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我好象是今天藝術家的代表。但是我覺得收藏家年會也離不開藝術家，因為收藏的對象很多是藝術家創造的作品。我簡單講一些我自己的體會。因為最近這兩天，差不多十天我在北京待的時間特別長，有很多活動，我好想每天都去一次798，但是現在大家說這個市場有點簫條，但是我感覺798的氛圍，我昨天還跟一個人在講，我敢說，跟很多人證實這個事情，798這個氛圍，在全世界不要說是最好的，肯定是最活躍的。中國的798，798是中國比較重要的藝術品交易市場，有很多重要的展覽。包括北京還有其它的地方，包括宋莊藝術節這次辦的特別好，這次是全國性的節日。但是我覺得所有的問題，可能包括在美國，歐洲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怎么樣，我感覺中國目前是最活躍的一個市場。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從經濟的發展非常快。各地有很多美術館，國家的美術館修了很多。我想一個問題，修美術館政府也有錢，修美術館非常容易，他們也有錢，但是這個美術館修好以后我們有沒有一個作品，有沒有都是給老百姓，給我們的大眾看。這一點我在國外去了很多次，每一次到國外的美術館看他們美術館里面，每天有上課的人。從幼兒園的到小學的，到中學的，大學的，組織起來到美術館上課，美術館有專門的講解員，跟他們講解藏品、作品。我感覺他們的文化程度非常高的，我們經濟發展特別快，但是文化的修養、教養，如果這方面不跟上的話，我覺得也有很多副作用，收藏還是非常重要的。收藏在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斷層，嚴格講從1950年開始一直到90年代初，中國的藝術品的收藏是一個斷層。這個斷層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像我們老師那個年代，齊白石那個年代他們也收藏作品，他們也保留了像我們老師那一輩的藝術家，他們對藝術非常虔誠。

　　但有另外一個問題，藝術品收藏標準，40年的價值標準經常變，50年代開始的政治標準，政府提倡的標準，我們現在也不是說它不對，但是標準在變，60年代又變了，藝術家老跟著別人怎么說他怎么做，這個也有問題，給收藏帶來困難。所以這個我覺得真正發展起來還是90年代初，我覺得在一個收藏的斷層的年代，不是整個社會對藝術不尊重，對藝術家不尊重。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我是1971年開始畫畫，一直到1991年，20年我畫了非常多的畫，20年我非常勤奮，比現在還勤奮，那個時候年輕。但是現在保留下來的非常少，能找到一張以前的一些畫非常少。什么原因？不尊重自己的藝術。我這個人很好，我看見一個朋友，非常好的朋友，我就送你兩張畫，我的朋友很高興。過了一段時間，我想起來了。后來我從德國留學回來我問他，我兩幅畫在什么地方，他說我的倉庫沒有玻璃，買不起玻璃，漏雨，玻璃壞了，把我兩幅畫當玻璃。然后日曬雨淋基本沒有了。

　　以前我們跟別人畫畫，我想畫一個漂亮的女孩，我想畫她，怎么讓她坐下來讓我們畫。你坐吧，給我們坐一天，我畫了以后把這個畫送給你，生怕她不要，她跟坐一天，這是一個問題，那個時候我還真不知道藝術還可以賣錢，但是這段時間很寶貴，奠定了我現在對藝術這么勤奮，這么執著，不一定是壞事。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從收藏的角度，國家留下的財富是一個損失，不僅是我們一個人的損失。我們家鄉還有一個人，叫張大千，張大千在我們家鄉很多人不知道，看不見他的畫。也有7000萬人口，以前四川最大的省變成四大省，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張大千，看不見他的作品，但是張大千有一個美術館，張大千在臺灣是名氣最大的。今天非常高興，參加收藏家年會，感謝各位舉辦這個年會非常有意思，中國經濟發展真的離不開這些收藏家，中國藝術的發展離不開收藏家。1996年我們去揚州，揚州看一個莊園。在莊園中間有一個下的院子，住著以前的司濤，我在想古代的收藏家對藝術的支持。其實他不僅僅是對藝術的支持，司濤現在多有名，他的藝術品不是價值的問題，是老百姓欣賞的藝術。在座非常有意思都聯系一個故事，張銳先生曾經有一次在成都，成都有一個人也是心血來潮，不一定喜歡藝術。有一次買了我們的畫，可能覺得跟我們是朋友，買了三張周春芽，三張國偉，那個老板住在我們的院子，后來碰到我們，他說就因為買了你們的畫房子少買一套。有一次突然想買一個吉普車，吉普車大概120萬，特別想買個吉普車，他就想起來把畫賣掉，買畫的是張銳先生，20萬美金，21張畫。那個故事很有意思，那個人賣掉了買個吉普車，那天碰到我說我這吉普車多好，我也覺得還是有點難受，這么好的朋友把畫賣了，但是還好又賣給我們熟悉的人，賣了以后當時也一個年輕的人在旁邊聽了有點后悔，他跟張先生講，你不早說，那個人也經常跟我們在一起玩。你不說，說了以后我就買了，這個人誰，李冰。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他知道這個故事以后，他有錢，他說我怎么沒買到這個畫。后來才有東夷美術館的館長，他說缺錢需要600萬，一天之內湊到600萬現金給我。李冰到處去找，用兩個小時。他老婆就說有沒有問題，有很多故事李冰就買下來了，買了一段歷史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