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志農，云南大理人，中國野生動物攝影家和環保主義者，因為他在野生動物攝影、保護領域出色的工作和突出的貢獻而在中國攝影界和環保界享有極高聲譽。奚志農先后供職于昆明教育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動物世界》《東方時空》等。他曾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成功阻止了云南省德欽縣砍伐白馬雪山原始森林的計劃，保護了棲息在該縣的數百只滇金絲猴;跟蹤拍攝了青海可可西里地區藏羚羊盜獵和民間志愿組織野牦牛隊的反盜獵活動;2000年后他創辦了野性中國工作室，并利用其代言的照相機所得的酬勞開創中國野生動物攝影訓練營計劃，通過推廣和訓練野生動物攝影來推進中國的野生動物和環境保護事業。

　　由于奚志農拍攝了眾多出色的野生動物影像作品，并全身心地致力于野生動物保護事業，他曾多次獲得攝影和環保大獎。

　　這個世界上不能只剩下人

　　1990年，奚志農的攝影作品《不能只剩下人》獲得全國攝影大賽銅獎，這也是他在全國獲獎的第一幅攝影作品。畫面中的主角就是他在云南拍攝的白鷺——這種在奚志農童年常見的動物如今已經變得非常稀少。陽光透過薄薄陰云，像舞臺燈光恰好射在白鷺棲息的大樹上，就像當年的奚志農，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背著沉重的行李和責任，孤獨地走在野生動物攝影的路上。滇金絲猴、香鼬、金毛羚牛、黑頸鶴、朱鹮、藏野驢、遺鷗、藏羚羊……很多我們熟悉或不熟悉的野生動物成為了奚志農記錄的影像，也為我們保存了或許在未來會顯得更加珍貴的記憶。

　　中國是“世界上最難拍攝野生動物的國度”——不僅大型哺乳動物數量稀少，動物對人還懷著高度的戒備心理。“在野生動物的安全和你的照片之間，野生動物的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抱著這樣的態度，奚志農拿起相機，并將野生動物攝影看作是一種責任，在他組織的野生動物攝影訓練營中，野生動物攝影師的職業操守是被反復提及的重點。

　　“野性中國工作室是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一個小小的機構，‘記錄中國正在消失的野性自然’。這些年我們的經濟飛速發展，同時我們離自己越來越遠，很多地方都是這樣，所以我想影像可以說是一種勇氣。”

　　民間的力量非常有限

　　這是采訪過程中奚志農反復提及的一句話，這些年盡管他仍積極地進行野生動物攝影的普及工作，辦展覽、開訓練營——但始終感到力不從心。

　　記者：很多人了解您是從您保護滇金絲猴開始的，今天再看這個舉動，您覺得有什么不同的意義?

　　奚志農：今天來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反應，可能當時在別人看來這是不平凡的舉動，但從我內心來講，這是很自然的一種想法，沒有什么特別的。因為對猴子的感情已經擺在那兒，無論從哪方面看，林子要被砍我都不可能坐視不管。

　　記者：現在保護區的情況怎么樣?您經常回去看嗎?

　　奚志農：我回去過一趟，變化還是蠻大的。我寫信的時候森林的砍伐還沒有停止，我們在去中甸德欽的路上還經常能看到一些運木頭的車，那時也還沒有后來開發的特別厲害的麗江旅游，人不多，車也不多——最多的還是運木頭的車。很多年以后，每天不知來往多少趟飛機，各種巴士和自駕車在假期的時候也會非常“壯觀”。

　　記者：人的介入也會對野生動物保護區造成很大的影響?

　　奚志農：當然。這個(保護)事情還是要靠政府有關部門才能做得到，這個時候民間的呼吁力量就顯得非常有限。當年碰巧能夠得到政府和媒體的關注和介入，最終得到了一種解決方式——但那是很特殊的，也是不可復制的。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寫信可能還有作用，在現在這種更高速的發展情形下，盡管法制更健全，公眾參與度也高了很多，但比當時更可怕的環境破壞還在或即將上演，各種電站的建設一天都沒有停止過。從某種程度上講，現在云南的野生自然環境保護難度比過去又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

　　記者：社會發展是不是與保護自然環境的原生態之間本身就是一種矛盾?

　　奚志農：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從強勢群體的角度來看，他們希望當地居民能擺脫居住在茅草房里的情況，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但事實上并非如此，他們真的需要這些嗎?有誤區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有利益在里面。在那么強大的利益面前，民間保護的聲音所起的作用真的很有限。

　　記者：您覺得有沒有一種途徑能夠更好地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

　　奚志農：現在還是有很多新的問題在產生，而且都是美其名曰為了公眾的利益。民間的力量畢竟有限，個人的力量更加有限。如果由官方做一件事情是好事，那么這就是一件很大的好事;相反，如果事情做得有問題，那么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記者：作為一個普通人，您覺得在保護環境方面有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

　　奚志農：我們可以做一種相對更加簡單的生活，不要有太多的浪費，這也是我們的政府一直在提倡的事情。如果設計師設計的房子更多的考慮它和自然友好相處，不要用太多的電和耗能，也就少了一個借口去修建那么多電站。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有這樣的事情：冬天熱得要穿背心，夏天冷得要披被子。大家不一定都要像我這樣到第一線去，但在后方其實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記者：野生動物攝影作為一種手段，對保護野生動物和環境能起到多大作用?

　　奚志農：我不敢說能起到多大作用，很多搞攝影的朋友短短兩三年工夫不僅技術提高很多，而且對于拍攝對象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很專業的人，并且這些影像在不斷的傳遞過程中也在不斷影響著人們。我不知道天津拍鳥的攝影愛好者們有沒有辦過展覽，我想天津的老百姓看到這些作品一定會驚訝：原來這樣的鳥離我們這么近，我們卻都不知道!

記者：您覺得我們對待野生動物和環境保護存在哪些問題?

　　奚志農：我們最初在制定保護政策的時候是叫“保護是為了利用”“養、護、獵并舉”，那個時候我們要靠野生動物的皮和所做的藥物去換取寶貴的外匯，有的省區林業局里面還有“狩獵辦公室”。

 

　　記者：國外的一些經驗是不是值得我們學習?

 

　　奚志農：國外確實有很多好的經驗，但進入國內后就被“念歪了”。

 

　　“自討苦吃”的工作

　　他總是穿著野外拍攝時的沖鋒衣褲，似乎時刻準備著繼續上路。在旁人看來，這是一份辛苦甚至危險的工作，但對他來說，既然選擇了就沒有抱怨的理由。能做的，只是拍出更多好的照片，讓更多人了解中國野生動物環境的現狀。

　　記者：在野外拍攝中最讓您感到高興的事情是什么?

 

　　奚志農：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在大自然中能看到那么多瑰寶和變化。在高山，每一天自然界都在變化：冰雪融化，各種不同植被產生變化，不同種類的杜鵑花在開放，每天的日出和日落都不一樣。歷盡千辛萬苦，經歷長時間的等待和尋找，珍貴的野生動物出現在你面前——這樣的機會和體驗也只有長期在野外(進行拍攝)才有可能。這是長期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無法感受和體會得到的。作為野生動物攝影師，這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也是一份非常值得珍惜的工作。

 

　　記者：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奚志農：辛苦?沒有人派你去，是你自己要去的，所以哪有辛苦可言?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就可以了。野外本來就是野生動物待的地方，不是人應該待的地方。既然要去了解動物的生活，記錄它們的生活狀況，就當然要和它們“打成一片”，這其實是很正常的。所謂的艱苦(辛苦)不能算是問題，因為這是你喜歡做的事情。

 

　　記者：工作中遇到過哪些困難?

　　奚志農：在野外那么長的時間，不停地等待和尋找，最后要找的動物還是出現不了，這是讓你覺得很痛苦的事情。

 

　　記者：能不能描述一下您心目中人與野生動物和諧相處的理想狀態是什么樣子的?

 

　　奚志農：人居住的環境中根本就沒有考慮給野生動物留一點空間，因此要和諧相處真的不太容易。盡管如此，在城市的角落和縫隙，只要稍微有一點野草能夠生長的地方，野生動物也不得不頑強地在這里生存下來。在西方，很多普通家庭的后院你可以看到鹿，甚至有熊出現——而在中國，即便是遙遠的鄉村，這樣的情況都不大可能發生。

 

　　記者：作為野生動物攝影師，您覺得這項工作的意義何在?

　　奚志農：城市中的人離大自然太遠了，我們的城市規劃、建筑、道路和各種公共設施使我們距離大自然越來越遠，非常令人無奈。雖然官方也制定了很多與環境相關的保護法規，但這更多地像是在自說自話，很少與民眾之間產生共鳴。擺幾個標本，再放上幾張動物園拍的照片——這怎么能引起公眾的關注，讓他們感動?《動物世界》到今年已經開播26年了，我們中國的老百姓看了那么多世界野生動物攝影師最優秀的作品，但其中幾乎沒有中國的。我們中國的觀眾熟悉非洲的斑馬和南極的企鵝，要遠遠勝于我們中國的羚牛和藏羚羊，這是一個事實。正因為此，中國更需要野生動物攝影師，因為現在我們還不知道自己這片土地上的寶貝，保護就更是一句空話。所以我經常會和身邊的人講，有感動才能有行動。作為野生動物攝影師，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野生動物的眼睛，用它們最具魅力的那個瞬間去打動人心。

記者：您做野生攝影的教學工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現在關注野生動物攝影的人是不是也越來越多了?

　　奚志農：民眾中的野生攝影師現在太少了，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地做培養野生動物攝影師的工作，我們先從保護區做起。這些年公眾的保護意識在不斷提升，我們的技術在不斷進步，資訊也更加發達，視野越來越寬。我們的展覽和訓練營也在持續地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我們這個行業里來——現在人還是遠遠不夠。

 

　　記者：您覺得公眾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哪些地方?

 

　　奚志農：過去廣大攝影愛好者都是一窩蜂地拍風光的和民族的(照片)，這些年越來越好，有的人拍植物，有的人拍昆蟲，更多的人在拍鳥——天津有很多朋友在拍鳥，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多出現一個自然攝影的愛好者，就少一個大自然的破壞者。

　　記者：有人會覺得野生動物攝影的門檻太高，比如對器材裝備的要求。

 

　　奚志農：這都是量力而行的，不一定非得用“大炮”才行。可以從身邊做起，比如拍昆蟲和植物，用卡片機就可以拍得很好。拍鳥也不一定非要用500、600，有的人用一個300的機器拍了很多年效果也很不錯，甚至還有人用小數碼相機來拍，也是可以的。

“我有幸運的童年”

　　他懷念童年的美好時光，但并不沉湎于過去。他希望今天我們依然有藍的天，清的水。從事野生攝影的初衷，多少有一些童年的影子，在他看來，還世界一個“自然”的本來面目是他的天職和責任。

 

　　記者：您喜歡大自然,這是不是也與您的童年生活有關?

 

　　奚志農：肯定是的。我的家鄉在大理的南邊，是一個很美的地方。很多年前沒有太多現代的東西，在縣城里面見到一輛汽車都不容易，沒有尾氣污染，也沒有垃圾。那時候沒有太多的塑料袋和塑料布——連油布都是很金貴的東西，而且那時候的油布是用桐油涂在上面用來打行李卷的，塑料幾乎沒有見過。剩下的菜葉子和爐灰也回到田里去了，那個時候的水很清，山也很綠，空氣更不用說。

 

　　記者：童年多接觸大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奚志農：是的。我很幸運，生長在云南那樣一個美麗可愛的地方，所以我從大自然中得到了很多東西。在童年時，因為我媽媽在大理的一個小城教書，我夜里能聽到貓頭鷹在很高的樹上叫，甚至還能聽到狼的嗥叫，但是現在不能了。這幾十年來，中國的變化非常大，我再次為有那樣的童年經歷而感到幸運，它讓我對自然有深切的感悟。對于現在大多數城市里的孩子，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報紙中如果能夠多一些介紹自然的內容，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非常好的方式。

 

　　記者：家人是不是也很支持您?

　　奚志農：早期支持我的是我的父母，那時候剛剛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你沒有正式的工作——不說大逆不道也是很說不過去的。但至少他們能夠讓我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是一種最大的支持。后來我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很支持。我的女兒還很小，但現在也能跟我一起到野外去，這是一種非常大的支持。

 

　　記者：去年大家最關注的一件關于動物保護的事情就是“華南虎”事件，您覺得通過這件事反映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奚志農：最突出的問題我覺得就是，我們普通的公眾對于自然的了解真的太有限了，有太多的不了解。老百姓對于中國的自然和野外不說一無所知也是令人感到很悲哀，這是我最大的感覺。

　　記者：您覺得中國的野生動物攝影師應該達到什么樣的數量和水平是您比較滿意的?

 

　　奚志農：如果我們的老百姓熟悉藏羚羊和羚牛等中國的動物像熟悉斑馬和企鵝那種程度的時候，我們就更有希望了——現在我們還要努力，達到那樣的程度不知還要多久。

 

　　記者：最近在忙些什么?

　　奚志農：我還需要不斷地拍攝。

　　記者：您一年中有多少時間在野外拍攝?

　　奚志農：我希望一年有八個月以上，但過去這一年有太多的事情，所以希望新一年會有更多時間(拍攝)。

 

　　記者：您有沒有想過退休?

 

　　奚志農：有一位夏勒博士——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動物學家之一——2005年的冬天我和他一起在帕米爾高原工作了一個月的時間，那時候他已經是一位73歲的老人，卻還像年輕人一樣在野外工作。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奚志農自述: 我與滇金絲猴

　　滇金絲猴顧名思義就是云南的金絲猴，由一個一個小的家庭組成一個大的群體，最多的甚至達到兩百多只。它們根據食物情況，不斷在雪山和森林之間游蕩。云南西北部的森林，可以說像圍脖一樣，因為海拔4600米以上是高山裸巖地。從4500米以下到3800米、3900米處的森林是這樣“一條”的，滇金絲猴就在這樣一種森林地帶生存。據說它要依賴森林尋找食物，依賴森林躲避敵害。也要根據食物狀況不斷轉移，它會翻越差不多4800米的高山，到另外一片森林去。所以滇金絲猴，也是世界上生活海拔最高的一種靈長類。

　　我們出去找猴子的時候，每個人都背著大包，裝著攝像機、帳篷、睡袋、鍋、米，所有的東西都背著。要找猴子通常最快也要一個禮拜，每天不停地走，找一個地方扎營，第二天再找。重要的線索就是猴糞，對我們來說，就像金子一樣。絕大多數時候你找到的都是老的猴糞，所以第一次找到新猴糞的時候真的像找到金子一樣。有時候我們在營地里呆上三個月，出去找兩趟猴子，最后一點新的猴糞都沒找到。在野外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天一黑，甚至天還沒有黑就可以睡覺，天沒亮就可以起來。因為我們的營地就在山體線上，你可以在你看好的一個位置把攝像機架起來，就看今天的日出是怎么樣，今天的日出不是特別理想你就不拍了——對用慣DV的朋友可能無法想象，因為當年的一盤磁帶是三百多塊錢，只有三十分鐘，整個拍攝下來需要三十盤磁帶。

　　追蹤猴子往往有撲空的時候，因為你不知道猴子躲到哪兒去了。我真正看到猴子是在1993年9月，那已是第三次上山，我們追尋一個星期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已經垂頭喪氣往大本營回的路上，在一個埡口下有一片森林，我們仔細聽了半天，還把話筒接上攝像機，戴著耳機聽，也沒聽到。大家都不說話了，想這次肯定是沒戲了。當我們來到溝底，開始上山脊線的時候，中隊長聽到樹枝折斷的聲音，因為大公猴一跳，可能會把很粗的冷杉樹折斷。當時我們不相信，直到進了林子以后，不知誰喊了一聲：“猴子!”這時我算是相信了，而且猴糞真的就在眼前。(雖然這事講了很多次，我現在還覺得充滿激情。)我當時看到猴糞在杜鵑的樹干上、葉子上，有的苔蘚上都是猴糞，似乎在冒著熱氣，說明非常新鮮。這意味著什么?猴子肯定是在前面。平時爬那個坡至少要40分鐘左右，那天我們可能用了15分鐘就爬上去了。在往上跑的時候，我第一次在野外，如此真切地聽到小猴子的叫聲。小猴子特別活躍。我只想著趕緊到制高點——因為在林子里，你什么都看不見——沖上去之后我用余光一掃，對面山坡冷杉樹上有猴子，我都舍不得多用眼睛看，趕緊把攝像機從背包里拽出來，找一塊石頭往上一蓋，把機器焦距推到最長。推到頭之后，能看到猴子，我這才舍得多看，當磁帶開始轉的時候，我才舍得再湊近。

 

　　記者手記

　　在這個凡事以利益作為價值標準的年代，感情用事似乎是奢侈的——因此，奚志農顯得非常與眾不同。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攝影技術去換取更多的所謂“價值”，但他卻選擇安靜地與自然相處，年復一年。

　　談到2008年，他總是懷著一種忐忑的語氣——因為工作(俗務)太多，他幾乎沒有什么時間到野外去真正地工作。他的理想，是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時間在野外，剩下的四分之一，可以用來做展覽、搞訓練營。他曾經從溜索上失手墜入山澗;在荒無人煙的長江源摔下馬背;與巨大的金毛羚牛面對面;在可可西里結冰的湖面上追逐盜獵者……這一切都沒能讓他停下腳步，卻時刻催促著他繼續前行。在談到夢想時，這個額頭已經布滿皺紋的中年男人說他希望能夠像夏勒那樣，七八十歲依然能夠到他熱愛的大自然中去。

　　“黑嘴端鳳頭燕鷗，出現于中國東南部沿海及東南亞，世界上最瀕危鳥種之一，保守估計全世界已剩下不到50只”——這是我最新從雜志上惡補到的一種中國的珍稀鳥種，我們熟悉犀牛、斑馬和企鵝，但是，對于我們自己的珍稀野生動物，你又熟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