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來到深圳博物館，跟隨館員進入老館的庫房，幾位館員從書畫庫房中小心翼翼地取出這件珍品，來到旁側的展室，在天鵝絨的臺面上仔細地展開……
“日書萬字”的王鐸
王鐸的行書五言《懺詩軸》上有40個行書大字：“巾車經復嶺，野飯在空煙。狎物休談道，合生或覺顛。畜鵝觀大化，多稌到豐年。寶鍔蛇纏背，應拋萬仞淵”。請教陪同觀賞的深圳博物館館員王曉春先生，他講述了詩的大意，“我那帶有布棚的車子顛簸著走過一條條嶺上之路，燒飯歇息于空有人煙的山野間。融于萬物不要再論道了，說書人的段子也許能讓我頭腦醒然。飼養群鵝可以觀察四季的變化，勤奮地多多種稻就能迎來豐年。寶劍上雖有龍蛇纏繞的精致紋飾，盡可以毫不吝惜地拋到萬仞深淵。”
《懺詩軸》書尾的左下角有“朱之赤鑒賞”、“臥庵藏印”的兩方印章，朱之赤、臥庵是誰?王曉春說，應是曾收藏此書的學者或藏家，需要進一步考證。王曉春評價說，“明末清初的王鐸，博學好古，能詩能文能畫，而書風獨具一格。據文獻記載，王鐸畢生學書甚勤，學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學米芾，平生一日臨帖，一日應酬，日書萬字，博采眾家之長，最終形成了自己獨具的風格。你看這部作品，顯得技巧非常高超，功力不凡;筆力剛勁，下筆沉穩而用墨厚實;他用墨之法很獨到，‘漲墨’的風格突出;而結字又奇險，節奏多有變化。其功力之深，幾乎達到了一無敗筆的程度。他是明清之際一流的書法家。”
“政德矛盾”的王鐸
讀上面的詩句，感到王鐸有超然物外之慨，既醉心于野炊之無人，又癡迷于養鵝、種稻等瑣事，就連身背的寶劍也可以毫不吝惜地拋擲于深淵之內。而詩的題目叫《懺詩之三》，可惜《之一》、《之二》未能存世，不然定有可觀。他究竟在懺悔什么?王曉春介紹起他的生平與書法方面的往事。
王鐸于明神宗萬歷二十年(1592年)生于河南孟津邑雙槐里。30歲中鄉試，31歲殿試名列二甲，賜同進士出身，歷任翰林院檢討、翰林院侍講、右庶子、少詹事、詹事、禮部右侍郎、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王鐸53歲時，明崇禎皇帝自縊于北京煤山，次年王鐸同滿朝文武大臣降清，清政府先后任命王鐸為宏文院學士、禮部左侍郎、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等職，清順治九年(1652年)，61歲的王鐸病逝。在當時反清復明的聲浪中，王鐸被時人看作是沒有氣節的，也可能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詆誚，他就以這樣矛盾的心態、這樣的輿論氛圍中走完了他的余生，其內心的矛盾與苦悶是可想而知的，也許時常在懺悔自己的變節，所以才有情愿養鵝、種稻以及“寶鍔蛇纏背，應拋萬仞淵”之慨。
“由此看來，我們館藏的《懺詩軸》應該是他降清為臣時期，也就是他晚年的作品。”王曉春說，王鐸畢竟作古已久，政德方面擱置不論，就論書法方面，在清初已經獨樹一幟，其畢生所作墓志銘、詩卷、詩軸、詩冊、扇面等甚多，并且得以搜羅到王羲之、王獻之、褚遂良、柳公權、懷素、米芾等書法史上大家的一些真跡，認真研習與臨摹，愈到晚年，書風愈健。
王鐸作品的市場價
王曉春說，王鐸的書法，一般研究者以他50歲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繼承前人時期，后一個時期被稱作“五十自化”時期。姜紹書在《無聲詩史》中稱其書法為“行草書宗山陰父子(王羲之、王獻之)，正書出鐘元常(鐘繇)，雖臨摹鐘、王，亦能自出胸臆”，諸體皆備，學米芾可以亂真，以草書功力最為深厚，有學者稱其草書為“自唐懷素后第一人”，有“神筆王鐸”之譽。
而當代，王鐸的書法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深受歡迎，他的《擬山園帖》傳入日本，曾轟動一時，日人把王鐸列為中國第一流的書法家，甚至有日本學者提出了“后王(王鐸)勝先王(王羲之)”的見解。“王鐸一生書法創作甚富，因而傳世作品不少，在當今的市場行情上是一路走高的。”王曉春這樣認為。
據雅昌藝術品市場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近些年來，王鐸的476幅作品已經拍賣成交，在2005年曾經達到每平尺15萬元的最高峰值，去年以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春拍會上王鐸的書法同其他古代藝術品一樣跌幅較大，即使價格大幅回落，在每平尺4萬元的價位上盤整。王曉春說：“我們館藏的這件《懺詩軸》約合11平方尺，非常之大，依照2009年春拍會的行情，價格也是不菲，而且王鐸作品的升值空間還會很大。”
《懺詩軸》來自商承祚家族捐贈
王鐸的《懺詩軸》是深博十分重要的館藏。它和另外554件重要文物一起，來自已故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書法家、文物鑒藏家，前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先生的捐贈。深圳博物館保管部主任黃詩金講述了商承祚先生及家人與深博的往還。
商氏父子的計劃
黃詩金說，1988年11月，深圳博物館舉行落成揭幕儀式，商承祚先生應邀，在其子商志香覃的陪同下，攜其墨寶，來到揭幕式現場志喜。座談會上，聽了眾人關于深圳博物館發展的設想后，商老深切體察到深博的難處，當眾對商志香覃吩咐道：“深圳博物館的東西太少了，回去以后你把東西整理出一部分，捐給深圳。”兒子連連答應。于是，一個對深圳文博事業影響久遠的捐贈計劃，在這個座談會上拍板了。
商家究竟有多少收藏?黃詩金說，這要從商老的年少說起。其父商衍鎏是清代最后一屆科舉的探花，商承祚幼承家學，酷愛古文物及古文字，又拜于古文字大家羅振玉門下鉆研甲骨、金文。在治學的同時，潛心購藏文物，南北舟車，市肆村店，無不八方搜求，舉凡金石、書畫、竹、木、陶、瓦，盡在收藏之列，見珍品，或傾囊而出，或借貸舉債，志在必得。積畢生心血，收藏甚富，且精于鑒別，至晚年藏品已經蔚為大觀。但他并不私有，從1963年開始，一直到他去世后的數十年間，據不完全統計，商承祚先生及其子女將藏品分別捐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6件)、國家博物館(6件)、深圳博物館(555件)、廣東省博物館(374件)、中山大學圖書館(370多件)、南京大學歷史系(229件)、廣東省民間工藝博物館(201件)。此外，嘉定博物館、上海中國科學博物館等機構也多有捐贈。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曾經說過，“商家可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私人向國家捐贈文物最多的家族。”
秉承父親遺訓
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先生與世長辭。他生前砥礪自己并告誡家人的話總是“藏寶于國，施惠于民”，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留有這樣的箴言：“文物藏之子孫，莫若藏之國家。藏之子孫，難免散失;藏之國家，萬無一失。”于是商志男、商志馥、商志香覃姐弟三人在父親過世后就達成共識，由商志香覃統籌，分別捐贈，最終要實現父親的遺愿。
黃詩金說，從那時開始，我就同商志香覃教授聯絡，商教授要一邊工作一邊整理，因為家藏頗豐，弄出條理來就頗費時日。到了1992年，第一批以書畫為主的241件文物到了深博，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楊仁愷、史樹青、蘇庚春等鑒定大家來深鑒定，認為書畫均屬明清時期及近現代名家精作，定出國家一級1件，二級9件，其余定為三級。隨后又有四批捐贈，總共555件。
“這幅《懺詩軸》是第二批來的，當時舊裱與絹書已經有些剝離，經過重新裝裱后，就是今天你看到的十分大氣的作品。”黃詩金說，“我不敢用‘慷慨’的說法，而用‘偉大’二字來形容商承祚先生及其子女的捐贈。如果從錢的角度來衡量，這批東西價值連城，隨便一件東西拿出來拍賣，動輒上百萬。就說現在館藏的某畫作吧，是商老的捐贈，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出99萬元求購，被商志香覃教授回絕了;館藏的明代呂留良印章，也是出自商老的捐贈，在90年代初期市場上類似印章的拍賣價就是上百萬。商家父子把價值連城的這批東西悉數捐給深圳博物館，而兄弟姐妹們秉承父親的遺志，根本不求回報，其‘藏寶于國，施惠于民’，讓深圳博物館在館藏方面逐步富有，正是‘偉大’，商老一家對深圳的文博事業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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