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著名的畫家中，國畫家石齊先生是最沒有“故事”的一個人。當然這里的“故事”不是說石先生就沒有經歷過人生的曲折；相反石先生在童年以及在“文革”受過的苦和委屈卻是一個細節都不少的。所以，我這里說石先生沒有“故事”可說，是指石先生的著名，是完全以藝術的名義的。他不是像有些藝術家，靠“非正常”的一些手段去搏取點虛名。而石先生不會那么做，他也無須那么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中國畫能否在他的筆下，起到一個“拐點”的作用。所以幾十年來，石先生總是沉浸于自己的創作之中，一任自己的藝術風格和藝術形式的蔓延，只到形成個性鮮明的筆法、圖式、色彩的同盟。我們說這樣的藝術家才是國之瑰寶。因為“藝術”這東西是個精靈，也正因為是“精靈”，就不能被一種單一的藝術程式所束縛的。而作為藝術家石齊先生，深諳此理，用自己詭譎的藝術圖式，牢牢地駕馭著藝術的“圖謀”。這樣，也使石齊先生的藝術才情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之后我們才有“三象”的故事哩！


　　在中國繪畫藝術家中，全能的畫家可稱為大畫家（也就是在中國畫的山水、人物、花鳥等領域里都能獨當一面的，這些畫家可稱為大畫家）。在這些大畫家當中，太遠的我們就不去回憶了。我們可從徐悲鴻、傅抱石、黃胄這些藝術家的藝術風格來說一下其藝術價值。徐悲鴻的畫，在“人物”方面主要解決了，畫面內容“古與今”的問題；如《愚公移山》和《九州無事樂耕耘》就是典型的例子，于“一古一今”中，直接將要表達的內容與當時的境況進行對接，非常成功；而傅抱石的“人物”一改“明清”病態的人物造型，使人物畫的創作一下子變得清朗、生動起來，如《湘夫人》、《竹林七賢》等；黃胄的藝術，在于用中國的水墨生動地表現其少數民族的民風民俗，非常傳神，和海派的程十發先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后者以畫云南少女而傳世。他們倆一南一北，“統治”了中國畫壇好多年。


　　如是。經我們這樣梳理，再由著這個思路去欣賞石齊先生的藝術作品，我們就會非常吃驚的發現，石齊這位被譽為中國“畢加索”的藝術家，其作品是如此的博大精深。無論是構圖，還是在人物造型，用墨、用色等方面，都是以大開大合的筆法，先是從大處著眼，再由此延伸到畫面的微妙之處，便是韻味叢生，形成了異彩大放，生動活潑，全面解決了中國人物畫長期以來呆板、僵化的格局；也使中國人物畫一下子讓人覺得有看頭。同時也因為石齊先生的出現，中國畫的畫法，才有了質次對照，好的就是好的。


　　石齊先生對中國畫的主要貢獻，就是有他才把中國畫，帶入到現代繪畫的范疇的。他用自己歡快的筆墨之情，繪“三象”之美，典雅豐韻，激情四溢；內容充實，意境悠遠；節奏明快，面目一新。這些繪畫元素和符號的生成，在石齊先生的作品中，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所以，我們在讀石齊先生的作品時，心情總是舒暢的。因為美的東西，帶給人的往往是這樣，更何況又是石氏的藝術風格哩。

　　石齊，1939年生于福建福清。1963年畢業于福建工藝美院，1976年被黃胄先生發現，隨調入北京畫院至今。現為中國美協會員，中國石齊藝術研究會會長，國家一級美術師。石齊先生是一個創作型的藝術家，作畫自成一格，所以出名很早。30多歲便以《迎春》、《家鄉變江南》、《人人都在幸福中》而名震中外。


　　在與石先生聊天時得知：他在作畫時，很少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一個“小圈子”中去構想的。他說他的畫充滿詭譎，無論什么人，從什么角度去看，都會找到自己的欣賞點，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構思就把這幅作品放眼世界了；中國畫一定要走出固有的繪畫理念。所以，如果從經濟全球性的眼光來看，石先生可謂是先知了，藝術何嘗又不是呢！石先生有一幅叫《佛心圖》的作品，其內容與佛根本就沒有什么關系，然而凡是看過此作品的人，無論中外、老少、懂與不懂，都說這幅作品畫得好。

　　想必這就是詭譎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