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錚

 

從最初看到渠巖的作品《權力空間》開始，就一直保持對于他的創作的持續關注。如果說他的《權力空間》系列嘗試從對于空間的精確描述來表征權力的空間形態的話，那么他這次展出的《生命空間》系列，則是從呈現空間中的生命來呈現無權者的無奈。這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呈現了權力的存在。

中國的醫療衛生狀態令人擔憂，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大部分的公共衛生醫療資源被一小部分特權階層的人所占有。這個事實連醫政部門的人也無法否認。2006年，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引用中國科學院的一份調查報告的數字稱，在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他還透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干部度假村等，全國一年內在這方面開支高達數百億元。（http://bbs.hsw.cn/viewthread.php?tid=539274&frameon=no）

以我有限的個人經驗，曾經在上海的某個高級醫院里看到，一邊的普通門診如難民營般的擁擠，而另一邊為高級干部們設立的診療區域卻是巍峨、威嚴，人流稀疏。就在同一個醫院中，人的醫療條件就可以有如此之大的差別。這樣嚴峻的民生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如何將其可視化，引起公眾的關注與思考，對于當代藝術家，確實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巨大的困難。這不僅包括了藝術家的社會良知與個人勇氣的問題，也包括了如何找到表現這個特殊議題的最為合適的表現媒介，以及如何全力發揮藝術家所找到的、所確認的這個表現媒介的媒介特性的問題。

在《權力空間》中，渠巖以權力的“不在場的在場”來呈現其無所不在的存在感，以人的缺席來突出權力的在場。而《生命空間》，雖然是一個以空間為媒介呈現人的生存狀態與人的生存的社會條件的作品，但卻同時挑戰了藝術關注社會、觀察社會的可能性。在《生命空間》這個系列中，他通過人的在場來突現權力的缺席與不作為。與此同時，他所精確描述的空間，卻以其充足、充分的細節表現反而襯托出人的無力感。

在紀實攝影與新聞報導攝影中，攝影在處理社會問題時往往著重于人的社會關系的呈現，而對于社會空間中的人，人與社會空間的關系卻往往有所疏忽。渠巖的攝影則不然?！渡臻g》這部作品同時兼顧人與空間，既通過對于空間的精細描述來呈現農村公共衛生的品質（從衛生管理、藥品安放以及診療空間的設置與病人的安排等），也通過對于空間中人的實際狀態的刻劃（刻畫），來展示一種藝術家對于人本身的深刻的關切。對于空間的理解，也許只有在人具體出現在空間中才能使空間獲得更充分的意義，同時也使人本身的存在具有了真切感。這也是他的攝影實踐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

渠巖以自己的藝術實踐確認，攝影在呈現現實的空間性與物質性方面，有著無可爭議的優越性。而這種媒介的優越性就看藝術家用在何處。用于虛幻奢華的廣告，它當然如虎添翼。但用于揭發社會問題，如果運用得當，更是有可能事半功倍。你看，這個他所說的“生命空間”里的一事一物，都在訴說中國農村公共衛生的具體品質與現狀。而且，這種可信度與說服力，繪畫是無法與之抗衡的。而渠巖的“攝影轉向”所顯示的重要意義在于，他以合適的視覺媒介關注了、呈現了也許可說是非攝影不可為的社會題材。

渠巖的攝影,不僅僅是關于社會空間的描述,，也是針對社會空間本身所提出的質問。這是一種通過描述所提出的質問。真正意義上的深入的描述，有時候就內包了某種質問與質疑。而攝影的描述優勢，更給描述與質疑的批判性的結合提供了可能性。渠巖的藝術實踐，也令我們發現，攝影與社會問題的對話空間非常廣闊，這包括了通過嚴肅的對話所顯現的對于如何呈現社會空間的表現手法上的刺激與激活在內。此外，渠巖的攝影，不僅是有關空間的，也是有關攝影作為一種社會認知的表現手段如何可能、其自身發展的社會空間的可能性問題。

相當長的時間里，民生的問題似乎與當代藝術無關。即使與當代議題要有關涉，如今早已體制化的“當代藝術”也好以隱喻象征的手法，而回避直接的呈現與處理。結果，當代藝術好像變成了都是以符號隱喻的方式來調侃一下現實就算了事。這種含糊其詞的態度難道就是所謂的“當代藝術”對于現實的表態？難道當代藝術就無法、或者不屑以一種更為直接的方法來觸碰當下的社會現實嗎？難道直接（即使是為人詬病的直接的表現、表態與表達）處理當代議題就是藝術性不高的同義詞嗎？我想事情不可能以這么簡單的邏輯來加以判斷。而且，渠巖的實踐也否定了這樣的疑問。當然，他的藝術實踐也不是我上述的“直接的表現、表態與表達”。更可貴的是，他是在“當代”紅透半邊天的時候，但也正好是“當代”越來越犬儒、越來越體制化的當口，毅然轉向了攝影這個現在看上去有點時髦但并不如油畫等樣式那樣具有太多經濟效益的視覺樣式的。渠巖的“攝影轉向”不僅需要勇氣，也需要對于攝影這個媒介本身的特性的深切理解，更需要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良知。當然，這也還包括了他本人對于攝影與社會的關系的最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