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青的工作室最早就開始說要拆遷，藝術家的反映也比較激烈，甚至有很多人還寫信、做論壇抗議。但目前整個藝術區的狀況還比較穩定，據說是不在朝陽區這次大拆遷的范圍內。葉帥前幾天還和朝陽區的區長見過面，問過拆遷的事，得出的結論是：拆是擋不住的趨勢。

 

　　在為拆遷做準備

 

　　同樣面對大拆遷的葉永青對自己將要去哪兒并沒有多做考慮。如果能不拆，他自然特別高興，但他也在為拆遷做著準備。今年他做了好幾個展覽，按理說今年金融危機，做展覽并不是好的選擇，但通過這種方式，他把自己的作品都分配去了各個畫廊，工作室差不多已經騰空了。一旦拆遷，他就不要工作室，就去跟畫廊或者跟別的什么單位簽合同，把畫廊當工作室用。

 

　　但他還是感慨，自己去墨西哥看弗麗達•卡羅的工作室，心里很感動。藝術家早已不在人事，但工作室里依舊有他的氣息，她養過的貓和孔雀，以及它們的后代還在那里生活，她浴室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伸進頭去聞聞里面的香味。這看起來雖然是物質，但是它煥發出來的能量是精神上的，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東西。

 

　　最大的泡沫就是藝術區

 

　　葉永青與其他面對拆遷的藝術家最大的不同點在于，他曾經是一個藝術區建設的大運營商。在葉永青眼里，藝術市場里最大的泡沫就是藝術區，尤其是藝術家工作室。回過頭來一想，從北京四環開始直到機場路沿線，看到的比比皆是的就是藝術家工作室。剛剛畢業的學生也住在這里，每個人都擁有兩、三百平米的巨大工作室，景象的確令人感到很驚訝。葉永青說：“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藏污納垢。其實是發展太快的社會還來不及把這些土地的價值體現出來，所形成的一個發展的空隙。現在土地飛速的上漲，藝術家這樣的占有土地資源，其實與自己所生產的價值是不成比例的。”

現在所有的藝術區，沒有合同是跟大房東簽的，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土地的擁有者愿意把自己的土地簽給藝術家。土地是在不斷增值的，所有人做的都是臨時協議，不過是這幾年的土地暫時想不到其他好的用途，暫時給藝術家用一用。在使用的過程中，無疑藝術、文化給土地帶來了增值，但其實換句話說，這些土地哪怕閑置也在增值，藝術家只不過暫時填補發展的空隙。藝術家都是在跟二房東簽約，二房東的承諾是可以無限夸張的，因為他沒有法律依據。承諾有什么用?政府規劃一來，所有的二房東都躲得遠遠的。

 

　　葉永青覺得任何資源都是被分化、有等級的，現在談的是絕對平均值是不現實的。藝術區怎么樣做才能既體現土地價值，又能讓藝術能在里面生長?前提就是要分化，不然會造成悲劇。最極端的例子是曾經有一群年輕的云南藝術家，湊錢在索家村租了一間房子，他們為它起名為“候鳥的天空”，這是他們當時的夢想，希望能在北京有一片自己的天空。結果當時嘩就拆掉了，二十多個人的錢，轉眼就灰飛煙滅。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辦法，這種悲劇還會出現。

 

　　可能很少有藝術家能從這種角度想問題，也有人說這種說法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也許大多數藝術家想得更多的還是自己的訴求，卻很少想到真正的藝術區是需要能夠長遠發展的，也沒很少有人幫助政府決策規劃一個真正穩定、長期性、持續、公開、能夠跟社會對接的藝術區的方式。

 

　　宋莊是包子

 

　　葉永青覺得目前宋莊的模式，其實都是從圓明園延續出來的藝術村模式。這就像一個大菜包子，行不行全看里面包的藝術家這個餡好不好。在他看來，宋莊是中國藝術區域野蠻生長的典型代表，完全靠一顆種子影響到周圍的人。這里面一方面靠藝術本身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另一方面也是靠藝術家的個人魅力，但沒有他們和宋莊領導之間的溝通，宋莊可能不是今天的樣子。但問題在于，藝術家是不可控制的。

但在葉永青看來宋莊的模式還缺乏可復制性，它太依靠藝術家，一個國家好的藝術家是很稀有的。他很喜歡同樣在農村的草場地藝術區的建設方式，它就像一個產業，不但能滿足藝術家的需要，還能讓周邊的老百姓受惠于藝術區的發展。農民很容易復制藝術家需要的生活環境，學著蓋更適宜于藝術創作的工作室空間，這個時候，村民成為了建設者，而藝術家作為流動人群是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走或者留而大面積影響這一藝術區的發展的。這種建設藝術區的方式就具有持續性。在葉永青看來，一個好的藝術社區是有標準的，它要能提供給這個城市全新的生活方式，能延長城市的商業運營時間，能提供這個城市它原先不具有的文化，能有穩定的居住人口，而且還能促進就業率。

 

　　現在的中國，藝術家們千軍萬馬走在一條叫做“市場”的路上，而文化上卻像是殘疾人。“只有一條腿，永遠靠市場，只能跳躍式的發展，跳到哪一天累了就會倒下。兩條腿才是長遠的模式，但它不會憑空而將。首先需要像艾未未做草場地那樣，告訴當地政府，告訴老百姓，什么是藝術家需要的生活，藝術家的生活會給他們帶來什么樣的好處。不是所有的人天生都要反對藝術家，而是我們帶給這個社會的東西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