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主持：鄧平祥

思想家說：迄今為止，人類一切高級精神活動和產品。本質上為了解決人的必死性問題。在此基礎之上，人建立了自己的意義世界和價值體系。因此——我們或者，就不是為了活著而活著，而是為了最后審判，或者為了大同世界等等。于是馬克斯·韋伯說，人是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

從意義的角度說，項春生的《鮮花盛開的日子系列》是當代性的，甚至可以是當代主義的，原因在于他以圖象的方式詮釋了當代人，尤其是中國的當代人的某種生存狀況和精神現實，這就是逃避被政治文化和傳統意義歷史所建構的崇高世界，而認同并追求一切“非本質”、“無意義”的生存狀態。

無庸辯解的是當代中國人的主流精神現實是一種向下運動的趨勢。于是笑星、丑星充斥娛樂空間，痞子英雄、流氓明星大行其道，當代中國人最高的文字智慧大多體現在政治笑話和黃段子之中……

這就是項春生作品的精神背景，因此他的作品首先是建立在某種真實的精神體現之上的，或許他從理性上會說，這就是現實世界，而在這個當下情境去追求意義和本質那就是“偽崇高”，就是一種“非個人化的不真實激情”。當然這不是問題的全部，也不是世界的全部，但是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正在經歷的歷史就是一個“物化”的歷史，也許這個歷史工程還有一段路程，當這個過程行將終結，或者說到了一個臨界點上時，有人會想起老黑格爾的那一句名言：

“精神的最大功能是對人的物化的抗拒。”

和當下所流行的“潑皮式”當代藝術樣式所不同的是，項春生的“鮮花盛開的日子系列”重申了“審美”的某些因素，例如，女人和鮮花，這既是他的主題又是他的題材，在他的作品系列之中，項春生沿襲了女人和鮮花置放在了一個當代的、平面的、感性的空間之中，在項春生那里，女人和鮮花都沒有了“感時花濺淚”、“葬花辭”等等悲劇意義和行上價值，而完全是一種即時的，瞬間的，此在的感性快樂，讀畫者無法懷疑這快樂的真實性和合理性，因此在這個時候人的享世性、生命存在的感性快樂，才會離開文化和歷史而獨立出來——當然這還是逃避，問題是人在某種文化情境之中，是否需要這種逃避呢，也許看了項春生的作品，你會有某種感悟的。

如果將項春生的《鮮花盛開的日子系列》的表達語言和時下一般當代主義藝術的表達語言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項春生是試圖在自己的作品中保留審美性的，這一點是明顯不同于一些“畫丑畫”和“畫壞畫”的當代藝術極端傾向的，顯然畫家是試圖探索一種既符合當代主義藝術規范，又保留一些審美元素的表達方式，從而將當代主義中多見刺激性轉換為某種視覺的快樂感受。

另一方面，項春生的作品也是很注重造型藝術的技術因素和語言表達技巧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人物（主要是女性）、鮮花等物體很有表現力和準確性的語言表達，從而使他的作品呈現了某種特有的技術難度。

這是否意味著當代主義藝術的調整和轉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