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中國文字博物館是一項偉大創舉?！敝袊淖植┪镳^館長馮其庸向本報記者表示。11月16日，中國文字博物館在甲骨文的故鄉河南安陽正式開館。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浩如煙海的歷史，通過文字的記錄和梳理，其發展軌跡變得脈絡清晰、有章可循。中國文字博物館以出土的文字文物為支撐，向世人全面展示漢字的起源、發展和演變歷程，并呈現我國多民族文字大家庭盛況。本報記者近日專訪了馮其庸先生。

　　今天充分認識到“文字”的意義

　　記者:您強調中國文字博物館的成立是一項偉大創舉，它的意義和價值何在?

　　馮其庸:作為歷史文明傳承的載體和見證，數千年來，中國文字始終以其強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綿延不斷的歷史，印證著中華民族前進的足跡，展現著中華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偉大創新精神，對促進中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每一位中華兒女都應該了解中國文字起源、發展、演進的歷程。而中國文字博物館恰恰為世人提供了這樣一個場所，它作為一座全面反映、集中展示和專題研究中國各民族文字歷史的國家級博物館，將薈萃歷代中國文字的文物和樣本精華，詮釋中國文字的構形特征和演化歷程，反映中華文明與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展示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和輝煌文明。中國文字博物館的建設，不僅填補了我國語言文字類博物館建設史的空白，也將對我國的歷史、文字、文化、文明的傳承、保護、研究和發揚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記者:從對文物的重視到對文字的重視，是否說明人們對于文化、文明的認識更加深入?

　　馮其庸:文字，大家太熟悉了，熟悉得都有些熟視無睹。仔細想來，文字應稱得上是“寶中之寶”。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有多少出土文物都是寶，但我說只有我們天天寫、天天用的文字是“寶中之寶”，因為沒有文字，我們的歷史便成為空白，一件出土文物，它的上面有無銘文，其價值就相差很大，因為只有有了銘文，才能弄清楚這件文物所蘊含的歷史背景和相關的事實。所以說沒有文字就沒有歷史、文明、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值得高興的是，今天我們將“文字”的意義認識到了，并充分重視，建立了這樣大的一個博物館將中國文字歸巢，這是國家的創舉，是河南省的創舉，是安陽市人民的創舉，更是我國文化建設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

　　甲骨文前已有文字產生

　　記者:漢字是中國文字大家庭的主要成員，漢字的源頭究竟在哪里?您對甲骨文的發現如何看?

　　馮其庸:文字是由符號轉化來的，人類進步到一定的程度，懂得需要用文字來記錄，這是思維的進步、智慧的結晶，而這個過程是無比漫長的，這是文字成長的“嬰兒期”。文字真正的起源仍需借助考古發掘來揭開面紗。在河南安陽，我們發現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遺址，在殷墟出土的文物中發現的甲骨文單字約4500個，能夠釋讀的約1500字。在甲骨文之前，中國文字還有一個漫長的發育過程。我們知道甲骨文還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文字發展到甲骨文的時候已經相當豐富和成熟了。我并非文字專家，只是一個外行人，但按照我的推測，殷商之前，也就是夏，應該就有文字產生了，而且是與商代文字相銜接的，我想在現今發現的甲骨文中就應有一部分夏代的文字在其中，因為我們不能想象，一到商朝，突然間冒出來大批相當成熟并且以之紀事的文字來，難道它不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嗎?但在甲骨文里是否含有夏代的文字我并沒有什么證據，只是推測，這就要靠現在的許多文字學專家做進一步的研究和發掘。還有山東莒縣發現的陶器上的原始文字，四川大溪口發現的原始陶文，以前我都去考察過。河姆渡發現了骨刻和陶刻的圖畫，而且畫得已經很細致了，比如在一塊骨頭上刻畫了形如鳳凰的鳥，還有看到如野豬一樣的陶刻圖畫。更令人驚奇的是:在一片陶片上畫著一個類似的花盆，其中有一棵葉片對稱的萬年青，這說明著當時的思維已經能夠將客觀的東西摹寫下來了，而且已經懂得對稱的美，我理解這些就是文字的前奏。從形象的圖畫到抽象的文字，是人類思維的一個很大的飛躍。

　　文字簡與繁的相互調節體現人類的進步

　　記者:文字起源階段的文明脈動其實也觸及著人類社會的進步。館藏文物中的甲骨文、金文、簡牘和帛書，展示出中國文字在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

　　馮其庸:甲骨文已經有比較復雜的結構了，因為甲骨文也發展了很長的時間，除甲骨文外，刻在青銅器上的商周金文同樣重要。金文從商朝開始，至西周達于極盛，共經歷1200多年歷史。殷商文字至西周演化為大篆，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也使漢字的發展到達繁復的極點，這證明了人類的思維越來越精密了，一點點的區別都能夠在文字上面表現出來。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古老文字呈現出的繁復程度絕對不是我們的祖先隨意而為就寫出來的，而是他們精密思維的反映。后因為在使用方面的簡便，又由大篆到小篆。社會也從戰國各諸侯國“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進入到秦朝大一統和書同文的時期，李斯奉詔“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創制小篆。小篆大多是從大篆中的一部分結構演化而來，可見由繁到簡，更是體現了人類思維的進步，既照顧到長久使用過程中的習慣，不完全破壞原有字體的形象，又使文字的書寫和使用的過程大大簡便了。很快，由于書寫的不便，小篆漸漸“隸變”，一種新的字體——隸書出現了，所以秦代也成為古今漢字的分水嶺，從此之后，漢字又發展出楷書(正書)、行書、草書等，但其形態都是淵源有自的。另外，近當代將楷體又簡化了一步，就是簡化字。我們可以從幾千年傳承中簡與繁的相互調節統一中看到漢字演進的脈絡和線索。

　　記者:簡化字之于中國文字的發展您如何看?

　　馮其庸:應該注意到簡化字是古代就有的，您所問的當然不是指古代的簡化字，而是指現代的簡化字。對于現代的簡化字，我個人認為和中國的傳統文字有若干脫節，它的特點是向西方的拼音文字發展，重在聲音。如果真正要實行漢字拼音化，如西方的文字一樣，這就意味著要廢棄漢字，完全改用西方式的拼音文字，這是否行得通，漢字是否會中斷，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我認為簡化漢字，和向西方的拼音文字轉化，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歷史上有過的，后者卻是中國傳統文字根本性的改變，這就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的繼續和傳承的極端重大的問題，這就值得慎重深思了，簡化字和它的發展方向的問題，我想這在以后的文字學術界還是會有所討論的，我未研究過簡化字問題，不敢妄論。中華漢字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載體和精神紐帶，五千年來，這條紐帶始終綿延不斷，雖然有變但卻不斷，一直綿延至今，這都是依靠文字的記錄，沒有文字我們什么也不知道，歷史就是一片空白，這就再度提到了文字的重要性，中國文字博物館建立的重要性。

　　漢字為促進多民族團結功不可沒

　　記者:中國文字博物館還專門設有“民族文字大家庭展廳”，不僅展示了如藏文、蒙古文、維吾爾文等在中國社會中使用較為廣泛的兄弟民族的文字，也展示了一些雖然在中國文字史上使用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是對于解讀一些兄弟民族的典籍，了解和發掘兄弟民族文化歷史十分重要的文字，這是如何考慮的?

　　馮其庸:我認為中國文字博物館將兄弟民族文字和漢字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弘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包容性。我們說文字是歷史文明傳承的載體和見證。中國有很多兄弟民族早期的文字已經失落了，我認為現在當務之急是要把一些最原始的文字、一些曾經出現但今天已無法解讀，已經成為死去的文字，包括發現出來的早期的文字都好好保護起來，因為我們今天有一批著名的專家能識讀和研究甲骨、金文，還有一批專家能識讀和研究中古時期西部地區的文字，他們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就為我們研究遠古、中古時期的歷史文化創造了條件也為后人對遠古、中古時期歷史的再認識鋪平了道路。所以我們要格外珍惜這些古代的文字。

　　記者:在中國文字史中，漢字和一些少數民族文字之間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馮其庸:的確，有一些兄弟民族的文字是根據漢字創制而成的。應當說，漢字和一些兄弟民族文字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借鑒，體現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經過歷史的選擇，漢字逐漸成為具有強大民族凝聚力的符號系統，維系著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和睦。有了統一的文字，不同地域、不同生活習俗的人民就能夠通過共同的文字和語言來溝通思想、交流情感。我十余次去新疆，多次到維族老鄉家里去，他們大多可以看懂漢字，并能聽懂漢語，有的也會說一口流利的標準漢語，我們交流起來沒有什么障礙。56個兄弟民族能夠成為一個和諧大家庭，應該說漢字的功勞是無可估量的。

　　再造善本 與文字結緣

　　記者:中國文字博物館入藏了一套現已出版的《中華再造善本》，作為該項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委員之一，您認為“再造”的意義何在?

　　馮其庸:我們好多珍貴的文獻典籍由于年代久遠，許多已經失傳，有的是珍貴的孤本，不能借讀，我讀書的時候，宋元孤本就不能借讀。所以長期以來，古籍保護與利用的矛盾十分突出，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使古籍得到充分利用，2002年起開始實施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從現存國內圖書館、博物館、大學圖書館、私人收藏的古籍善本中精選珍貴版本，用現代和傳統的相結合的仿真影印技術，使得稀有、珍貴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實現了“繼絕存真，傳本揚學”的目的，以往看不到的宋元孤本，現在可以看到了，這對于弘揚傳統文化，促進學術繁榮有很大作用?，F在第一期工程已經結束，效果很好，第二期工程已經開始啟動了。

　　記者:您曾談到過您年輕時就與文字結緣，經歷紛飛的戰火和大時代的變遷，如今在87歲高齡任中國文字博物館首任館長，定有一番感觸?

　　馮其庸:我很小就喜歡古文字，在無錫國專讀書時，有一門“說文解字”的課程我的成績最好，對古文字的研究也最有興趣。1947年我參加黨的地下活動，1948年大學畢業后在小學里教書，1949年4月22日我迎接解放軍過江后，第二天就報到入伍，參加解放軍，從此就再也沒有機會學古文字了。1954年調到中國人民大學教書，教大一國文和文學史的課程，那時運動一個接連一個，我的課程又特別重，這樣對古文字的學習也沒有時間繼續下去了，但是只要碰到與古文字相關的事情，我仍然特別有興趣，比如我們家鄉“文革”期間發現有銘文的五件青銅器，銘文都較長，其中一件是很大的銅鑑，唐蘭先生還與我一起琢磨過銅鑑上的銘文，后來差一點被毀掉，經過努力，我把它運到了北京，不少古文字專家對它作了研究，把它定名為“(我+阝，左右結構)陵君鑑 ”。我把它無償地交給了南京博物院。中國人民大學建立國學院的時候，我83歲，那時還參與了許多課程設置、專家聘請的具體工作。此次聘我為中國文字博物館的首任館長，我備感榮幸的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我年事已高，學識有限，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從中央到省市)，有各位學術造詣精深、治學風范嚴謹的知名專家作顧問，還有許多社會著名人士的支持，中國文字博物館會越辦越好的。我將竭盡所能、全力以赴，為中國文字、文化、文明的傳承發展作出自己的微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