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為是當代中國人物畫杰出的代表畫家之一。他的中國人物畫創作主要可分為兩類題材，一類是塑造中華民族的偉人、英雄形象的歷史畫，一類是表現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數民族生活的風俗畫。這兩類作品不禁令人聯想起史詩與牧歌。史詩通常指贊頌歷史或神話傳說中的英雄業績的敘事詩，語言風格質樸厚重，結構嚴謹，氣勢恢宏；牧歌泛指歌唱牧人的生活與愛情的抒情歌曲，藝術情調豪放浪漫，形式活潑，節奏多變。在比喻的意義上，中華民族近百年來艱苦卓絕奮斗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現代的英雄史詩，中國少數民族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幸福生活就是一曲曲優美的牧歌。劉大為塑造中華民族英雄形象的歷史畫呈現出史詩般的質樸厚重風格，他表現中國少數民族生活的風俗畫充滿了牧歌式的豪放浪漫情調。史詩風格與牧歌情調形成了劉大為的中國人物畫藝術的兩大特征。

 

 

劉大為自從20世紀80年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以來，一直履行當代中國藝術家的天職，滿腔熱忱地致力于中國現代和當代歷史題材的人物畫創作。紀念不僅是對歷史的追憶和緬懷，更是對當代的反思和啟示。在今天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我們必須保持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奮斗精神。出于這種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劉大為先后創作了《高山仰止》(1982)、《華山救險》(1983)、《東渡》(1985)、《小米加步槍》(1987)、《晚風》(1991)、《艱苦歲月》(1992)、《黃河謠》(1996)、《人民的好總理》(1997)、《人民軍隊的締造者》(1997)、《人民公仆》(2001)、《過草地》(2006)、《朱德與史沫特萊》(2007)、《不畏蜀道難》(2008)等一系列中國現代和當代題材的歷史畫作品，塑造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華民族的一代偉人和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人民解放軍戰士的英雄形象。

 

劉大為表現中國現代和當代題材的歷史畫，構思、構圖新穎獨特，繪畫語言樸素清新，畫面結構嚴謹，氣勢恢宏沉雄，人物造型真實而深刻，呈現史詩般的質樸厚重風格。繪畫語言的樸素清新，幾乎是劉大為所有中國現代和當代題材的歷史畫的共同特色。大概是出于主題的需要，他這類題材的寫意人物畫以水墨黑白為主，略施淡彩；工筆人物畫也設色清新淡雅，樸素無華。他的歷史畫大多含蓄內斂，結構嚴謹，在含蓄中見沉雄，在嚴謹中求氣勢。氣勢主要取決于人物氣度和空間結構，不在于人物多少。有時畫面上人物過多過密，反倒可能擠壓空間，減弱氣勢。石魯的歷史畫名作《轉戰陜北》人物不多，卻氣勢宏大。劉大為也深諳此道，他的歷史畫往往只集中刻畫一兩個人物，同樣可以構成恢宏的氣勢。劉大為在改革開放時期創作的歷史畫，已經擺脫了“文革”時期神化領袖的個人崇拜和“三突出”創作模式的影響，對領袖和英雄人物既不過分美化，也決不故意丑化。他要塑造盡可能接近歷史真實的平凡而偉大的人民領袖、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堂堂正正、有血有肉的中國人的形象，讓中國人真正在世界面前站立起來。他研究中國與西方歷史畫的經典作品，努力克服對政治概念或歷史事件簡單圖解的弊病，深入刻畫特定歷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揭示人物的內在精神氣質。他力圖把中國傳統繪畫的傳神寫意與西方寫實繪畫的素描造型結合起來，準確深刻地表現特定歷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和內在精神氣質。他集中刻畫人物的面部，素描造型和明暗光影主要體現在面部，抓住人物的形象特征和情緒變化，注意捕捉人物的表情特別是眼神。人物的服飾相對簡略，以勾線平涂為主略分濃淡，沒有太多素描明暗，人物和景物都沒有投影。這種面部的素描造型與服飾的勾線平涂的結合，分寸把握適度，銜接自然而不生硬。人物的背景通常都比較單純，或者進行淡化、虛化處理，或者留有大片空白，便于營造虛實相生的意境，烘托人物的精神氣質。劉大為不僅創作了許多中國現代和當代題材的歷史畫，而且創作了不少中國古代題材的歷史畫。劉大為的工筆重彩畫《霸王別姬圖》（1983），在人物造型、服裝道具和色彩對比上都別具一格，與眾不同。劉大為反復畫過多幅水墨寫意的變體畫《昭君自有千秋在》，寄托著漢族與少數民族和睦相處的美好心愿。他也曾繪制為北魏太武帝造像的工筆重彩畫《拓跋燾》（1990），顯示了畫家駕馭古代題材歷史畫的深湛功力。他2003年創作的《長安出行圖》（西安國際機場藏）、2006年的《絲綢之路》（中國駐約旦大使館藏）、2008年的《唐人馬球圖》（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藏）等巨幅水墨寫意人物畫，以宏大的場面、眾多的人物（包括中亞商人）、恣肆的筆墨、瑰麗的色彩，展示了中國漢唐文化的輝煌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盛況。20世紀90年代中國畫壇回歸文人水墨畫傳統成為時尚潮流，劉大為也畫過一些吟詠文人詩意、玩味筆情墨趣的作品，諸如《東籬賞菊圖》、《唐人詩意》、《杜甫詩意》、《蕉蔭消夏圖》、《拜石圖》、《游春圖》、《秋塘閑吟》、《清韻》等水墨寫意畫。他創作此類作品有時也寄寓了對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的關注，例如2008年他為“全國廉政文化大型繪畫書法展”而作的水墨寫意畫《鄭板橋》，就以簡樸清勁的筆墨，塑造了一個關心民間疾苦的廉吏形象，其現實寓意不言而喻。

 

一般說來，劉大為的古代題材的歷史畫，與他的現代和當代題材的歷史畫有所區別：通常他的古代人物造型比較自由隨意，筆墨恣肆，色彩瑰麗，藝術風格既有史詩般的恢宏氣勢，又有牧歌式的浪漫情調，特別是那些伴隨著古裝人物頻繁出現的馬和駱駝形象，更接近他的風俗畫作品。

 

 

劉大為身為漢族，自幼隨父母從山東移居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古從此成為他的第二故鄉，也成為他藝術創作的基地。多年來他創作了大量表現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數民族生活的風俗畫，贏得了中外觀眾和評論家的普遍贊譽。著名作家李存葆評論說：“他筆下的少數民族人物，造型優美，神情畢肖，意趣高雅。讀他的工筆系列《馬背上的民族》，如同讀一個英雄民族的秘史；讀他的工筆巨制《草原上的歌》，宛若與歷史老人進行命運的對話；讀他的寫意小品《任重道遠》，我們從駱駝和旅人身上，均能領悟到人生的況味；讀他在八尺宣上潑墨的《百駝圖》，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力的山峰……。”

 

劉大為的風俗畫，主要謳歌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少數民族特別是草原或高原牧區牧民的幸福生活，充滿了豪放浪漫、明朗歡快的牧歌式的情調。他這些牧歌情調的風俗畫，與他的史詩風格的歷史畫相比，主題不太沉重而比較輕松，敘事情節減少，抒情氛圍增加，畫家有更多自由發揮個人藝術想象的余地。構思、構圖更加新穎獨特，變化多樣，虛實開合，張弛有度。畫面意境類似北朝樂府民歌、盛唐邊塞詩和蒙古長調牧歌，有的節奏舒緩，恢宏沉雄，有的旋律急驟，激越奔放。繪畫語言更為豐富活潑，畫風或者典麗明艷，或者瀟灑飄逸，整體上仍然保持著樸素清新的格調。工筆畫筆法嚴謹，細而不板；寫意畫筆墨恣肆，狂而不野。色彩瑰麗而不艷俗，造型優雅而不纖弱。他的少數民族人物造型，更多注重傳神寫意，動態和表情自然靈活，同時準確把握了不同少數民族人物的相貌和性格特征。由于他長期積累了各族人物的素描、速寫經驗，在他筆下蒙古族、維吾爾族、塔吉克族、藏族等各族人物的形象神態一目了然，而在有些漢族畫家筆下不同的少數民族人物千人一面，都是雷同的漢族相貌。在他的風俗畫中，更加多方面地探索筆墨技法與素描造型的結合，在工筆畫中著重尋求寫實性與裝飾性的協調，在寫意畫中著重嘗試水墨與水彩的融合。有些寫意畫水墨的濃淡墨韻，與水彩的透明光影互滲交融，渾然天成，視覺效果極佳。在他的風俗畫中，不僅各族人物形象塑造得相當出色，馬、駱駝、牦牛、毛驢、犬、羊等動物形象也刻畫得異常精彩，尤其他獨創的駱駝樣式已成為他的繪畫絕技和作品標志之一。在他的少年時代，馬和駱駝是內蒙古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牧民生活的親密伴侶。他后來創作的內蒙古、新疆少數民族風俗畫，往往把人物與馬和駱駝組合在一起，固然是為了更好地表現牧民的生活環境，也部分歸因于他早年的生活經歷與切身感受。

 

劉大為表現蒙古族生活的風俗畫數量最多，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相繼創作了《布里亞特婚禮》（1980）、《草原小英雄》（1981）、《雛鷹》（1982）、《幼獅》（1982）、《學射》（1983）、《漠上》（1988）、《馬背上的民族》（1991）、《任重道遠》（1992年作為國禮贈送日本領導人）、《百駝圖》（1994）、《草原上的歌》（1995）、《敕勒川牧歌》（2004）、《塞上駝鈴》（2004）、《瀚海行》（2005）、《躍馬圖》（2005，神舟六號載人航天飛船搭載作品）、《草原雛鷹》（2007，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藏）等一大批工筆畫和寫意畫作品。其中《漠上》、《馬背上的民族》和《草原上的歌》不愧為當代中國工筆人物畫的代表作。

 

劉大為還創作了一些表現西南少數民族生活的風俗畫，有《彝寨墟日》（1994）、《版納山歌》（1998）、《版納牧歸》（2003）、《遠山》（2008）等水墨寫意畫作品。1979年畫家就畫過《傣族小姑娘》、《傣族青年巖旺》等素描肖像。他的水墨寫意畫《版納牧歸》把西雙版納婀娜的傣族姑娘、溫馴的牛群和清潤的芭蕉描繪得詩意蔥蘢。

 

21世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也是中華文藝復興的時代。時代呼喚史詩般的力作，也需要牧歌式的精品。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劉大為已經創作了大量具有史詩風格與牧歌情調的歷史畫和風俗畫作品，為當代中國畫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今，他正當人生的壯年和創作的盛期。我相信他一定會不負時代重托，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貢獻于當代中國畫壇和世界畫壇。

 

（王鏞：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出版有：《寫意人物畫技法》、《劉大為速寫》、《劉大為作品集》、《劉大為小品集》、《劉大為水彩畫作品》等。其作品多次參加國內重大展覽并獲獎，且在日本、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及中國香港、臺灣等地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