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A•K•多爾的文對話

　　文/ 杰拉德•馬特  譯/ 蘇偉

　　所有圖片版權歸藝術家所有，鳴謝柏林以及倫敦威爾金森畫廊　

　“時間和運動是附加的工具，附加到場景或者（人物）形象上，創造出另一種思考空間?！?/P>

　　——A•K•多爾文

　　杰拉德•馬特：我們要在展覽“唐璜”上展示你的作品《樓梯》(Stairs)。在好萊塢歷史上，樓梯一直是戲劇化場面中常用的背景之一。你為什么喜歡這種“樓梯”情境？

　　A•K•多爾文：好萊塢的歌唱劇女演員通常是面朝前走向觀眾，從樓梯上拾級而下，滿懷自信，好像在說：“嗨，我來了！”但她是被動的，她僅僅展露了自己的女性氣質，將自己暴露在觀眾的注視下，而這種注視微妙地集合了權力和性。但是我作品中的女人是背對著觀者，著裝有著強烈的目的性；她是主動的、有目標的：她想走出來，做些什么。

　　杰拉德•馬特：作品中女主角慌忙地扔下衣服，又若有所思地在樓梯上穿衣，這些情景飽含情感張力，首先暗示了性愛的主題。這是巧合嗎？

　　A•K•多爾文：我們不知道她是否剛剛有過床第之歡。她從未赤裸著出現過。右邊第一幅里，她只穿著內褲，從容，思索著。她從某處而來，很顯然又是在去另一處的路上。

　　杰拉德•馬特：與作品標題“樓梯”諧音的字眼是“盯著”(stares)，也就是說，作品讓作為觀者的我們成為了窺視者。性幻想是激發這個場景的關鍵因素嗎？

　　A•K•多爾文：作品中的女人背向觀者，觀者只能觀察到她的背面，這樣一來，我就激活了你所說的這種帶有性意味的注視，我也讓這種注視（部分地）承擔起解析整個故事的責任。

　　杰拉德•馬特：這個哀怨的女性形象會不會成為當代唐•吉奧瓦尼的犧牲品？

　　A•K•多爾文：不大可能，因為女主角身上散發著一種行動的渴望。她穿上了跑步鞋，如果她想，可能很快就能跑出去。

　　杰拉德•馬特：除了電影，你最重要的創作方式是油畫。而據我所知，你實際上是從油畫起步的。如何開始做影像這一塊？不同的媒介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A•K•多爾文：到奧斯陸學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問我是油畫家、雕塑家還是書畫家。我想做的是藝術，藝術首先不是任何媒介，而是充滿問題和討論可能性的自由空間。因此1983年的時候，我和其他學生一起自建了一個系，名字叫做“兼容”(The Annex)，成員由奧斯陸的國際客座講師組成，允許各種不同的創作媒介和觀點共存。那三年過得非常棒（最后這個系實在太成功了，以至于威脅到學院其他的媒體系而不得不關閉）。因此不能說我是以油畫起步，后來變成了影像藝術家。不能這樣簡單的下結論。我曾經做過聲音、裝置、油畫和影像。實事求是地說，我從未對技術產生過興趣。在我的作品中，不同的技術是與不同的問題或者疑問相聯系的。從我個人來說，我不喜歡創作油畫的時候以具體形象為主題。如果要這樣做，我會用照（攝）相機。在油畫創作中，抽象思考更有發揮余地。油畫是靜止的，抽象性具備更多可能，因此可以給我更多的空間。畫的時候，你的起點是一個空白的面、奇妙難言的感覺以及敞開的空間。用照（攝）相機則不同。打開鏡頭你就已經看到了什么。鏡頭可以抓住一個瞬間，你還可以通過移動的圖像在你無法掌控的時間內得到其它驚喜。這是另一種奇妙的體驗。時間和運動是附加的工具，附加到場景或者（人物）形象上，創造出另一種思考空間。作品中的空間是決定性的。

　　我用影像的方式來記錄移動的圖像。這與作品中的光、顏色和時間有關。我剛剛完成了一個黑白片子，16毫米膠片拍攝。這個片子有著自己的“肌體”，就像用相似的圖像塑造出的雕塑品一樣；男性身體的私密部分是這個片子中被拍攝的實際區域，所以16毫米黑白膠片才是正確的工具。其它時候，油畫又可能是正確的工具。這樣說成立吧？

　　杰拉德•馬特：藝術史傳統中的肖像畫是你偏愛的創作資源之一，你經常尋找主題并將之轉化為我們的當代現實。比如作品《圣母和男人》(Madonna with Man)，在傳統理解中，此類題材表現的應該是圣母瑪麗亞與圣子的形象，而我們在作品中看到的圣母卻是一個女商人的形象，圣子也被一個男人的形象代替。或者可以把作品主題理解為圣母悲憫耶穌之死(pietà)？某種新的存在性思考？

　　A•K•多爾文：這和圣母悲憫耶穌之死無關。作品呈現的就是一個女人和一個替代了圣子（孩子）地位的男人。男人的形象非常生動。我喜歡在作品中使用真實的人物形象，從不用演員，經常與朋友、鄰居以及家里人合作；而這個作品中我選擇的是我認識的成功女商人。她們穿著正式，好像要去參加重要會議；她們坐在辦公室中，今日的城市風景作為背景襯托。作品中的場景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有關聯，那個時候畫的圣母總是出現在一個特別的空間中，穿著特別的衣服，以風景作為背景。沒錯，我喜歡這種發生在我筆下的今日女人與倍受崇敬的往昔圣母形象之間的對話。作品中圣母懷中的嬰兒被一個成年男性取代，男子與圣母的關系并不清晰，這與我在傳統圣母畫中觀察到的情形相似。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兩性共處的情境，包含了權力、賣弄風騷和謙卑的因素。所以說這里呈現的并不是母親與嬰兒的關系：在我這些“圣母”主題的作品中，我不知道二者誰依賴于誰。如果我知道了，我也不會去做這個作品。

　　杰拉德•馬特： “世界之窗”也是你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比如你曾經用辦公樓樓面的玻璃做過作品。這里是不是又包含了指向藝術史的因素，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玻璃被你轉換到我們這個時代里?

　　A•K•多爾文：我倒是沒有從這方面思考過我的作品，不過我確實說過作品的界限是我非常關注的一個因素。我這個人對界限特別謹慎，主要是因為圖像止步的地方可以讓我們意識到什么東西可能超越界限，而這些東西我們實際上根本無法看得到。

杰拉德•馬特：藝術史可能是今天藝術家創作的源泉，也可能是束縛他的重擔。你怎么看？

　　A•K•多爾文：藝術史不是負擔。（藝術家和它的關系）就像和某個人聊天一樣，和閱歷豐富的人交流思想既有挑戰性，又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離群索居無聊得很。大多數情況下，作品開始創作時與藝術史沒有任何關系。但隨著作品發展起來，我會發現某些聯系，就這樣一場有趣的對話開始了。我的想法曾經一定被人思考過，但那個年代一定與現在非常不同。我們的痛苦并不新奇。我們常常這樣或那樣想是因為我們的世界給予我們的待遇和可能性變了，但是一些基本的問題像痛苦或者幸福，并未改變。

　　杰拉德•馬特：談談你的攝影作品，我尤其想到你拍的那個“裸背”系列，讓人聯想起凝望著破曉的海平線的傳統裸體雕像。這是不是關涉到浪漫主義和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筆下的形象？你是不是想通過裸露以及女性禿頭的形象實現某種特殊的轉變？

　　A•K•多爾文：這個作品從肌理上說需要照相機，這是它本身的要求。作品中的風景是在挪威北極圈向上的地方拍的。這里，這是我的家。7月22日的時候，太陽在午夜時分才剛剛擦破地平線，然后就在那里不停滾動，直到再次升起。這個時候拍照片最理想不過，光線很平滑，好幾個小時都不會有陰影。攝像頭無法記錄下光線的這種精妙轉變，所以我選擇35毫米的焦距，和我的攝像師維加•摩恩(Vegar Moen)以及當地的朋友一起，創作了這些大幅的彩色照片。那樣特別的風景，午夜時分太陽的位置如此之低，并保持了很長時間——這我最近距離地一次感受到時間靜止的樣子。那是一種夢幻般的美。太陽既不落下，也不升起。作品中的女人一開始看起來似乎是永恒的，她們沒有頭發來暗示某種時尚或者種族；但古銅色身體上比基尼的花紋告訴我們，她們仍是一群當代女性。她們還在海灘上留了一些東西，有的是書，有一位還把手包中的東西都倒在海灘上。我不知道卡斯帕•弗里德里希能不能接受這樣的女人。不過這些從未改變的風景他應該還是喜歡的。

　　杰拉德•馬特：時間是你深入探討的一個因素。寂靜無聲、止若處子是你作品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A•K•多爾文：我個人與聲音、音樂與寂靜關系很深。我的第一個視覺作品是給一個我很熟悉的樂隊做的唱片封面。我的第一個電影《Super 8》是為了一個音樂會創作的。鼓與貝斯樂、車庫音樂、流行樂等等一直是將我作品分類的必要方式。就像時尚一樣。我的16毫米電影《亞馬遜》(Amazon)是無聲電影，但觀念上是根據肖斯塔科維奇的C小調弦樂四重奏No.8b(Op.110)第二樂章極快的快板編輯的。這個古典音樂作品是肖斯塔科維奇去了德累斯頓、目睹了二戰中炸彈對這個城市造成的徹底性毀滅后創作的。最終我創作出的電影是無聲的，音樂全部被剪掉了。你聽到的這個裝置中的聲音只是來自于16毫米投影儀的噪音。但是承擔編輯責任的卻是音樂本身。整個作品是建立在大量的編輯基礎上的，每分鐘150拍，所以電影中的一切看起來都是超速運動的。這是我最近兩年探索到的一個新方法，以前沒用過，主要是為了造成一種永無休止的效果。

　　杰拉德•馬特：你作品中的主人公看起來總是脫離于時間，而作品中人物空間上的緊密感卻恰恰與情感上的疏離感形成反差。比如作品《人所難免》(It could happen to you)中，一個剛剛穿戴整齊準備出門的女人，躺在床上，身邊是一個可能正在熟睡的男子。他們倆之間是什么關系？是夫妻還是朋友？靜止的場景使得人類關系的本質充滿緊張感。

　　A•K•多爾文：這個特殊的作品一直被人從各種角度解讀著。我記得一個商人跟我說過：“我下班回家后就是這個感覺。妻子想從我這兒得到點什么，可是我無法給她。”我們看到床上躺著一個蓋著絨被的男子，穿著襯衣（沒穿睡褲）。女人穿戴整齊，從頭到腳。她紅色的頭發散開在枕頭上，像蒙克畫中患病的孩子；不過她看起來很健康，似乎要去夜店的樣子。但她還坐在這里，在他身邊，坐在絨被上。做這個作品的時候，我倒是沒有像那個商人那樣想。不過沒關系，他那樣想也挺好。

　　杰拉德•馬特：你曾說過：“畫油畫，要給自己一點時間去觀察；而在電影里，你被賦予了時間，體驗時間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油畫和電影用不同的方式塑造了時間感知的不同方面，那么時間本身在一種媒介中如何區別自身？

　　A•K•多爾文：沒有人會告訴你一幅油畫應該看多久。如今的油畫/影像展上，如果你觀察一下觀眾在不同的作品面前駐足的時間會很有意思。在影像作品面前，我們被告知其播放時間長度，坐下來，在給定的時間中看作品。這是一種被告知、被給予的情況。油畫則更為苛求。我們沒有被給予什么，要自己決定看多長時間，而我們又很懶惰。通常情況下我們會覺得作品晦澀難懂，然后就不會再繼續花時間在這幅畫上。人們觀看藝術的方式改變了。觀眾過去習慣于在油畫前的椅子上坐下來欣賞作品，就像現在很多博物館仍然保有的方式一樣。而在當代藝術展上，只有影像作品前還有椅子可坐。

　　杰拉德•馬特：挪威的光線與柏林或者倫敦這兩個你生活中重要的城市很不同。很多藝術家對南部的陽光有著無限狂熱，比如法國的藍色海岸，一些最偉大的現代藝術家如畢加索、馬蒂斯都曾定居在那里。北方的光線對你的藝術創作來說有什么特別的含義嗎？

　　A•K•多爾文：我最熟悉的是北方的光線。在北回歸線向上的地方，光線非比尋常。它毫不浪漫，它是陪伴著你每天生活的現實，你不會對它產生狂熱。那里的光線有很實際的作用。有時候我會在深夜讀書，完全不用開燈，那種感覺好極了。我可以一天24小時的拍照片、畫畫。一年當中的某些月份你會睡得很少，跟著光線一起“嗨”。當然我也可以在藍色海岸看同樣的書，聽同樣的音樂，只不過晚上需要開燈罷了。

　　光是能量。冬天的時候白天很短，但是北方的光和月亮會把日子變得尖利，人會有種昏暗中的快感。睡得越多畫得越少。

　　（2006年加比•哈特爾(Gaby Hartel)對話A•K•多爾文(A K Dolven)，時值維也納藝術大廳舉辦展覽《唐璜或‘二乘二等于四’或‘欲望是詐騙，祈求它永存’》(Don Juan alias Don Giovanni or “two and two equals four” or “lust is the only swindle I wish permanence)。2007年8月杰拉德•馬特(Gerald Matt)再次對話藝術家。)

　　A•K•多爾文(A•K•Dolven)，1953年生于挪威奧斯陸，現生活于挪威羅夫特、奧斯陸和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