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的碎片(斷裂)
伍方斐:我們與生俱來就生活在一種斷裂之中。所謂的 斷裂是個人的,而且還是時代的;不僅涉及歷史、社會、體制,更涉及文化,以及文化的表象,也就是視覺及其信仰。當然我們也不是為了斷裂去斷裂。
趙崢嶸:現在,時興講文化斷裂。 有個說法,西方文明是斷裂的文明,中國文明是連續的文明。西方文明斷裂多,不然不會有他們的階段說、形態說。我們中國就算連續性強,也還是有很多斷裂。斷裂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根本原因是現代化,這不是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哪個時段偶然發生的問題,而是幾百年來,帶有全球性的普遍問題。所謂的“文化斷裂”,作為“連續性”或“文化保守”的對立面,乃歷史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藝術是在變革與保守、連續與斷裂、蛻化與革新的對峙、抗爭與掙扎中,艱難前行。正因此,所謂“文化斷裂”,并非善惡美丑的價值判斷,而只是一種歷史描述,即社會生活、思想道德、文學藝術等處在一種激烈動蕩的狀態。
羅奇:人一出生就處在一種斷裂之中,是沒有歷史的,你的生前、生后都是處在茫茫的黑暗之中,你只是偶然的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后天的教育使你具有了文化感、歷史感、使命感、國家意識等等。這是我想起禪宗離得一句話:“看看你出生以前的本來面目。”文化的傳承的斷裂確實是發生的,中國的文革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所謂的“代溝”也可以說是斷裂。一代一代人具有明顯的差異,你可以說是斷裂,也可以說是遞進。但從大的文化意義上說,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很難說是斷裂,革新的要求很強烈,也是說社會生活、思想道德、文學藝術處在激烈動蕩的狀態,但斷裂有沒有發生,是值得商榷的。我覺得斷裂是一個“詞”,在使用它或追求它是應該謹慎的。
譚暢:現在夏可君在寫一本關于柔軟的繪畫這樣的一本書。他是以架上繪畫作為主要的觀照物,同時也以古今中外的都給引進來。他是對柔軟繪畫形態的一種探究吧。他可能也是一種典范吧。一個事物的最初狀態,像老子講的,他說再軟的還能軟得過嬰兒嗎?嬰兒這個柔軟但他慢慢地發展起來到很硬的時候,其實是他的一個頂點也是一個下降期。在這個概念當中,其實你想一想,軟和硬就是我們搞出來的,我們畫出來的。你說是不是這樣?你一個骨頭是硬的,但是對于鋼鐵來說就是軟的哦,它一下子就碎了。然后我們認為很軟的東西對于另外一個東西來說又是硬的。一切東西都是相對的,它也只是在相對之中才有這個意義,價值和定位。它也只能這樣。所以說我們在概念上不要去特別強調一個“軟”。所以對這個概念來說時刻還是要保持警惕。因為概念本身確實有問題的。但是我們是因為面對一個語境說話啊。它只能針對前面一個東西來說,就像骨頭對于鋼鐵來說一樣。必須要在這個語境里面說話。要是全社會都充滿妥協,到處沉默都不敢說話,那這個“軟”就是問題了。所以當時欒老師提到的永恒的藝術啊,提到這種永恒性啊,我們當時感到一點困惑,我們認為不能把研究凌駕于藝術史之上了,它就超越現實了。
伍方斐:比方說風景的構圖,這里面那些是近景,哪些是中景和遠景。哪個地方是核心的。通過梳理可能會出現這么一個景觀。但是基本的概念我覺得還是對的,因為“軟現實”這三個字還是抓住了一些要害的。因為中國要面對現實還是比較困難。
羅奇:欒老師他的意思還是要找出藝術最本質,最核心的一個東西出來,這樣的藝術就會永恒。我相信永恒的東西是存在的,只是我不一定有幸能領略它。個體追求差異,實際差異是表象,骨子里的東西是一致的,在有些藝術品面前,我們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動,但說不清楚,我覺得這里面有一些需要我們去領悟的東西,還是應該虔誠的去思考。我們做不到,見不到的東西不等于沒有。
趙崢嶸:他說的也有一定道理。比方說,雖然他反對杜尚,但是實際上杜尚就不在一個鏈接上面。這是一個斷裂,然而這個斷裂恰恰形成了另一個新的起點。近代以來,中國人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絕大多數人持“變革”態度。只是到底采取何種策略,是“破舊立新”,還是“立新”而不“破舊”。以及對傳統中國毫不留情的抨擊,導致了魯迅所譏笑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激進主義思潮泛濫。如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諸多波瀾壯闊的大轉折。就像許江認為的,這是一種跨越雙重斷裂、自身經歷的斷裂與全球化語境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斷裂的文化遠望。
羅奇:我對“斷裂”是懷疑的,我認為斷裂只在局部發生,歷史的滾滾洪流不可能因為個體的行為而斷裂。我曾體驗過站在斷裂的懸崖邊上,有一種想飛翔與跳下去的感覺,只是在一念之間,或許你就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這是一種斷裂,就在你的腳下,而且你會無比的渴望彼岸,不愿意承認斷裂的存在,希望有一種東西將兩岸聯系起來。但無論怎樣的斷裂,都不是絕對的,總有一種東西將它們維系,即便是萬丈懸崖,它們也還是有底,有峽谷與河流。對于杜尚來說,我不認為是一個斷裂,他所起到的是一種起承轉合的作用,在恰當的歷史時期他做了恰當的事,杜尚的思想也不是橫空出世,他實際上是一個消極主義者。黑格爾在海德堡的一次演講中提出“藝術終結”,而后這個預言式的命題對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阿多諾則認為科技和工具理性至上的現代性危機與藝術商品化和藝術批判功能的消失的藝術危機,這兩種壓力使藝術走向終結,而杜尚之后的阿瑟·C·丹托則提出藝術將被觀念和理論所替代,被哲學所同化。所以杜尚的思想也不是無源之水,當他把小便池送到博物館,并沒有意識到藝術會由此而蓬勃發展,更加的多樣化,更加的豐富。許江的說法也是言過其實,現在的時代是一條河,有激流、有險灘,更多的是緩緩向前的流動。所謂的雙重斷裂是自我意識的膨脹,自我造出“滄海橫流,顯英雄本色”境遇。我們不幸生存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還是應該踏踏實實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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