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題材美術創作為什么一直這么熱?
歷史開啟了藏族題材創作之門。1938年，日寇野蠻東侵，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許多高等學校和文化機構、團體以及大批文化人紛紛西遷，文化中心隨之西移。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內地畫家只身前往西康寫生成為可能，藏族題材由此進入美術家的視野。吳作人、張大千、葉淺予等分赴青藏高原寫生，開啟了藏族聚居區寫生的先河，也從此確立了中國美術教育延續至今的旅邊寫生教學傳統。
新中國的成立讓藏族題材進入主流美術創作。新中國成立之初，多民族大家庭團結統一的新氣象振奮人心，同時，在毛澤東“文藝必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號召下，美術家堅持深入生活、表現現實的藝術信念，民族題材成為美術創作重要的創作素材之一。1954年，青藏公路、康藏公路通車，1959年開始的西藏民主改革，將新中國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悅之情推向廣大，進一步帶動了美術家深入藏族聚居區采風。此后的近20年間，“翻身農奴做主人”成為了藏族題材美術創作的主要敘事模式，新中國美術史上的第一次“藏族題材熱”由此產生。
進入新時期，美術創作者的審美目光沒有多少遮攔，有的便投向了遠古、邊地，投向了充滿新奇的民間和少數民族風情以及大自然。許多美術家或真實再現了藏族同胞的生活和雪域高原的風光，或以意象的表達方式帶來了對異域風情的浪漫想象。20世紀末，越來越多的創作者加入到藏族題材創作的陣營。一些美術家進一步了解藏族文化傳統和藏族藝術，并試圖超越視覺圖像的捕捉，用象征的方式表達對于藏族文化的理解和精神的把握。“藏族題材熱”持續升溫，從未間斷。
美術家鐘情于藏族題材在于圣潔的青藏高原獨特的人文地理資源。那里的一切如此入畫：深邃的天宇、圣潔的雪山、靜穆的湖泊、強烈的陽光、純樸智慧的人民、盛開著鮮花的草地……交織成色彩和形象的線條，為西畫同中國藝術傳統的對話提供了平臺，為中國畫對當下視覺經驗的表達連接起紐帶……更為重要的是，魅力不只來源于它的自然地貌、風土人情，更在于其久遠的歷史文化。在高寒地域嚴酷的生存條件下，藏族同胞平靜背后所呈現的生命的力量和尊嚴、心靈的智慧和達觀，為創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深度思考空間。
幾代美術家前赴后繼，在藏族聚居區揮灑著熱血與汗水：1953年第一次入藏的李煥民從此把西藏、甘孜、阿壩等地作為創作基地;從1960年第一次到西藏親歷民主改革開始，潘世勛的畫筆就沒有停止過對西藏的描繪;在史國良的筆下，藏族群眾的生活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從1974年到阿壩地區寫生算起，艾軒進藏不下30次;吳長江從1981年起前后進藏寫生20余次，足跡遍布西藏、青海、四川的藏族聚居區;莫測自1985年進入玉樹，這位“水的歌手”為藏族人民譜寫了不少精彩篇章;李伯安先后三次奔赴黃河之源，幾易其稿，最終心血耗盡，倒在歷時10年尚未最終完成的巨作《走出巴顏喀拉》前……更有一批曾經或依然長期居住藏族聚居區的內地藝術家，如韓書力、余友心、于小冬等，將身心托付給了第二故鄉。他們注重整理和研究藏文化，通過藏文化與中原文化、現代文化的對話，用藝術探尋人類生存的意義。從藏族群眾生活細節的價值發現，到對于藏文化自身的研究，在形象的積累、思想的沉淀、精神的升華和對時代腳步的捕捉中，一件件來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作品得以誕生，激勵著更多的美術創作者奔涌而至，爭攀精神和藝術的高地。
博大寬廣的青藏高原不僅給予了新中國美術以創作素材，還為解決新中國美術發展內在的藝術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造中國畫的嘗試、油畫等外來美術樣式的民族化、新時期對藝術形式的追求和對“沉雄博大”的漢唐雄風的呼喚……美術家們或主動或被動地發掘著時代心聲和屬于自己又歸于民族的繪畫語言。數十年來中國美術面對的一系列學術問題依托藏族題材創作依次展開：吳作人歷時兩年的西部邊陲之行，使其回歸中國審美體系;葉淺予的《中華民族大團結》以傳統工筆重彩表現了現代題材;三次入藏的董希文找到了迥異于西法的中國油畫語言;陳丹青的《西藏組畫》以古典油畫語言回歸藝術的真實;周春芽的油畫《藏族新一代》進行著色彩和造型平面化處理的形式語言探索……無論是古典主義的回歸，還是現代主義的探索，雪域高原都給予了美術家以富有個性的支持。
藏族題材之熱，熱在得天時、地利、人和，因而得以開時代新風、創藝術經典、助藝術前行。這對于那些曾經風云一時的畫派如何重振雄風、正在努力崛起的畫派如何大道通天，甚至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美術創作和整個中國美術界來說，都有啟示意義：大自然和生活是藝術創作不竭的源泉，民族情懷是藝術創作強大的動力，藝術傳統是藝術創新的根基，借鑒與融合是藝術發展的活力，好奇心與探索精神是藝術家的必備素質……惟有心存高遠、放眼四野、立足當代……中國美術才能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上生發，才能枝繁葉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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