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4日，亞洲地區的2009春拍由香港蘇富比拉開帷幕。在6日上午的“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專場”中，林風眠成了當之無愧的主角:估價為300萬至350萬港元的、署名林風眠的油畫《漁獲》被一亞洲藏家以1634萬港元拍得，遠高出估價近五倍。這一成交價不僅位于此場拍賣首位，且再次刷新了畫家作品拍賣的世界紀錄。

　　高價成交的新聞刺激了另一種聲音:對《漁獲》的真偽質疑，并且開始從藝術品拍賣業內部向普通大眾擴散……

　　質疑早于“拍賣”

　　其實，早在香港蘇富比春拍之前，就有業內資深人士稱，此次上拍的五幅林風眠作品中的一些存在真偽質疑。當時在一個業內小型聚會中，來自中國內地和臺灣的眾多藝術品經紀人、拍賣行專家齊聚捧場，其間蘇富比春拍圖錄送到現場，大家傳閱后，認為作品風格以及創作年代與林風眠真跡不符，對該五幅林風眠作品表示質疑。

　　一名藝術品經紀人指出，由于此次上拍作品年代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那個年代比較特殊，林風眠很難創作出甜美風格的作品。此外，藝術鑒賞是憑借常年積累的經驗，很難用法庭證據式的證詞來說明，不過在幾位藝術品經紀人看過后，覺得畫作還是很有問題，有別人模仿的痕跡，但神卻不夠。

　　資深藝術品經紀人伍勁更是認為，“以我個人的經驗，我認為它甚至算不上一件合格的仿品，技巧實在只是中學生的水平。”

　　對林風眠作品的質疑，很快演變為一場對贗品來源的追蹤與猜測。他們甚至采取了帶有游戲的方法，用背靠背的方式寫出他們各自推測的該批作品的可能來源，結果驚人的一致:仿品應該來自于一位臺灣藏家，據稱，該藏家曾是國內外林風眠的重要藏家之一，同時因為早年對林風眠作品不甚了解，買過一定量的林風眠贗品，也是林風眠贗品的大量“收集者”。仿者可能是現在已經定居于加拿大的一位與林風眠有著二十年師生之誼的學生。

　　結論不可謂不驚人。但這一游戲的參與者卻并沒有感到驚奇，因為此次《漁獲》事件只是眾多林風眠贗品的冰山一角，用其中一位參與者的話說:“林風眠贗品以前也常在各大拍賣公司出現過，但很少像這次一樣，以集中出現的模式亮相在著名拍賣公司，憤慨的同時，不得不引起人們的關注。”

　　“大使”身份成疑點

　　面對市場的質疑，香港蘇富比表示，《漁獲》藏家亦是丹麥前駐中國大使勞倫斯·畢德森。畢德森在北京結識了林風眠，六十年代回丹麥時帶走了一幅油畫及一幅水墨畫，這幅油畫由畢德森的女兒交給蘇富比拍賣。作品畫于上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當時內地鼓勵畫家要到鄉間去，接觸農民，林風眠才開始到農村采風，因此創作了《漁獲》。而香港蘇富比在接到作品尺寸、圖片等相關信息后，進行了多次鑒定。而由于這批東西屬于藏家與畫家親自接觸的，也就是原始發源地，考證時就會很單純，“我們沒有發現什么問題。”

　　香港蘇富比發言人說，“蘇富比征集之拍品，均經由專家反復并嚴謹地鑒定其出處及真偽，在確定其為真品，兼具有清晰有序之來源后，方于拍賣會上推出。”香港蘇富比還出示了勞倫斯·畢德森大使的照片一張。

　　但在丹麥駐華大使館提供的查證訊息中，1959年至1962年丹麥駐北京大使應該名為HansBerpelsen。丹麥大使館工作人員查找了歷任駐華大使名錄，均沒有Lorenz Petersen這個名字出現。至于香港蘇富比發生的情況，不方便發表評論。

　　有業內人士判斷，“丹麥大使”只是虛晃一槍，《漁獲》的真實藏家背后另有其人。

　　“林風眠”的最大藏家

　　藝術品拍賣界有一個幾乎可以稱得上公開的秘密:目前市場中林風眠的贗品量已占90%，可以說達到了泛濫的程度。上世紀林風眠的個別弟子、親戚都曾經參與到造假活動中，因為當時整個藝術市場并沒有今天這么“火爆”，一些老輩藝術家也對比較親近的仿畫者予以默許。

　　上海一位石姓藝術品經紀人早年曾在佳士得工作，與林風眠的一些學生素有交往，也因此得知一些林風眠仿做的“內幕”:“林風眠的假畫有兩到三撥人在做。1996年、1997年的時候，上海有人就買過假的，我們都知道。”

　　加拿大亞太國際藝術顧問有限公司曾出版過一本畫冊《中國現代主義繪畫的先驅者——林風眠》，出品人是臺灣收藏林風眠作品的知名藏家陳秀叢。據伍勁透露，書中的145幅作品其實全部為陳秀叢個人收藏。

　　伍勁在其博客中寫道:“有多位業者提醒我此書收錄的林風眠作品靠不住，因此一些拍賣公司也拒收此書刊載的林風眠作品。”

　　書中文字部分寫道，陳秀叢的一百余幅林風眠畫作，均購買自一位名為潘其鎏的人士。

“學生”潘其鎏

　　潘其鎏于1947年進入國立杭州藝專，后來與林風眠私交深厚，是林指導的少數學生之一。二人不僅有二十年的師生之誼，而且還共患難。“文革”時期，林風眠遭難，潘其鎏一家對林風眠照顧頗為周到。據說，其當時和林風眠被關押在同一間看守所，他的妻子在探監時常常都會帶兩包衣服，一包給自己的丈夫，另一包則轉交給了林風眠。

　　在《中國現代主義繪畫的先驅者——林風眠》一書中，潘其鎏還自述了“文革”時如何幫助林風眠私藏畫作的故事，還收錄了林風眠給潘其鎏的一些書信及生活照片。確實可證兩人關系一度十分親近，據潘其鎏說，他1981年留學美國，還得到了林風眠經濟上的支持。

　　但是林與潘多年的師生之誼及患難交情似乎在1981年之后戛然而止。從1981年直至1991年林風眠去世，二人再無任何來往，其原因令人費解。

　　潘其鎏在文中對此一筆帶過，“幾年間寄了很多信件給他，都沒有得到回信，我相信不是地址錯誤，而是因為他已經看不到我們的信件了”。言外之意是有人“屏蔽”了二人的交往。那么，林身邊還有誰有這權力呢？林風眠只身去香港，妻女遠在巴西，身邊唯一的親人是義女馮葉。那馮葉與潘其鎏究竟有怎樣的矛盾，甚至可以讓林風眠斷絕與潘其鎏幾十年的友誼呢？

　　據伍勁稱，他從知情人處得知，潘其鎏因作假畫的事情被林知曉后，林風眠與其斷交。為此，潘曾寫信向林道歉。“信現在還保存在林風眠家人的手里。”

　　在北京的藝術品收藏界還流行過一個坊間傳聞:據說，林風眠對該弟子仿畫自己的作品予以默認，并不像公眾了解的那樣——只是感激于“文革”時期受到照顧那樣簡單。而是自己的某些方面被該弟子掌握了把柄。而在加拿大版《中國現代主義繪畫的先驅者——林風眠》的畫冊中，潘其鎏在文章末尾寫道:“許多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我不會把它寫出來。”這段頗具深意的話似乎也在驗證這一坊間傳聞。

　　同一個人在講“故事”

　　有意思的是，這次引起爭議的林風眠作品《漁獲》和同時上拍的《京劇人物》系列作品，與幾年前的另外一起偽作官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2005年12月，在北京某著名拍賣公司的一場拍賣會上，蘇小姐以230萬元的價格買下了署名吳冠中的油畫《池塘》，加上支付拍賣行的傭金23萬元共計253萬元。

　　當時的拍賣圖錄上還對《池塘》的筆法、年代、背景作了詳細的介紹。特別是提到了“畫于1972年，時年53歲，十年后，他又將此畫修改一下，并在畫上題寫:‘抽暇改老畫，好似故地重游。一九八二年’”，頗具故事性。但令蘇小姐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幅作品居然是一幅贗品。

　　同樣是名家之作，畫作背后同樣具有很吸引人的故事。

　　據著名收藏家郭慶祥揭露，當時負責贗品《池塘》拍賣的主管，與此次蘇富比二十世紀中國藝術部主管李亞俐是同一人。

　　客大欺店:拍賣業中的潛規則

　　日前，紐約藝術顧問公司摩帝富副總裁兼亞洲區總經理黃文睿爆出了拍賣業的一個潛規則:一些大藏家剛剛進入市場的時候，難免會買到假的或者不好的藏品。而另一方面，為了征集到好的拍品，拍賣行有時需要被迫向大藏家做出妥協，他說:“這時藏家就會開出條件，比如我今天可以委托給你一件珍品拍賣，但是你可不可以同時給我一個保證？不僅保證委托的拍品會賣掉，而且順帶將我以前買錯或者不好的藏品一并進行拍賣？”

　　當藏家在拍賣行中的客戶名單中占據重要地位時，為了不流失客戶，個別拍賣行便會為該藏家提供一些“便利服務”。這已經成為拍賣業中諸多潛規則的一項。

　　黃文睿說，因為拍賣公司是服務方，拍賣行只有征集到好的拍品才能吸引買家購買，從而賺取傭金。因此在大藏家面前處于弱勢的拍賣行往往要被迫接受藏家以拍品為交換的“不對等條件”。這樣，在每一方都想得到利益的前提下，二級市場受到操控的現象屢屢發生，而那些先前被大藏家購買的名家贗品也在混入各大拍賣公司。

　　一位業內人士分析說，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內地藝術品市場缺乏對某位大師作品的專項市場研究。“比如在國外，某位藝術家的重要作品，目前在誰的手中，做過什么展覽，曾從哪家畫廊售出等，都有詳細的記錄。”而在國內，由于一級市場畫廊的發展還不及拍賣行，本來應該由畫廊為主力的市場研究工作遠遠落后于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國內也缺乏大師作品的展覽，導致作品的展覽記錄屈指可數，往往一件名家作品亮世，沒有出版記錄、展覽記錄等身份認定，從而也使得贗品有了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