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行書信札冊》及其它

 

◎胡西林

 

趙之謙是一代藝術大家，一生享年雖然只有五十六歲，卻在篆刻、書法、繪畫、詩文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然而他的理想或者說他的人生目標卻并不在此，他的理想是當官從政，光宗耀祖。同治二年（1863），時年35歲的趙之謙在給魏稼孫替他集拓的《二金蝶堂印譜》寫下“稼孫多事”四個篆書大字時就曾說：“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钡撬呐e會試不第，弄得他連從政做大官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理想與現實之間一下子拉開了天一般遙遠的距離，以致趙之謙一生都在為生活顛沛，奔波忙碌。後來應時任江西巡撫劉坤一的邀請（一說潘祖蔭所薦）來到南昌“省志局”編《江西通志》,這是有學問還得有耐心的人干的活，儘管在趙之謙看來這仍然不是他的理想，但是，他足以勝任這份工作，他從普通局差干到特派總干（總司），薪銀也由月薪三十六兩增至六十兩。五年後，《江西通志》編訖，趙之謙在為江西留下了一部極具歷史文獻價值的地方志巨著之後，開始了以“國史館謄錄議敘知縣”的身份在南昌等待江西屬縣的官缺，即所謂“候補”，向他的“理想”靠近。

 

然而，趙之謙一生中最苦也是最累甚至要命的日子就是從他的“候補”開始的。他在江西“三候”“三補”，補的都是最窮地方的知縣，以致他勞頓過度，舊疾加重，肺氣腫哮喘病迸發卒于南城任上。我們今天考察趙之謙十二年江西候補官缺時期的存世丹青墨蹟時不難發現，這一階段他的作品明顯少於此前在紹興或者杭州時期，所作又往往是他前缺卸任後缺未繼即在南昌等待“候補”的間隙，但是與友人的書信往來則以他“三補”知縣任上時為多。他被“衙務”所苦、所累、所煩到了身心俱疲的程度（他的第一個官缺——鄱陽知縣，竟然是有衙無署，到任後連“官舍”都是他租用的簡陋民宅），以致心情常常不好，寫給朋友的信，內容多為心事傾訴，瑣事求助。他曾在光緒八年（1882）六月二十三日致伯循的信中表示“再候一年輪委（補缺），輪委後，雖一文不存，亦必走矣。”並且是打算“云遊四海，未必無把勢可打?！钡撬]有這樣做。稍晚于他的吳昌碩，當年也在與趙之謙年齡相仿的時候得到丁葆元的保舉任江蘇安東縣（今漣水）知縣，但僅一個月，因為不善奉諛上司而辭官去職，那方著名的“一月安東令”閑章就是辭官後所刻，他還不忘幽自己一默。趙之謙卻是真的想做官，而且想在任上做出一點政績來。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對於研究趙之謙最後十余年的生存狀態及藝術創作具有重要意義。

 

《行書信札冊》計五通，各色花箋紙書寫，均未署寫信時間，不過依內容及所用箋紙判斷，可以肯定五通信作於他赴江西“候補”這一時段內。趙之謙是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初抵達江西的，同治十三年趙之謙在致他的杭州朋友舒梅圃的信函中，因為當地產信箋不合他用，曾托梅圃在杭州“買勻碧齋梅花箋二千張（五色一千張，竹紙一千張，系曉村弟所畫）”，并敦促梅圃“寄出為要”，語氣頗為著急，可能是他從杭州帶去的信箋快斷檔了。而此五通信札所用箋紙既非勻碧齋所產梅花箋，也不是江西當地所產箋紙，其中一函還是趙之謙同治九年五月繪花卉水印箋，顯然不是梅圃從杭州寄過去，而是趙之謙從杭州帶過去的。由此可以推斷五通信的寫信時間應該在趙之謙收到梅圃寄達的勻碧齋“梅花箋”之前，即同治十三年前後。五通信的受信人都是“杏颿世兄大人”，前後內容有一定關聯。但是關於“杏颿”的資料極少，近年來各地舉行的拍賣會上曾經出現過多通趙之謙寫給“杏颿”的信，可惜識文中均未給出“杏颿”是誰的解釋。我認為“杏颿”就是趙之謙的浙江同鄉楊興颿，因為 ：1.“興”與“杏”同音；2.“興颿”與“杏颿”都是浙江人；3.趙之謙寫信給“杏颿”的時候，從信的內容可知“杏颿”是在杭州，而此時“興颿”也在杭州。是巧合？應該不會有這麼多巧合。如此，那麼趙之謙曾在一通致梅圃的信中提及的“興颿”就可以作為“杏颿”來解讀了：“楊興颿……明年不歸浙，為煙所苦，又有脾氣。不敢薦館，亦出于無如何也?！保ㄒ姟吨袊鴷ㄈ?1卷《趙之謙》“作品考釋”第54條，鄒濤著文）而在1873年7月19日致梅圃的另一封信中提及了楊興帆具體到達江西的日子：“楊興帆於7月18日到江西……”於是我們知道，興（杏）颿姓楊，不僅與趙之謙同里，還曾與趙之謙同客江西，他曾請趙之謙舉薦謀職，但是因為有煙嗜（吸食鴉片），讓趙之謙愛莫能助……至於更進一步的解釋，則有待新的資料發現後再作補充。

 

五通信札均為首度面世，是研究趙之謙生平和藝術的重要資料，甚為珍貴。

 

 

 

趙之謙（1829～1884） 行書 信札十四通

紙本 冊頁（十四開） 1878年作 22.2×12cm×2 22.4×9cm 24.4×8.3cm 22.4×12cm×2 22.3×7.8cm×2 

23.3×12.2cm×2 22.4×12cm×2 15.3×10cm 15.3×9.7cm 

說明：錢鏡塘收藏，高式熊題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