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青源走出＇85思潮的激情，幾年來潛心于對當代社會多元文化經驗的體驗，然而，他身上的“悲劇”情結（表現為作品中一以貫之的對生命崇高主題與作品創作形式間關系的不懈探求）還是困擾著他，在近期的創作中則表現為以坦然直觀的態度，將自我與世界、歷史與現實、東方禪道智慧與西方人文精神、理性選擇與感性把握、社會文化主題與語言符號操作等諸多困擾當代畫家的兩難文化選擇等值鋪開，憑借他的藝術敏感在其中求索融通，創作中展現出一種新的作品面貌——將人文主義的悲劇情愫寄托于東方佛教的云氣之間；將對東方哲學空無之境的追求溶入細密的油畫形色之中。
   
    所謂作品話語的邊緣性，是說作品藝術形式語言的文化意義還不能被已“流行”的語言規范完全包容，或者說傷口的形式意味還是未被文化傳媒貼上標簽的“在野”話語。那么，一種有社會文化意義的邊緣話語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否同已有的“流動語言”形成能動的張力關系，并且這種張力由于新形式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能動性會最終地走向“流行”，從而完成它的文化使命。
董青源近期作品的創作定位，在當前的文化語境下顯然即不能歸入古典主義、形式主義對風格樣式的純化追求；也不能劃入后現代用大眾文化圖象的換喻來調侃歷史與現實的“時髦”手法。這就將作者置于一個危險境地：作為用感性方式關注精神問題的畫家，他在作品中所使用的某些傳統文化程式符號在當下文化背景中卻極易延申出乏味的隱寓；他企圖通過作品追求的永恒性精神意義與當今大眾傳媒條件下圖象泛濫、意義淡化、拼接手法風行的文化氛圍間的錯位是明顯的。同時，作者從探究西方現代藝術起步的藝術經歷（董作為文革后第一代大學生以極大的熱情目睹并參與了中國美術八十年代的激烈變革與發展運作），與他深層文化觀念中對東方禪道空無意蘊的向往，也使董青源陷入了在理性文化選擇與感性實踐操作過程中如何把握藝術表現手法協調性的矛盾之中。
   
    董青源面對以上課題，在探索過程中逐步將作品主題的喻現建構在東方宗教中“云”的圖式符號上。在作于1987年《苦澀的記憶》中，畫面灰綠的基調、構圖空間和光影的超現實設計具有形式主義的象征傾向，云的意象雖然處在構圖的中心，但象征性的抽象空間卻具有更堅實的時空深度感和形式上的視覺張力，云的意味淡化為形式化的構形因素。作于1993年的《致思婭……》系列則向前邁出了一步，代替形式圖象設計的是作者對“云”的符號移植，畫面深處的天蘭色與前景灰色的對比所產生的虛空感將觀者抽離了時空的實在，進入一種宏觀與微觀的張力運動之中。董青源的藝術才能，表現在他在這種極易走向平庸比喻的圖象再現中，把握了畫面色彩和筆觸的再現意味同程式化符號間的平衡，用理性設計的細密線條將激情“織”入感性的局部抽象色彩之網中，這網的整體造型則又是東方神秘意味的云氣圖式。這樣，他創造了一種介于油畫的空間色彩造型與中國傳統壁畫意境和肌理效果間的復合畫面形式。一股欲超凡脫俗的理性掙扎，在由明亮色彩線條交織成的筆觸關系中化作一股“氣”的意象，升騰于符號圖象之上。董青源用感性的繪畫表現達到了對理性主題的彰顯。同時，通俗語言符號的運用又使他的作品主題社會化，這就是我們在他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種當代性。作于94年的《觀音悲憐相》系列則把93年作品中色彩與空間的營造進一步讓位于漫溢整個畫面的云氣盤桓，現代人對生命意義的詰問與體味，化作一股充盈的氣息在幾近無色的沉寂中徘徊運行。
   
    對繼續用油彩和畫布固守傳統油畫媒介家園的畫家來說，油畫語言的空間越來越小了。文藝復興開拓的傳統油畫語言觀，是通過使用顏料和畫布的技術來再現自然而達到意義的喻現；現代主義的抽象語言使油畫材料作為媒介成為對媒介的呈現，抽象畫家通過充分展示運用材料的智慧來表現情感的多種可能性，從而獲得了某種油畫材料語言本體性的意義；今天，當油畫對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等多樣媒體表現手段的沖擊時，它的有別于形式主義的形式語言取向就在于要力圖通過對材料的物質性的超越來達到對精神主題的表現——現代主義之后的油畫語言是對作品主題的陳述。但“陳述”又是一種古典的語言方式，它是建立在已有的符號體系基礎上的。
      
    董青源在走出80年代沉迷于觀念表現和形式至上的追求后，90年代以來以對東方傳統圖象符號的移植而滑行在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感性與理性的多維時空中，他在畫面制作中力圖超越傳統油畫技術材料的再現規范，卻又不采取“革命的策略”，而是以關注陳述性的古典意識帶動畫面的形式結構，標志著他要以個人的方式形成對當代社會文化主題的觀照，為使自己的作品參與當代文化生活找到了一個切入點。但這僅僅是邁出的第一步。從各方面來看，董青源近期作品在形式設計、意境傳達和藝術語言的陳述方式上都帶有明顯的階段性探索特征，其畫面形式語言與當代文化語境間的張力似還有待繼續發展運釀，我希望他的敏感和才能會引導他的不懈追求。而當我不禁要對其部分作品稍感平弱的構圖形式提出批評時，我不由的更擔心如果他在這危險的邊緣性探索中滑向那表現虛張的淺薄一側，他還能向我們昭示什么嗎？這種兩難處境的危險是每位意欲有所創新和建構的人所必須面對的。
   
    處于重大歷史轉變期的中國當代文化要求今日的藝術應是對人的生存狀態、靈魂價值的探尋，盡管這種寄于形式創作的探尋往往只能閃出一偶的、瞬間的微光，但它是向未來敞開的，它是藝術家心路旅程中艱苦跋涉的足音，這足音在新世紀到來前的朦朧中告訴人們，“人首先自發地向藝術傾訴。藝術品到底能否穿透歷史時空而重生……將得看藝術品本身所蘊含人性的圓滿程度。”（瓜爾蒂尼：《現代世界的結束》）

    身處世紀末，一顆敏感的心欲超越當下去尋訪明天，他象那些預言家們一樣，不得不借用古老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