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

        當今的中國藝術家，都開始已明確地意識到，在經由多年不無浮躁虛妄的創新演練之后，有無海納百川式的收攝與整合能力，已成為判別一位當代藝術家是否已經最終成熟起來了的根本標志。有開拓創新式的藝術家，他們常常成為時代重要的記憶但不一定能成為優秀典范；有精耕細作式的藝術家，他們在時代的浪潮中不一定特別突露但卻常常能成為優秀乃至經典，石村顯然屬于后者，屬于那種善于汲取新的質素化為已有，且忠實于自己獨在的精神立場，“象誠實的工人一樣完成自己的工作”（羅丹語）的藝術家。

       本色不等于單薄，更無涉守舊。實則石村扎根甚深，且充滿了智慧的想象和創新的精神。這是一位從源頭出發的藝術家，其雕塑功底的基本構成，來自歐洲古典傳統雕塑和前蘇聯的現實主義雕塑，在其基礎上，于后來的創作實踐中，有機地揉合了中國傳統雕塑、尤其是秦漢雕塑的質素，且不斷收攝國內外現代雕塑的語言特質，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語匯系統和表現風格。

       一位藝術家的語言構成總是和他的精神取向息息相關的。石村從開始進入雕塑創作起，就以表現中國人自己的民族精神、文化底蘊和現代意識為已任，而不愿成為外來藝術的本土仿寫或觀念性的演練。他甚至認為：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語言，雕塑天生就具有表現大精神大生命感的功能，是一種富于紀念性和永久性的大載體，因此，純粹地玩弄形式，滯留于趣味，乃至成為雕蟲小技或觀念復制都是不可取的。正是對這一藝術精神的確立與恪守，使得石村難以去違心地玩“前衛”，堅持在精神形象、形式語言和客觀形態大致綜合平衡的前提下，對形式語言進行有機的變通與創化，無論是處理何種題材，都立足于賦予手下的石頭（或膠泥）以民族精神、本土氣息,可感受到強大飽滿的精神內力和深沉厚重的生命感，這正是石村雕塑藝術最可貴的品質所在。

      由此，石村的雕塑選材（題材）常落視于兩個“焦點”：其一是歷史“焦點”，亦即凝聚了重大歷史意義之人物肖像的塑造，其代表作如《延河畔》、《長城魂》等；其二是生活“焦點”，亦即最能集中表現生命活力和民族情感之典型生活場景中的人物抒寫，其代表作品如《趕集》、《石鎖》、《鄉情》、等。從表象看去，這些作品的選材，都有過于主題化之嫌。然而到位的欣賞者和批評家自會深入體味到，作品在借用題材的“中介”之后面，所滲透和放射出的那種“言外之意”，意即經由藝術家重新理解后的歷史感和生命體驗。實則對于藝術尤其是雕塑藝術而言，“說什么”是次要的，“怎樣在說著”以及“最終說出了什么”才是最主要的。潛心體味石村上述兩大類題材的代表作品，我們都會最終感受到：無論是聚焦歷史的領袖或英雄人物形象中，還是在聚焦生活的普通人物形象中都有一種超乎題材和形象之外的精神內質在流動，這就是對圖奮進取的生命活力、雄渾深厚的民族精神，大智大勇的英雄氣概和鮮活雋永的生活氣息的禮贊與頌揚，是最終表現大精神大生命感的藝術作品。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處理諸如《延河畔》、《長城魂》這樣有涉意識形態的重大題材中，石村并未拘泥于再現而是著力于表現，在對題材的表層意義的剝離中，灌注于自己超意識形態的理解，使之成為一種智慧、卓異、超凡生命力和民族精魂的人格化象征，實在是一種難得的超越，它既體現了石村雕塑語言的包容性，又顯示出其個在純正的藝術立場。

      總體而言，石村的雕塑作品，都有可識別的具體形象，但又非完全寫實，在具象與抽象、本色與夸張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穩健的律動：局部的粗放、朦朧與主體部分的細微刻畫，形成虛實互動的效應,且在整體上始終持有一種內斂含蓄的韻味，不張揚，不矯飾，見精神蘊藉，亦見形式意味，顯示出作者嫻熟的藝術控制感和專業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