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文學“離婚”以后，朱大可轉入文化評論，近些年更是染指“文化器物學”。陶瓷，在他看來則是最具有象征意義的中國古器物。而“中國制造”要想升級，就必須學會把符號注入裸器，令其產生精神價值，這是包括瓷器在內的所有“中國制造”的唯一出路。

　　瓷器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峰　也是衰落的標志

　　《中國經營報》：你近些年都在研究器物文化，以往古代中國器物學往往以四大發明說為敘事綱領，你則主張瓷器跟茶葉和絲綢一起，構成華夏文明三大器物發明。為什么得出這樣的結論?

　　朱大可：“四大發明”屬于精神運動和歷史運動的層面，而“三大發明”則屬于器物層面。

　　瓷、茶、絲的三位一體，是華夏文明對世界日常生活體系的最大貢獻，它直接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提升了農業時代乃至資本主義時代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瓷器的發明，是在木器和鐵器之外注入一種全新的元素，它們匯成了農業文明材質的三位一體。這兩點都可以用來驗證瓷器的偉大性。

　　《中國經營報》：中國的英文名字CHINA，公認與陶瓷有著密切關系，你認為就是景德鎮古名昌南的發音，有更多的證據支持嗎?

　　朱大可：對“中國”的英語“china”的詞源學起源，過去有許多說法，稱它來自“瓷”、“秦”、“絲”等詞語，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源于“瓷”的古音。

　　由于英語的瓷器就叫“china”，所以把“中國”跟“瓷”等同起來，在邏輯上很靠譜，但在語音學上還是缺乏說服力，因為china是簡單的雙音節詞，這種詞語相當堅固，在歷史中被簡化為單音節的可能性很小。

　　在對景德鎮的考察中我們被告知，china其實來源于景德鎮古名“昌南”，這個說法顯然更有說服力，因為它不僅表明了瓷器的產地，而且是雙音節詞，跟china的發音更加吻合。無論如何，瓷器、景德鎮(昌南)和中國這三個詞語之間，出現了戲劇性的關聯。

　　《中國經營報》：陶瓷在某種意義上講已經成為中國的符號，從器物符號學的角度來說，這一轉換有什么寓意?

　　朱大可：這只是研究世界器物史過程中的某種收獲而已。瓷器與中國的同名，意味著它就是農業時代的中國名片。對于中國而言，瓷器的象征意義是雙重性的：瓷器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峰，同時也是其走向衰敗的標志。

中國瓷器復興的三種思路

　　《中國經營報》：器物的命運也存在著國家命運的轉換，近代之后，中國瓷器江河日下，西方的骨瓷卻成為上流之選。瓷器地位湮滅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為什么瓷器文化與本土文化復興息息相關?

　　朱大可：英國人盜取了中國瓷器的制作方法之后，在高嶺土和磁石二元配方的基礎上，加入動物骨粉，設計制造出了新一代的皇家骨瓷，成為與貴族“下午茶”密切呼應的高級器皿，而與此同時，中國瓷器卻終止了自己的發展，從晚清到上世紀80年代為止，中國瓷器靜止在歷史的泥潭里，幾乎沒有任何突破。

　　在中國忙于走向工業化的時刻，瓷器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為它無法打造工業時代的核心價值。但是，當人們今天談論文化復興的可能性時，卻無法回避一個基本事實，在文化復興之前，首先要完成器物復興，假如我們連三大器物之一的瓷器都做不好，我們還有什么資格談論文化復興?

　　《中國經營報》：對于中國瓷器的捍衛，有人主張回首，著力發掘古瓷器價值;有人則主張創新，比如流行的“法蘭瓷”等，你覺得在歷史傳統與現實局限之間，如何拯救與開發?

　　朱大可：在解放了的中國瓷面前，有三種拯救與開發思路：第一是復古主義，第二是創新主義，第三是折中主義。我認為這三種思路應當平行發展，不該有所偏廢。仿古瓷可以延續民族傳統的趣味，而法蘭瓷這樣的創新瓷，則具有更強大的市場力量，因為它聰明地掌握了世界語匯。折中主義也許是我比較鐘情的道路，因為它既能表達普世價值，也能提供民族樣態。在景德鎮，這樣的藝術瓷和生活瓷正在生長，具有遠大的前景。

　　《中國經營報》：從古代官窯到“文革”期間的“毛瓷”，瓷器文化中的權力身影無處不在，如今民間力量也在逐漸介入，從開放到收藏，這能夠帶來根本性改變嗎?

　　朱大可：景德鎮作為官窯所在地的歷史，既是它的歷史榮耀，也是它的沉重負擔。迄今為止，這座城市還沉浸在權力美學和官方訂單的自豪之中，這種美學深刻地影響了民間趣味。在樊家井仿古村里，到處是御窯瓷、“文革瓷”和“毛瓷”。權力美學的統治無所不在，它甚至成為一種市場需求。一件仿明的精工青花瓷器，價格可以高達上萬元。但這種利潤空間是有限的，它只能令瓷器革命的前景變得黯淡無光，景德鎮只有走出歷代皇帝及其臣子的陰影，才能獲得重生的契機。

　　中國符號必須符合普世價值

　　《中國經營報》：陶瓷一直是收藏界的熱點，當前一方面是古瓷器拍賣不斷刷新天價，一方面是高仿熱炒，從器物文化角度，你怎么看待當前的趨勢和心態?在收藏中，瓷器的價值如何定位?

　　朱大可：由于民間資本積累大幅增長，而古瓷器數量稀少，最適合收藏和增值，所以近年來，優質的古瓷器成為藏家爭奪的對象，價格飛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遠遠超過了它的實際價值。這種泡沫化態勢好像有助于古陶瓷價值的發現，卻無助于中國瓷業的現代進程，因為古瓷增值的部分，從未轉換為陶瓷文化產業的投資，也就是說，沒有形成陶瓷業內部良性循環的結構。

　　《中國經營報》：你曾表示，在消費時代，器物品牌敘事是消費時代的第一秘密，但是中國器物文化卻不無湮滅趨勢，中國制造并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魔力。具體以千年瓷都景德鎮為例，一方面是品牌形象低端化，高仿器盛行，一方面則是瓷土資源枯竭，甚至被列入全國級名單。作為文化產業學者，有什么具體建議?

　　朱大可：在現代世界體系中，中國器物制造一直處于U型鏈的低端，這是因為它們屬于低級的裸器，沒有任何文化附加值，而這種由文化符號產生的附加值，卻是商品利潤的關鍵所在。“中國制造”要想升級，就必須學會把符號注入裸器，令其產生精神價值。這是包括瓷器在內的所有“中國制造”的唯一出路。

　　《中國經營報》：這種符號是不是指中國民族符號?為什么那些景德鎮瓷器上繪有大量中國符號，但還是無法升值為高端產品和被西方人接受?

　　朱大可：用以出口的中國符號，必須符合普世價值，跟世界語匯接軌，否則就只能是一堆自言自語、自怨自艾的棄物。對于設計創意者而言，尋找民族個性和國際語匯的平衡點，也就是說，設計出符合人類共同價值的民族符號，是“中國制造”進入世界貿易體系高端的前提。不解決對普世價值的認知問題，“中國制造”就只能在底層掙扎，永無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