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4月“香港蘇富比”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汪精衛在1942年寫給日本外務大臣松岡反映其當時心境的《行書七律》，以3.8萬元起拍，最終以25萬元高價拍出；汪精衛的另一作品《行書七言聯》，最終亦以高出估價約一倍的32.5萬元成交。其夫人陳璧君的《小楷唐詩300首》，同樣以不菲高價成交。汪氏夫婦都是無可爭議的大漢奸，那段不光彩的歷史更為世人所不齒。而如今其作品卻以遠高于估價的市場價位拍賣成交，再次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    

    　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祖籍江西婺源，1883年出生于廣東三水(今屬佛山)。1905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參與孫中山組建同盟會。1910年，滿腔熱血的汪精衛決意赴京，密謀炸死攝政王載灃，但因暗殺行跡暴露遂為清廷捉拿，一曲“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囚詩傳誦一時，讓其名聲大噪。辛亥革命勝利后，他與陳璧君成婚，赴法國留學。期間曾回國參與討袁、護法運動。1921年，汪精衛擔任廣東省政府教育會長，以及孫中山的顧問，并協助改組國民黨。頗富文才的汪精衛還是同盟會章程、孫中山南京就職宣言及其遺囑的主要起草人，進一步奠定了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影響。此后開始擔任黨國領導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后，性格多變的汪精衛錯誤研判時局，公開叛國投日。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新的偽政權，親任“行政院長”，又兼任“國民政府主席”等職務，淪為日本帝國主義鎮壓人民的奸雄與幫兇。1944年病故于日本名古屋。

   　 汪精衛從小受過父母教育，1902年獲得了廣州府試第1名，但他并未走上一條賣字鬻畫的人生道路，而是在1905年投奔孫中山后，開始步入政壇。汪精衛天資聰穎，文才不凡，早年練過毛筆字。從其存世書法來看，受過唐人法書的影響，楷、行、草體俱能，而且具有一定的文人書卷氣，但是客觀看待尚未形成獨特的個性風貌。而從華僑富商之女陳璧君(1891—1959)的人生經歷來看，她也不是以書家面貌步入社會和世人眼簾的。因此可見，汪精衛夫婦的手筆絕非書家書法，藝術價值和成就并不高。

    　關于汪精衛的書法交易現象，其實早在1993年6月“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會上，他就有幅書法從3500元起拍，最終以22萬元高價成交。若論汪精衛的書法藝術成就，根本無法與吳昌碩、趙之謙等近代名書家相比，但這一成交價卻遠遠高于一些近現代大書家作品的當時市場價位。如此反差懸殊的交易現象曾令輿論嘩然，也反映了某些人的價值取向和不成熟的“沖動”。當然歷史人物的名聲有大有小，還有香名和臭名區別罷了。

    　這些年來像汪精衛這類在政治上或道德上存在嚴重問題、世名甚不光彩的反派名人，書法作品在拍賣市場上屢以高價售出的現象，一直引起圈內外人士的爭議。如嚴嵩、和珅、慈禧、袁世凱等人。因此人品與書品等關系問題，再次成為了人們的關注焦點。眾所周知，書法是一個人的情感宣泄與才氣流露，是學識與品質相融合的重要體現。而中國書法史上有關人品與書品相互關系的探討問題，素來議論較多。傳統書法評價觀念認為：人品高了書品才高，相反人品低則書品自然低也。但從實際角度客觀看待，并非完全如此。譬如北宋奸臣蔡京品德奸詐，做盡壞事；南明大學士王鐸貪生怕死屈膝降清等，均為士林學界所詬病。不過有些反派人物的書法藝術價值不菲，對后世影響也比較大。這從一個側面應證了書家的技法高低與品行好壞并無直接關系，人品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書法的格調、意境，但并不能夠完全決定書品的高低。再如近代反派人物鄭孝胥，書法風格不凡，在民國書法史上占有一席。因其晚年投靠日偽淪為漢奸，被釘在歷史的羞恥柱上。更多的人只是從情感因素較少提及這些人物的書法藝術，在客觀上卻忽略了其所取得的書法成就。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反派名人的書法成就與藝術地位，往往是并不完全相符的。

   　 書法家的人品與書品、作品價值與價格不相合拍等問題，乃當代書學、藝術經濟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歷代反派名人的書法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亦為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可資借鑒之處。從史學研究角度來看，中國社會發展史素來包含著這些受命運擺弄的反派名人的歷史，他們的書法藝術自然也是傳統書法史的組成部分之一。有些反派人物的手跡還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等價值，為史學研究的重點資料。另外從藝術品投資角度看，避開市場熱點運作，有時也會產生較大的回報收益。因此導致了原先較為冷門的反派名人書法作品，如今的交易行情不斷升溫。可見過于排斥、打壓這類現象，顯然是不盡合理、也是徒勞的。

   　 針對當前市場存在青睞汪精衛等反派名人書法作品現象，筆者以為：一方面是人們鑒于其中某些反派人物書藝成就和歷史影響所致，而且這些人物筆跡有的因為屢遭唾棄、銷毀，造成了“物以稀為貴”的市場追崇現象；從另一方面來看，唯利是圖歷來是投資商的本性，任何人毋庸質疑。因此也不排除有些人看中其不光彩的“名氣”，肆意投機哄抬炒作、最終牟利的結果；另外也不排除有些人為了收藏而“拾遺補缺”等等。因此人們在投資典藏時還是應當注意保持實事求是、按質論價的清醒認識，正確理性地妥善處置好相應的各種關系，盡量提高收藏情趣和品味，更要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分名聲好壞而盲目追崇“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