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自身的道德追討，并不是為侵略者開脫。相反，我們從教訓中奮起，把自己的文物保護好了，就能在國際輿論上站穩道德高地，也更有利于追討那些流落在外的珍貴文物———

　　隨著國家對文化遺產的重視，追討流失在國外的珍貴文物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前段時間，“圓明園獸首海外拍賣事件”就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廣大民眾在強烈譴責侵略者的掠奪罪行、反對這種非法拍賣的同時，也紛紛要求把那些被侵略者掠奪去的文物追討回來。對民眾的正義呼聲和由此而表現出的愛國熱情，筆者打心眼里贊成。

　　然而冷靜下來，我又在進行反思：假如這些珍貴文物不被侵略者掠去，命運又該如何呢?它們能歷經百年風雨，至今完好地立在圓明園里或躺在博物館中供人觀賞嗎?只要翻翻歷史，答案似乎不難找到。

　　首先是圓明園被外國侵略者劫掠以后，我們自己非但沒有很好保護，許多人還趁火打劫，到園中毀物掠財。據有關數據顯示，英法聯軍剛撤離不久，附近居民就跑進園中盜伐木材，哄搶財物。“當這些外國軍隊終于撤離時，本地的無賴、竊賊和地痞流氓利用無政府狀態，大肆搶掠任何他們認為值錢的東西，甚至那些被認為是保護所有宮苑的滿洲旗民也參與搶劫……那些被盜來的木材，從柱子到窗框全都拿到附近的清河鎮，堆積成一座‘小山’，等著變賣?！?引自《圓明園的毀滅》)至清朝滅亡后，從軍閥到民國政府，從高官權貴到民間盜匪，都對圓明園遺跡大肆劫掠，對僅存的文物巧取豪奪，使圓明園的建筑和古樹名木遭到徹底毀滅。在此情況下，獸首又如何能夠自保?

　　再就是新中國成立后，盡管人民政府也保護了一些文物，但由于領導者認識上的偏差，也毀壞了不少文物，拆毀北京古城墻等古建筑就是明顯例子。為阻止此舉，建筑專家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曾到處奔走呼號，竭盡全力請求北京政府保留古城墻、古門樓等古建筑。然而當時北京市長彭真的回答卻是“中央領導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他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看下去，到處都是煙囪。”他還搬出了毛澤東的批示：“城墻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引自《非常道》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以此來壓制不同意見，古建筑照拆不誤……既然古城墻等古建筑都是應拆除的“封建象征”，那么同樣是“封建象征”的獸首，不也在被拆除、被銷毀之列嗎?而實際上，這段時間“圓明園再次遭遇到毀滅性的威脅。園里更多的山丘被夷平，湖澤被填平;大量茅舍在園內興建，道路隨意在園內鋪設?！?引自《圓明園的毀滅》)如此狀況，獸首又哪有立足之地?

　　退一步說，就算獸首能僥幸通過以上兩關，但“文革”這道關卻是“插翅難逃”的。因為“文革”一爆發，幾乎所有文物都成了“橫掃”的目標，統統都在被清除、被砸爛之列。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1966年8月19日，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開始以后，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為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先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之后又迅速燃遍全國城鄉?！薄?900年八國聯軍洗劫頤和園時，曾槍擊萬壽山頂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但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前去‘破四舊’時，似乎是為了替八國聯軍完成未竟的任務。凡是在戰火中幸存未毀而他們又夠得著的佛像，無一幸免。”(轉引自“我愛西貢”的博客)既然戰火中幸存下來的浮雕佛像都“無一幸免”，那么比佛像更珍貴、更暴露的青銅獸首又怎能幸免呢?

　　由此可見，即使這些獸首當年不被侵略者掠走，也仍然會毀于我們自己人之手，難以保存下來。而且直到今天，珍貴文物被毀壞、被盜賣的事情仍在各地不斷發生。因此筆者認為，向國外追討這些獸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向我們自己進行道德追討，深刻地反思一下，長期以來，我們因偏見和無知毀壞了多少文物?又有多少文物正在或即將被毀壞?這給我們國家造成多大危害、又產生多壞的影響?在痛定思痛、認識提高的基礎上，切實做好我們的文物保護工作，在全社會形成保護文物的共識，將文物在時間長河里所蘊涵的歷史意義長期記取，并作為我們繼續前行的精神資源。否則，如果我們仍停留在以前的基礎上認識文物，只憑單純的“愛國熱情”去追討文物，那樣即使將獸首追討回來，也難保不再被毀壞或流失;而如果讓文物毀于我們自己手中，那還不如仍然留在國外，這樣起碼能夠保存下來，發揮其應有的價值，起到宣傳我們民族文化的作用。

　　行文至此，或疑我之見有為侵略者幫腔之嫌。其實不然。進行自身的道德追討，并不是為侵略者開脫。相反，我們從教訓中奮起，對文物越重視，相比之下侵略者的手段便越卑劣，其罪惡也越昭著;我們把自己的文物保護好了，就能在國際輿論上站穩道德高地，贏得更廣泛的同情。這樣，也就更有利于追討那些流落在國外的珍貴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