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說這是他見過表現南泥灣大生產運動的畫中最真實的油畫《南泥灣》是1960年為完成軍事博物館的革命歷史畫任務，在王震將軍的親自指導下而創作的。

　　抗日戰爭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黨中央把抗戰大本營放到延安。但是土地貧瘠，黨中央毛主席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戰爭號召，王震將軍領導的359旅開赴延安南泥灣屯墾開荒，邊區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油畫“南泥灣”就是真實地反映了南泥灣大生產戰斗生活的這一歷史史實。

　　1959年我為完成革命博物館《毛主席在大生產運動中》的油畫革命歷史畫任務，在延安和南泥灣的生活中，最強烈深切的生活感受，就是當年的干群關系與軍民關系。因此，“在勞動中，在群眾中”，也是我這一時期最熱衷的創作主題。王震將軍提示我，當時長征過來的工農紅軍大都是南方人，初到陜北不會開荒，每個連里請一位老農教戰士開荒生產。這樣，主題與情節可以成立。

　　根據我1959年在南泥灣開荒勞動時在地頭休息拉家常的生活感受，最后確定了這幅畫的定稿。我創作“南泥灣”的年代，正值全國處于三年困難時期，我想借這一歷史主題創作，鼓舞全國人民干群與軍民團結戰勝暫時困難時期的樂觀主義精神，“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畫面結構最大的困題是把我在陜北生活感受最感興趣的波瀾壯闊的黃土群巒和近景突出的故事情節和生活形象地統一在一個畫面上，為此，我跑遍南泥灣由陽灣到金盆灣的所有山嶺，素材寫生，最后選定現在的構圖。

　　《南泥灣》定稿之后，軍博李凌云同志安排我到當年領導南泥灣開荒的359旅旅長王震家里審稿。他說這幅畫是他看到的表現南泥灣大生產的畫中最真實的畫面，另外他說：“生產、戰斗、學習，主題明確”，希望我能畫好這幅畫。他針對當時大躍進的什么都講“多、快、好、省”的左的思潮，鼓勵我說“現在什么都講多快好省，但是油畫，就是不能這樣，慢慢畫，不要著急，一定要畫好它”！他深情地把他保存多年用過的褪色的灰布包裹著當年南泥灣開荒時戰士寫在樺樹皮上的詩抄，和潮濕發黃褪了色的藍墨水鋼筆寫的日記拿給我看，并且向我詳細的描述當時南泥灣開荒的激動人心的生活片段。

　　《南泥灣》原來在軍博陳列，“文革”期間由于當年領導南泥灣大生產的120師師長賀龍元帥和359旅旅長王震將軍被打倒，當時造反派要毀掉這幅畫，軍博有關負責人提前通知我們將畫取走，所以一直保護在我手里。

　　歷史的重構解讀《南泥灣》

　　彭筠

　　《南泥灣》和它的作者靳之林一同歷經半個世紀的政治波瀾和輾轉，當它再度回歸我們的視野之中時，被重構的已不只是南泥灣軍民當年的輝煌壯舉，更折射出建國以后藝術與政治之間的微妙關系，與共和國六十年來嘔心瀝血走過的歷史足跡息息相關。

　　1959年，靳之林接受中國人民軍事革命博物館委托創作大型革命歷史畫《南泥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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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前，靳之林用油畫的方式再現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歷史；五十年后，我們嘗試用史學的方式去解讀《南泥灣》。

　　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術史中有一些不容忽視的重要事件：“魯迅藝術學院”的成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雙百方針”的確立等等。建國初期，藝術沿著先前確立的毛澤東文藝路線，開始朝著建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形象方面拓進。面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藝術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圖繪革命歷史、歌頌共和國英雄的政治任務。大多數藝術家都懷揣飽滿的熱情投身于革命歷史畫創作的時代潮流中，自覺自愿地用圖像銘記一段段逝去的歷史以供后人緬懷和教育。靳之林也不例外，《南泥灣》無疑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絕佳寫照。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藝從屬于政治并反過來影響政治的觀點和革命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講話”精神直接推動了延安傳統的形成。

　　“從勞動和土地結合過程中去找尋構圖，在民主的陽光下去發現色彩”。延安木刻、連環畫、宣傳畫等藝術形式極力描繪現實的生活場景和樸實的農民形象。

　　面對南泥灣大生產運動這一中共革命史中的重大題材，靳之林又將如何正確地反映歷史的真實，以教育人民？同時又如何在現實主義的形式之下將藝術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完美地融為一體？

　　靳之林1947年至1951年就讀于北平藝專和中央美術學院，1951年畢業后留校任教。

　　靳之林在作品《羅盛教》、《毛澤東在大生產運動中》等之后，他的革命歷史畫創作實踐在《南泥灣》達到了頂峰。靳之林力求在《南泥灣》中消弭過去所接受的古典油畫技法訓練的痕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巧妙地轉化為一種毛澤東式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風格取向。

　　不同于《開國大典》近似壁畫的宏大輝煌、《地道戰》的戲劇性張力、《狼牙山五壯士》的紀念碑意味，《南泥灣》以一種宏大敘事取勝，整體上以平緩而親切的敘述方式娓娓道來，沒有對抗和沖突，沒有高大突兀的人物形象，甚至整體色調也融于一種溫暖的金黃色。作者在這里以近似“藝術性的紀錄片”的現實主義方式還原了一種真實的“在勞動中，在群眾中”的大生產圖景，塑造了軍民一心、萬夫莫敵的新中國形象。稍稍聯想建國初期的國家處境，當時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貧窮落后的中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正需要以南泥灣艱苦奮斗的墾荒精神激勵全國民眾。

　　《南泥灣》作為中國歷史畫中的恢弘巨制，以現實主義的方式還原了那一段蕩氣回腸的歷史，同時也以一種藝術的真實構筑起不斷成長和壯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形象。然而，在這一形象建構的過程中，新的歷史也正逐步衍生。作品《南泥灣》和它的作者靳之林一同歷經半個世紀的政治波瀾和輾轉，當它再度回歸我們的視野之中時，被重構的已不只是南泥灣軍民當年的輝煌壯舉，更折射出新中國成立以后藝術與政治之間的微妙關系，與共和國六十年來嘔心瀝血走過的歷史足跡息息相關。

　　鴻篇巨制《南泥灣》風雨沉浮五十年

　　1959年接受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委托，在王震將軍的親自指導下，開始革命歷史畫《南泥灣》創作準備工作。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完成草圖50余幅。

　　1960年完成定稿，請王震將軍審閱，得到肯定。年底再赴南泥灣，收集并完成作品的所有具體素材。

　　1961年完成《南泥灣》創作。調至吉林藝術學院，攜畫前往。

　　1961-1964年做少部分修改。

　　1964年送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在該館常年陳列。

　　1967年因賀龍、王震被打倒，造反派要毀掉《南泥灣》，為保存這幅新中國美術史上的名作，時任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美術組組長的何孔德通知靳之林將畫連夜取走，這件作品才得以幸存，并隨靳之林輾轉到了吉林。

　　1973年靳之林遠赴延安落戶工作，《南泥灣》也隨之到了延安。

　　1977年入選“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50周年全??再次現身。當時整個藝術界創作風氣依然保持著“文革”時期“高、大、全，紅、光、亮”的特征，而《南泥灣》所代表的革命現實主義風格與同時展覽的陳逸飛作品《黃河頌》所代表的革命浪漫主義風格與其他“文革風格”的作品拉開了距離，引起強烈的反響。

　　1978年收入《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美術作品展覽圖錄》（油畫），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路P61

　　1985年靳之林從延安調回中央美術學院，《南泥灣》也隨之回到北京。

　　1991年入選“20世紀中國美術大展”，中國美術館

1997年入選“靳之林油畫展－生活的足跡”，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2002年收入《中國油畫百年史》,林惺岳著,藝術家出版社路P259
　　2003年收入《中國油畫全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社路P149

　　2004年收入《新中國美術經典-60年代》，覃京俠編,湖北美術出版社路P34-35。收入《新延安文藝叢書》,忽培元編,中國青年出版社路P34-35

　　2005年收入《中國油畫史》，劉淳著,中國青年出版社路P169

　　2006年收入《老藝術家筆下的抗日戰爭》,聞立鵬編,中國文聯路大眾文藝出版社路P143。收入《當代藝術名家精品路靳之林卷》，線裝書局出版路P8-9及封底。收入《美術家路靳之林卷》,經濟日報報業集團出版路P2。收入《中國油畫50家路靳之林卷》，海南出版社路P4-5

　　2007年收入《中國美術館》期刊，中國美術出版總社路P92。收入《中央美術學院造型學院教師作品集》，江蘇美術出版社路P160

　　2008年收入《中國當代經典美術全集》，線裝書局出版路P39。收入《中國油畫名家路靳之林》，作為該書封面。

　　2009年收入《藝術中國》，中國書畫研究會路P8-9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