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麥當勞的興趣也是在美院期間產生的。那時的中央美院處于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和號稱世界第一大的王府井麥當勞快餐廳咫尺距離。我常路過那里，生意火爆的麥當勞和一些大商場大飯店包圍著頹敗拆遷中的中央美院，猶如一群珠光寶氣、大腹便便的新貴睥睨著一個辛酸落魄的紳士。當時的報紙曾一陣喧嘩，各界人士紛紛質疑美院的搬遷，有幾位美院前輩更是激昂陳詞，氣氛悲壯。有著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中國第一美院"在寸土寸金的都市中心站不住腳，校址被征用于蓋商業大廈，而被迫遷往京郊。評論家們把此事議為商業大潮下學院文化的潰退，快餐時代中經典文化的失勢和消解。每一個身處其中的文化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也似乎明白這是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麥當勞在中國鋪天蓋地廣告和隨處可見的分店不能不使人把它當成問題來對待。現在想來，美院的搬遷和我當時畫風及觀念的轉變有著某種微妙的契合。

    從1996年開始，我在畫布上進行了《麥當勞叔叔》的系列創作。麥當勞在我看來已轉化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當代文化問題：外來文化，商業文化，時髦的、大一統的后殖民文化的典型。消費文化己構成了另一種消滅個性的強大力量。《麥當勞叔叔》系列其實就是關于快餐時代和后殖民文化的話語(強勢的麥當勞及弱勢的中國兒童)，和具體的麥當勞飲食文化己沒有太大關系，我僅僅借用一個"畫眼"，來表達自己對當代文化問題的思考，在系列實驗中拓寬和生成新的語言形態，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個人經驗。繪畫作為一門古老的藝術品種，有著很多的成規，人們對它有著過多的審美定勢。繪畫不應只是取悅他人的客廳裝飾，不只是玩弄技巧的一門手藝，而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重要載體。繪畫技術到了一定時候是會停滯的，只有觀念引發新東西、新思維。當代藝術家應該是現實生活敏銳覺察者，是對人們視若無睹的事物提供新的觀察和思維方式的精神體驗者，同時能夠在反映周圍環境和問題中形成自己的個人經驗。藝術實驗是當代的精神探險，是重鑄語言的系統工程。

     藝術在今天需要喚回一種"直面人生"的態度，需要有種社會關懷。博依斯的"社會雕塑"和“大藝術”觀念也間接的影響了我。我試圖尋找一種文化態度，有別于九十年代初新生代式的調侃，玩世現實主義的潑皮，艷俗藝術的油腔滑調和無聊情緒。文化立場的喪失，和庸俗文化處于同一平面，甚至"渴望墮落"，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病態。重新確立有判斷力和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命題是我這系列作品的深層理念。要恪守知識分子的立場，切入當下，對時髦文化有距離的思考(一種疏離的審視態度)。具有社會和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品格追尋成為我這系列創作的底蘊（見《江蘇畫刊》97·1期拙文《當代繪畫的知識分子命題》），這就是我對自己設置并設法解決的間題。在此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是羅素，他始終將知識關懷與社會關懷這兩個似乎水火難容的極端相融與一身，一反傳統文人內斂式的個人趣味。他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理念，腳踏實地、堅韌漸進的精神對我影響極大，他遠離了非此即彼的狹隘思維和淺層造反的浮躁情緒。我喜歡羅素哲學中具有建設性和開放性的品格。

     《麥當勞叔叔》系列沿著關注當下文化的新現實主義思路，在手法上主要通過對兒童的觀看方式，把藝術理念轉換成直觀的精神感受。通過兒童面部表情特征類型化和模糊化處理，和對兒童忘我的喜悅神情，天真而無意識的行為描繪來傳達我們成人對此種外來商業文化的看法，尋找我個人對大眾流行文化的理解方式。繪畫手法幾經變換，大致可分為96和97兩個階段。96年的作品由麥當勞形象符號和天真的兒童構成，97的作品以被異化的兒童形象和氫氣球等艷麗色彩為特征，更注重構圖的單純，造型的獨特，手法的簡潔，力求在輕松自如的表現性繪制中流露出與內涵相關的人文性，盡可能做到直截了當，疏朗明快，充分發揮繪畫本身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