觀城市的重重幻覺（Wunschbilder）；但與本雅明所謂的藝術閑人不同，中國當代的都市藝術家不滿足于戴著審美的眼鏡安然對待都市生活，而是常常以精英的身份表達著對城市變遷中個人生存狀態的憂思。

　　本文將從都市空間和都市人的角度對當代藝術中的都市景觀進行粗略的探索，進而探討當代都市藝術更深入地介入社會的可能性。

　　都市建筑

　　中國三十年以來的城市化過程，是追求一體化的現代主義和追求個性化的后現代主義交織、混雜的過程，其結果是造就了兩極化的城市景觀：一方面，毫無個性的辦公樓和住宅小區遍布全國，以極高的效率機械復制出大大小小的城市和鄉鎮；理性的功能分區和房地產商業開發的策略改變了城市的布局，白天車水馬龍的CBD到了夜晚則恍若鬼城，而郊區化的居住區則因缺少便利的商業服務而顯得冷清；另一方面，大小城市、鄉鎮紛紛涌現出體量巨大、造型夸張的各種“標志性建筑”，這些帶有權力美學印記的后現代建筑物在其周圍現實環境的映襯下具有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

　　在曾力的攝影作品“北京照片”系列中，鏡頭對準普通百姓日常的居住空間的有《蓮花小區》和《蒲黃榆二里3號》，前者是1990年代末的建筑，后者是1980年代末的建筑，雖然新舊有別，但都是無個性的現代主義住宅建筑。照片中“人”的缺席與此類建筑暗含的“去個性化”思想相呼應。“去人化”的建筑物仿佛散場后的舞臺布景，“觀眾可以想象任何可能發生在這個舞臺上的演出，荒誕的、戲劇的、悲劇的，所有這些又都仿佛頃刻間煙消云散，留下的是這個城市的無表情外觀”（蔡萌，《景觀攝影：中國當代攝影的一種類型》）。而這一系列中的《朝外SOHO》則顯示了理性主義功能分區的后果——夜晚荒涼的CBD辦公區，同樣有舞臺布景的效果。

　　線云強的攝影作品《天下——世界最大體量的銅錢》展示了所謂的后現代建筑。“世界最大”的口號體現著浪漫主義的權力美學；照片中那座沈陽的“銅錢樓”則被網友評選為“中國各城市最丑的樓”之一（同樣入選“中國各城市最丑的樓”的還有北京的盤古大廈、“福祿壽”天子酒店，等等）。航拍的全景令觀者產生恐高癥般的眩暈感。巨大的銅錢狀建筑矗立在天地間，像一座傲視萬物的金錢紀念碑，宣告著后都市文化中的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的勝利。

　　在最近的兩個展覽（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景觀·靜觀——中國當代攝影專題展”和第三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筑雙年展）中，楊鐵軍和白小刺分別在作品系列“政府大樓”和“公共建筑”中用鏡頭記錄了市、縣、鄉鎮的政府大樓。這些往往與政績工程和腐敗工程聯系在一起的公權力建筑的典型外觀是寬闊的大廣場盡頭的白色大樓，有的看起來酷似人民大會堂（楊鐵軍，《政府大樓——光山縣》），有的甚至模仿白宮（白小刺，《公共建筑——阜陽市政府大樓》，它們似乎體現著地方對都市化的一類追求；同時，這些體現著“現代化背景下的中國人在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認同過程所呈現出的‘奇思妙想’”（蔡萌，《景觀攝影：中國當代攝影的一種類型》）的建筑物仿佛天外來客般地和周圍的本地景觀格格不入，充滿超現實主義的夢幻感，也是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幻覺效應”。

　　都市人格

　　在都市化發展的同時，“城市變得越來越面目模糊、難辨”，“普通老百姓對城市越來越加深了疏遠感”（巫鴻，《廢墟、碎片化以及中國現代與后現代》，《1985年以來的當代藝術理論》），都市中人的生存和心理狀態問題是學界、文藝界長久探討的一個主題。

　　城市社會學家沃思（LouisWirth）認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種，此種生活方式下的市民維系著一種不同于鄉村“初級團體”的“次級”人際關系，其特點是分割的、短暫的，并帶有功利主義的印記，此關系下形成喪失了完整性的“城市人格”。德國歷史學家蘭普雷克特（KarlLamprecht）指出，對刺激的易感受性是從美國舶來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并把城市稱為“刺激文化（KulturderReizbarkeit）的傳聲筒”，“無休止的匆忙、發動機的汽笛聲、有軌電車的叮當聲、潮水般不斷涌來的郵件和報刊上攻擊性的消息以及伴隨著越來越輕率的人際交往而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關系——所有這些因素都激發了人們想要逃離眼下這種奴役生活的愿望。”類似刺激文化的觀點也見于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世界都市意味著世界主義取代了‘故鄉’，冷酷的務實取代了對傳統和對時代的尊敬”，居住在石頭屋子里的“人們的服裝，甚至面孔，都必須適應這種石頭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著奇異的色彩和音響，夜晚，燈光勝過月亮的光亮”，“從此以后，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都變成了金錢的問題。”而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社會學家西姆爾（GeorgSimmel）指出，生活在“金錢經濟”中的都市居民在面對城市生活的刺激性時，為了確保自己的心理健康而啟用了一套對抗機制（Reizschulz），即用“冷漠”、“厭倦”的態度來避免對刺激作出相應的情感反應。在此類觀點的基礎上，戈夫曼（ErvingGoffman）發展出了他的戲劇理論，認為城市生活中的人際傳播過程就是人們扮演一個非自然的“自我”角色的過程。

　　總之，城市中的人由于其角色的分割（伊夫·格拉夫梅耶爾在《城市社會學》一書中稱“城市居民處在多種歸屬之中，其中每一種歸屬都給予他特定的角色，并且只涉及其自身的一個特殊范圍”），而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人格特征。都市生活的大量刺激使人的壓力增加，從而不得不啟用特殊的心理對抗機制，即厭倦心理。這種以冷漠、疲倦、無聊等為特征的典型的心理狀態已成為“都市病”的“癥候”，并不斷地滲透到藝術創作中。

　　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新生代”的藝術家如劉曉東、喻紅、趙半狄、展望等，在他們的作品中描繪剝離了深刻意義的平凡瑣事和街頭巷尾的平常景觀，可作“心理對抗機制”的反映。而玩世寫實主義和艷俗藝術則折射出都市生活的“刺激文化”特征。

　　在對都市中人的生存與心理狀態的進行旁觀與再現的作品中，于洋在2009年創作的攝影和影像作品《七天七夜》和十多年前李孝萱的“都市水墨”作品《大轎車》（1995）選擇了同樣的主題——擁擠的公交車。于洋的作品中，印在公交車身上的語句——“我們走七天七夜就可以到金子鋪路的地方”是意味深長的點睛之筆：其一，這句話恰恰符合菲什曼說的“使用時間來作為距離的衡量”的都市生活特征；其二，中國的城市化之路伴隨著的大批從農村涌入城市、從小城市涌入大城市的追求“中國夢”的人，而那“走七天七夜就可以到”的“金子鋪路的地方”，車上的乘客又豈止為之奔波了七天七夜呢？此情此景，令人想到羅杰·沃爾丁格（RogerWaldinger）1996年的書名：仍是希望之城嗎？（StillthePromisedCity?）而無論是在《大轎車》還是在《七天七夜》中公車乘客那木然、疲憊的表情上，我們都找不到答案。

　　景觀背后的第三種可能

　　上文中提到，無論是對都市空間的再現還是對都市中的人的再現，都是帶著距離的旁觀或者靜觀。接下來，本文將探討都市藝術的第三種可能性：介入。

　　在都市化進程中，矛盾的焦點之一就是舊城更新帶來的非自愿遷移——拆遷。對于強制拆遷帶來的無奈感，展望在1994年的《廢墟清洗計劃》中通過對拆遷中的房屋的“修復”行為進行了表達。同樣以拆遷為主題的當代藝術作品還包括張大力的《拆》、王勁松的《百拆圖》、尹秀珍的《廢都》，等等。這些藝術作品表達了藝術家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介入的愿望，但本文認為，無論是上文提到的對都市建筑、都市人格的再現，還是以上這些關注拆遷問題的藝術作品，都尚未觸及中國都市化進程中的深層問題。

　　通過對美國城市化進程的研究，雷布金斯基（WitoldRybczynski）指出，美國城市化的進程與其說是通過城市建筑，不如說是通過一種城市化的中產階級文化的傳播來展開的。對這種“城市化的中產階級文化的傳播”，羅莎琳·多伊奇（RosalynDeutsche）在《被驅逐者的建筑中》用“紳士化”一詞恰當地進行了概括。“‘高雅文化’……將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感情融為一體。它的在場印證了富裕的街坊四鄰過著上層生活的‘真實’現狀，同時也提供了再開發對公眾負有責任甚至還具有‘民主’特色的佐證”。通過此種紳士化的修辭手法，“利潤和控制的特殊利益”似乎是由“真、善、美的普遍利益”決定的，從而為城市的再開發進行了辯護。多伊奇進而認為，城市的再開發是一個“雙重性的計劃”，會帶來同質化和解域化的結果，即一方面是城市空間的同質化，另一方面是原住居民的解域化。而解域化的后果則是亞歷山大·克魯格（AlexanderKluge）稱之為“政治工廠”的公共領域的喪失。

　　作為中國都市化進程一部分的舊城改造體現的是同樣的問題。民主的公共領域是市民性的標志，它使得城市不至于成為居住區的拼合和散沙般的人的混合體。正如韋伯所言，城市不應該僅是單一的通過經濟關系而聯系起來的居民的區域聚集，而應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以及通過全體公民參與而形成的公共權力進行的管理”。中國當代的都市化進程中，公共領域的缺失、社區文化的單薄和拆遷矛盾的頻頻爆發都反映出一個根本的現實問題，即都市化進程中民主參與的不足。對市民民主參與的關注，已經體現在2009年底在深圳市“市民中心”舉行的第三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筑雙年展上，（《南方周末》對此次雙年展的報道的標題是《城市廣場就該屬于市民》）。而今年的798雙年展上未能實現的行為藝術計劃——“最牛釘子戶”吳萍的行為表演，或可視作當代藝術介入都市化社會問題的嘗試，然而其揭示問題的深度、展示問題的角度（包括炒作的嫌疑）都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