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時,大家都習慣在名字的后面加上一個“那”字來稱呼,像云南佤族的寨里人一樣,從不把姓和輩份(丙)字叫出來。上小學一年級了,大家(包括老師)在學校時就要把輩份和名字一起叫,這樣叫有兩個意義:一來不至于重復;二來顯示你己經長大成人,開始得到大人關注和尊重了。到現在我的身份證一直還沿著“謝丙勇”作為正名,在這之前我也曾給自己改過一次名,起過幾個雅號。記得讀師范時,在香港的嬸嬸總是喜歡昵稱我為“畫仔”,而我給自己起了個“東海仔”的別名。1949年前,我的家鄉東海島(中國五大島之一)還沒有堤壩與外界聯系,故要到湛江市霞山區里便要游水或劃船出來,城里人都叫我們東海鴨,這個名字是我在向人昭示著我來自東海島,當年的作品均簽上“東海仔”。到師范畢業教書時就不再用了。在中央美院的王華祥工作室時,我又給自己起了個雅號叫“謝謝”,我認為這樣叫是表示我感謝別人,好像我在深圳大學讀書時,我就想我兒女今后一定要謝天謝地。剛開始時還是挺多人叫的,包括王華祥老師也挺喜歡叫的,但我有一個小兒多動癥的毛病,當時我們的訓練非常嚴格,都是一個月畫一張石膏像,我每天上課起碼說6個小時話只剩2個小時在畫畫。因為在說話時就無法深入觀察,特別是觸摸式的教學法,你需要把暗部看不到的結構也刻畫出來了,所以王老師規定我第一個月上課每天可以講4個小時話,第二個月就只能講2個小時,第三個月每天只能講1個小時,因為我話多而總是畫不好。在這期間,每次評畫要批評我時還得說:“謝謝,你過來。看你畫得比13歲的小女孩還不如”慢慢地老師也許覺得,我就要批評你,都還得先“謝謝”你,多虧啊。于是王華祥老師不叫了,慢慢這個叫法也就變少了,我也不再堅持。“謝謝”的叫法也成為了歷史。
我這輩子對名字作了一次重大的改革是在1999年回廣州美院上學的時候,對這次改名并沿用至今長達6-7年之久的原因大約有以下幾點:1、總覺得這個“丙”字很俗,上不了大場面,甚至有人這樣認為,并問我:你是不是家中老三(事實上是老三,但不是別人那樣理解),你大哥二哥分別叫甲勇、乙勇、這樣的話總讓我捧腹大笑,大笑之后也看出別人是從中覺得我的父母沒有多少文化(我父親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母親是我們島上女人之中最高學歷的,盡管只有小學畢業)。而我當時的太太(李川)出身高干家庭,發自內心地說她總是對我們鄉下人包括這個“丙”字多少有些意見,我以為不要丙字就可以去掉那股“土氣”,回頭看看,當時我們的想法都很幼稚,像“禪”字所述,人死時,能跟你走的就是天性(本來的,本之原有的一些東西),而其他的都無關緊要。當時,經常到北京和文化、政治圈里的人接觸,也有許多人建議我去掉“丙”字;2、1999年是我從地產界轉回繪畫界的時間,當時我正承受前妻作了兩次試管嬰兒失敗的事實,也許祈望著改了名字能帶來好運。也想完全脫離原來那種生活,讓我借藝術忘記一切,與過去徹底劃清界線,與過去的一些人完全脫離聯系,改頭換面地去實現自己對藝術的這個夢想,甚至于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3、“謝勇”這個名字也很簡約,易記也易叫,因為謝姓的人不多,故也不容易有重復的同名。
2005年8月我回湛江吳川參加遂溪師范同學的20年聚會(我們在1985年畢業),有80%的同學是從畢業到現在20年都沒見面的,我像當年一樣的瘋,穿著一條短褲到處去抱女同學,女同學們都是笑著說當年我也想你來抱啊,你們男的就是不敢。一個個熟悉的聲音在叫著“謝丙勇”、“謝丙勇”……多么的親切、多么的真誠,相比之下,“謝勇”這個名字太過于模糊了,它好像是為了適合些什么東西而存在的,而不是為了純粹的我,我自那時起就覺得很慚愧。
在沒有想起“這就是謝丙勇”這個書名時。曾經想過很多名字,并且還寫了解釋性的感悟生命:掙扎·瘋情·緣界·摩梭——謝勇談水彩速寫等等。但我總覺得太過于復雜,其實一個書名及封面資料都不太重要,最重要是內容。像一個人一樣,名字不太重要,重要是人是他的成就,名字也只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己。這個書名的靈感是從我現在太太鄭丹的兩張水彩速寫中得來的(在2005年3月我們在桂林陽朔寫生時她給我畫的并作為本書的封面與封底),她在畫上寫著“這是謝丙勇”當時我很驚訝為什么她知道我原來名字呢?原來從身份證及原來我寫《地產與藝術》的親朋好友里看到的都是“謝丙勇”,我想她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告訴我真正的我是現在的我。在做地產時我像個瘋子,太過于理性,而在做藝術時又像個小孩一樣天真無邪,這才是真正的謝丙勇,而相比之下原來的謝勇是虛偽的,不是生活中真實的謝丙勇。藝術的真諦也是要求最真實的呈現,那何不干脆用《這就是謝丙勇》作為書名,并向所有的親朋好友說聲:“我謝丙勇把名字改回來了”,眼下還是得趕緊通知小陸把名片的名字改成“謝丙勇”了,因為這才是真正的我。
謝丙勇
2006.4.2于深圳華僑城波托菲諾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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