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藍慶偉 |
“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里去？”高更的焦慮曾給身處20世紀80年代思想狀況的藝術家帶來影響，而今天當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似乎已經能夠給予無視或不予回答。
熟悉藝術的人對這句曾深深影響了張曉剛等藝術家的問話再熟悉不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或許正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和對藝術的理想，大批的年輕藝術工作者和詩人們聚集在北京郊外的圓明園周圍，形成中國第一個著名的當代藝術聚居地——“圓明園”藝術村，他們游離在北京周圍用身心與實踐來回答他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并被賦予自己獨特的身份——“盲流藝術家”。
我們還有理想嗎？或許我們應該先區別什么是理想。
執政黨的宣傳無可置疑地可以被定義為偉大——這是一個無比簡單而又復雜的問題。簡單的是，執政黨在執政的那一刻便擁有了操縱國家資源的權利；復雜的，則是他們在掌握國家資源基礎上的所作所為。而更為簡單的是，每一次的“國家宣傳”都擁有無比的合法性——國家政策。蘇霍姆斯基提醒人們：“十分重要的是，關于祖國的豪言壯語和崇高理想在我們學生的意識中不要變成響亮的然而是空洞的辭藻，不要使它們由于一再重復而變得黯然失色、平淡無奇。讓孩子們不要去空談崇高的理想，讓這些理想存在于幼小心靈的熱情激蕩之中，存在于激奮的情感和行動之中，存在于愛和恨、忠誠和不妥協的精神之中。”而最為可怕的是，這種關于祖國的豪言壯語和崇高理想在有效地持久之后，慢慢地成為所謂的“民族精神”。現代人似乎已懶得去深究“我們的民族精神是什么？”這樣有意義卻無效的問題，似乎我們已經不需要潛意識的共有的精神基礎，取而代之的是動物性的簡單分類。當這種強迫性的崇高理想變為客觀存在，人們似乎要與被玷污了的“理想”一詞做徹底的決裂，甚而“理想”一詞已經成為了國家崇高理想的代名詞。和平時期似乎早已不需要“治國平天下”，需要的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
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納粹德國和日本用對外擴張作為手段消解國內問題，這雖然很好地解決了國內的內部矛盾，但在歷史面前，那些做法不僅僅是錯誤這么簡單。除此之外，發展經濟，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恒久不變的硬道理。歷來強調“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的中國也開始了新的嘗試。1990年12月上海股市開業，1991年7月深圳股市掛牌，股民激情萬丈，股市有風險但在熱力四射的金錢誘惑面前人人發了瘋，股民被股市套牢的不僅是那點小錢，而是他們全部的無限欲望。在1992年，“這一年的每一種時尚幾乎都可圈可點。當年‘上岸’的弄潮兒曬干了褲腿以后又下海了，越來越忙的人們丟下一句‘有事Call我’就不見了。孤獨的鄉村教師重新翻出了當年的大學課本，‘考研’不是為了深造而是提高身價好去南方發展。帶著大包現金去南方做買賣的商人們一到晚上就要去‘洗頭’。繁榮未必就‘娼’盛，但‘小蜜’們在這一年明白了一個致富道理，跟著鈔票走，緊拉著老板的手，老板的另一只手也沒閑著，緊緊攥著的是重達將近1公斤的‘大哥大’。”⑵從此之后人們將崇高的國家理想拋到了腦后，并有了新的理想——錢，而此后再談理想不免被人恥笑：理想值幾個錢？
和平時期的普世價值依然難以追逐，當價值觀發生集體性扭曲，似乎已沒有必要再談理想，匆忙的街上，人們相視而笑，沉默的背后是一種嘲笑與自嘲——“我還不知道你？”
我們還有理想嗎？或許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我們的理想萎縮了多少。
近些年，“中產階級”一詞不斷的跳入人們的視野，國際化了的中國富人們開始試圖為自己爭取更高層的社會地位，用“中產階級”這個新詞匯取代“暴發戶”的粗俗，只是這種“上流化”過程的第一步。詞語是有魔力的，“暴發戶”們由最初被羨慕的對象便變成后來被鄙視的代名詞，也成了低俗，沒文化的代言。而事實上，沒有哪些獲得財富的階層會滿足這一稱呼。這在法國的資產階級那里可以找到先例，被稱為迂腐的法國貴族階級被代表新發展的資產階級推翻之后，法國資產階級突然發現自己除了在財富上超越了貴族階級之后，其他方面都遠遠不如后者，尤其是文化和社會責任方面。“附庸風雅”隨之在法國興起，除了開始文化上的投資與藝術上的收藏之外，資產階級開始講究自己的用餐方式和欣賞音樂的能力，事實上是在向他們的敵人靠攏。歷史總是相似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們不久前也開始了他們的“講究”，在金錢堆砌的豪車、場面、奢侈、富二代之外，他們開始學習高爾夫、收藏、音樂欣賞。對比法國，這就是“社會發展的過程”，但我們在向誰學習？國際化下的接軌除了我們自定義單方選擇還有什么？除了“抄襲”，或許更多要學的應該是在道德底線和普世價值之上的創造。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藝術界受到兩股春風的“吹拂”：現代主義和市場經濟，直到80年代末，今天中國的著名當代藝術家們或言拍賣明星們依然過著慘不忍睹的日子，買不起顏料，買不起畫布，不斷地覆蓋自己的舊作，陰暗的房間里潛藏著無限的夢，現代主義告訴了他們什么是自己。然而與他們不同心態的藝術家敏感的嗅到了市場經濟的利益，放棄繪畫從事廣告、設計等行業并迅速改善生活的人比比皆是。而面對今天的藝術市場，那些“先知”的后悔者也比比皆是。
被長期“弱化”的個體，開始了個體的解放，當“通過合法途徑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發布之后，嗅覺敏銳的生意人馬上便“下海”，“弱化”的個體不再弱，主體意識迅速增強，不自覺中，以自己的努力不斷的促進著中國現代化社會主義的發展，而在理想方面，大家迅速走向“終極價值”論的漩渦，一夜之間，“不管白貓黑貓，抓得到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傳遍天下。理想？理想值幾個錢？
我們還有理想嗎？或許是我們丟掉了我們的理想。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的兩句話無不在向我們交代“我”與“天下”的關系。時至今日，“獨善其身”乃是正統，“兼濟天下”則是多管閑事。請不要將理想與目的混為一談。
在管理者那里，“無為而治”是一種最高的境界，與時俱進得來的是“穩定壓倒一切”，而在拋離文化根基的拜物社會里，似乎還有一種超然的管理方法——“無為而自治”，它超出了管理的基礎——集體，重新完全回到個體，每個個體都是一個自我滿足的“無為而自治”的有效個體，以安逸和快樂為目的。這顯然背離了愛因斯坦的言論“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而在后現代那里，我們更能夠看清關于現代社會的諸種變化。
到了20世紀80年代，布希亞開始用后現代主義的屬于來歸結有關現代社會的諸種變化。于是，他又采用了一些新的術語，比如“擬象”（simulation）和“內爆”（implosion）等來形容當代資訊社會的種種跡象。他指出，當代社會資訊工業的蓬勃發達，已經改變了社會的性質及其結構。生產變得不再十分重要，而資訊的傳遞和保存則至關緊要。因此，就出現了電腦化、資訊的處理與分送、媒體的傳播以及電信網絡的發達。這樣，“符號”（signs）成了人們生活關鍵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所謂的“現實”（the real）。易言之，布希亞并不認為外在的世界能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即人們能認識現實。他所強調的是，現實與“擬象”之間的區別由于資訊的大量涌現已經無法存在，已經被“內爆”了。這一結果是，人們無法再認清自己周圍的環境并理解其意義。這一切都開始變得模糊不清。雖然人們不斷尋求更多的資訊，但資訊的大量涌現卻使得人們手忙腳亂，忙于處理，經歷和能力于是都被消耗殆盡。⑶
當我們重提“理想”時，其實還是不得不承認每個人都是心懷理想，哪怕是“豬欄式”的理想——或許曾經執著的堅持自己的理想，但是現實是殘酷的行刑手，它沒有獨立的精神意志。同樣，在現實面前，我們無法用物化的量的標準來回答——理想頂什么用？理想值幾個錢？——這樣的問題。然而，我們不得不反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把自己的理想丟到哪里去了？他是否還隱約的埋藏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我們還有理想嗎？請撿起自己的理想并把它埋藏在內心。
2008年初，溫家寶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就已指出，2008年將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可現實現象沒有任何的昭示，舉國都在期待著奧運盛事的到來。奧運之后，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爆發，中國沒有逃過，藝術市場更不例外。頃刻間，“當代藝術市場崩盤”“藝術市場泡沫破裂”的各種說法甚囂塵上，難道藝術市場是脫離機制體系以及國內外市場、貨幣體系的獨立體嗎？
少來用“學術”的名義為自己辯護，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知識的人應該同意，這個文化培養了一個有悟性和理解力的民族，我們的傳統智慧滋潤著這個民族中善良人們的心田，所以，任何有道德、有教養、有人性的人都能夠讀懂用任何虛假的言辭遮蔽的險惡用心。不要說你僅僅是在討論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因為你的言辭告訴我們你沒有善意；不要說你也承認有真正的當代藝術，因為你根本就沒有提交過冷靜的學術陳述；更不要說你不怕任何批評，因為傳統的智慧提醒我們：你可能屬于沽名釣譽、破罐破摔的人。⑷
不僅如此，被人恥笑的理想主義者似乎早已不再存在，市場經濟下的每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而唯一的不同是獲得利益多少的問題。新生的市場的“虱子”早已進化，他們的理性告知自己如何迎合市場，除此之外，已早已不管其他，即便是臉上的污垢。但是遺憾的是，他們身在市場之中似乎早已看不清“市場”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繁榮來了，機會來了；危機來了，機會同樣也來了。金融危機，全球各國家、行業均在致力于渡過這場危機的努力，而不為他們所知的是，在中國，整個藝術界開始了重新的思考，對市場進行清理性的批判，更有甚者直接將藝術問題歸結到市場經濟的頭上，甚是可悲。這一點上，所謂的批評家們不屑于經濟危機帶來的機會——推動藝術發展、完善藝術市場，現實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而是徹底的清理，這跟歷史上的幾次“文化革命”又有什么本質的區別？請重新看待那些市場的實干家們吧，不要只努力的去做一位既得利益者。危機來了，請更多的進行思考，“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么？”春天到了，你準備好了嗎？你拿什么來迎接這個來之不易的春天？
危機來了，反思也來了。面對市場，大家開始談論學術，開始談論“卡通”式符號畫的必然倒臺，開始談論只有“學術”在市場沖擊下依然堅挺，并因此舉出大堆的“學術（者）型”藝術家，分析他們的市場是如何的不倒；分析哪些畫廊沒有關門，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他們在走學術路線。頃刻間，全國一片暗潮涌動，年輕的藝術家、藝術機構或者不成功的藝術家、藝術機構大呼：“機會來了”、“也該輪到我們了”。殊不知，機會只會給那些有準備的人。當我們再來思考那些沒有倒掉的藝術家、藝術機構們，你不免發現，他們在上一個春天就囤積好了度過這個冬天的“柴火與干糧”，他們沒有見風使舵，他們在默默的堅持，做自己的理想。你當然可以大罵拍賣“F4”，罵一切，這都無所謂，但是當自己罵累的時候，稍加留意一下“F4”及其那代人的經歷和努力，看看自己缺少的到底是什么。我想你比別人更聰明，但是別人也不比你笨。
思考之下，難免會讓人想起“’85美術思潮”，費大為談到這段時期是說到“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政治上走向開放，而商業化壓力尚未到來的空白時期。這一時期為孕育理想主義熱情，技法各種烏托邦幻想設置了最理想的溫床。”我們自己是不是也應該反思，停止遷怒、停止抱怨？我們其實完全可以重拾自己的理想，踏實的走下去，少一些“馬后炮”，多一些理想。尤其那些自認為是“藝術工作者”的人們。Why not？
發表于《藝術時代》第10期
注釋
⑴呂澎：《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湖南美術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⑵呂澎：《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美術年表，第381頁，湖南美術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⑶王晴佳 古偉瀛：《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第31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
⑷呂澎：《靈魂的冬天》，200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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