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概念包含了“評論，評價，評判”，但很多人把它理解為“批判”。“批評”固然有“否定性”“批判性”的特質，但那遠遠不是“批評”的全部。批評更重要的部分或者使命，是用一種獨立精神、理論依憑對一事物進行的有價值的深層的分析與評述。而在藝術的批評活動中，“在美學家對藝術和藝術批評進行哲理性思考的詞匯中，在藝術批評家的語匯中，批評通常是指一個范圍遠比單純地作出評判的行為要寬泛得多的活動。”莫里斯·威茨說：“批評家在批評時，會做四件事中的一件，或一件以上：他們對藝術作品進行描述，他們要對它進行評價，他們還要對它進行理論概括。有些批評家主要是從事描述性的批評；有些批評家雖然也進行描述，但主要是為了加深他們的闡釋；還有些批評家要同時進行描述，闡釋，評價和理論概括。”也就是說，藝術批評家所做的事情，至關重要的就是面對藝術作品時如何言說，這種言說應起到使作品打開的作用。因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特別是作為觀看者，評論是在最初的對某個作品的模糊觀感的基礎上，對作品系統的、理性的、更深入的解讀。

    隨著當代藝術的不斷升溫，藝術批評也在不斷升溫，并且不斷泛化和擴大化。民間雜志和互聯網都對藝術批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藝術批評的范圍和疆域不斷擴充，藝術品批評，藝術思潮的批評，藝術流派的批評，藝術展覽的批評，這些似乎都不再是批評的重點，反倒是，藝術與市場，藝術與媒體，藝術與資本，博覽會和拍賣行，成為討論的中心議題。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批評家都變成了算命先生或老中醫，不斷地給中國的當代藝術把脈和進行預測，而他們不約而同的診斷都是中國的當代藝術“過熱”，經濟危機是“退燒藥”，中國的當代藝術會退燒會冷靜會回到理性。藝術家開始回到畫室，開始思考問題，由于他們“迷途知返”，所以批評家得出一個很可笑的結論：藝術要重新洗牌了。

    除去藝術與資本的話題，批評家們不斷地制造著一個個焦點熱門話題，從“王呂之爭”到對高名潞的“意派”群起而攻之。在我們越來越體驗到網絡為藝術批評提供了一塊自留地，在上面播種民主與自由的快意的同時，我們是否會對其進行必要的反思呢？

    我們的藝術批評是否越來越娛樂化、媒體化了呢？批評家所做的事越來越接近于表演，批評家也越來越像演員，網絡就是個戲臺。他們最擅長演的角色就是具有大無畏精神的英雄人物，還有就是正義的捍衛者。因為這樣的角色會得到國人的寵愛。在媒體上的表演，是一種內在的焦慮，這種焦慮來自一種對自我關注度的期待，而這種關注度足可以影響到其存在的名利指數。它們成正比例關系。每個批評家都有一種野心，特別是那些本身就有占有欲、控制欲和理想抱負的批評家，而藝術史的席位則是他們為之不懈努力爭取的席位。還有我們的媒體和民眾也在極力促使批評家走向表演之路，我們的大眾包括藝術界的各色人等，他們所熱衷和希望看到的，也恰恰是這種帶有娛樂性質的議論紛紛，而不是嚴肅的帶有研究性的文本，媒體于是正迎合了民眾的這種需求，于是就會有網絡批評熙熙攘攘的此情此景。

    邁克爾·范戈德說：“正如每一位批評家所知道的，寫一篇言之有物、表示贊許的評論要比一棍子打死艱難得多。”而我們的藝術批評往往是兩個極端，一端是“無邊的吹捧”，還有一端就是“一棍子打死”。至于“無邊的吹捧”大家已經講述很多了，關于“一棍子打死”倒是我們要深思的，比如對“民族符號”式的作品的批評，似乎在國外走紅的當代藝術都有此嫌疑，都被打入“取悅于西方人，用民族符號做藝術”的大帽之中，但是批評家們沒有進行更深入的觀察和甄別，如果運用得好，能做出有力量的作品（比如徐冰的《析世鑒》），民族符號或元素為什么不可以使用？在西方人對中國進行著東方學的幻想的同時，中國人也在作著西方學的美夢。

    “一棍子打死”式的批評，往往是一種粗糙的批評的表現，和許多搬用大詞和生硬概念的批評家一樣都是通病。具體的，而非泛泛的，言之有物的、深入的批評才是我們所期待和需要的藝術批評。

    我想藝術的演進，是需要理論的推動作用的。藝術批評的方法和導向其實直接會影響到藝術的進程和建構，那么建立起一種良性的批評環境就是非常必要的，對藝術本體的有建設意義的評論和探討更加重要，因為藝術的發展要靠有價值和有意義的藝術品的“釋放”來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