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博物院

張淑芬

翡翠擁有多種顏色，但翠綠色乃是最受世人喜愛的顏色，更是清代宮廷陳設品中所推崇的品種。清代翠玉陳設器物始自清初，興於乾隆年間，盛于慈喜太后時期，屬高檔玉種。此翡翠鳳紋提梁壺設計奇巧，雕琢細膩精美，展顯了清代宮廷高雅的審美趣味和精湛的琢玉水準。

翡翠提梁壺以質地細膩純透、玻璃光色澤明亮的上等深翠綠玉種制成。清代宮廷陳設中有大量是玉、翠器物，有瓶、壺、爐等仿古器物。乾隆至嘉慶初，是宮廷玉制品生產的高峰期，選料精良，雕琢工藝精湛。宮中存品造型千姿百態，又多配以托、架、基座，采用名貴的紫檀、象牙、犀角、玉石、銀、銅等不同材質，雕鏤有取自然形，有巧借幾桌之乘，有古□似拙，皆精巧絕倫，亦為雕鏤藝術之精品。

此翡翠鳳紋提梁壺，以蓋、壺、提梁部分組成。蓋為活環與提梁連接，橢圓口，頸部兩面各飾一對螭龍紋裝飾，腹部圓雕、鏤雕、高浮雕手法雕鳳紋。整體裝飾為壺流口及柄部，鳳頭下有活環連接。鳳頭開口目視前方，做流口。後鳳翅向上張開狀為柄，有動感，神韻雕刻生動。足為橢圓形，以鏤空琢鳳爪祥云臥式。此壺套一活環，螭龍身與活環、提梁套連一體而成。提梁上部雕琢相視鳳紋一對，比例適度，線條秀美流暢，技精工良。壺外加配象牙架及基座，與提梁活環銀鍍金小鉤聯體，雕鳳紋、花卉、蝙蝠紋，與壺身鳳紋相呼應。雕刻精細，刀法明快準確，與器物渾然一體，顯示了精巧完美的構思和工藝。

乾隆至嘉慶初，是清朝宮廷翡翠藝術品生產的高峰期，不僅選料精良，而且構思奇巧，雕琢工藝考究，此壺就是這一時期翡翠雕琢宮廷藝術品不可多得的代表之作，有著極高的收藏價值。

 

 

翡翠在玉石家族中屬於“硬玉”，色澤□麗，產出稀少，質地滋潤細膩，韌性較強，硬度極高。一經出現，就被冠以“玉石之王”的美稱，既是源於翡翠的美輪美奐，同時也說明它是中國玉石文化的延展。所以，原產於緬甸及中緬邊境地帶的翡翠，從明末傳入中國那一刻起，就受到國人狂熱的追捧和喜愛。

“翡翠”是中國人給予這一自然精靈的美稱，因它顏色不均勻，有時在淺色的底上伴有紅色和綠色色團，宛如赤色羽毛的翡鳥和綠色羽毛的翠鳥之美。翡翠具有玻璃光澤，呈半透明或透明狀。因含有不同的染色離子而呈現各種顏色，若含有鉻元素，則呈現出柔潤□麗的淡綠、深綠色。此品種最為名貴。

由於王公貴族的喜愛，尤其是受到清朝乾隆皇帝的推崇和慈禧太后的癖愛，翡翠亦被稱為“皇家玉”，在人們眼中，翡翠不僅是一種美麗的石頭，還被賦予神秘的信仰和依托。此尊精心雕刻的翡翠□水觀音是救物利眾，普渡眾生的象徵，也體現了清朝宮廷的審美意境。

此尊翡翠觀音造像高 55.5□米，雙層覆蓮底座。采用上乘翡翠原料，鸚鵡綠色純正、翠綠濃度高，色澤分布明亮均勻，是極為珍貴的老坑種。觀音開臉端莊祥和，雙目下視，鼻梁挺直，薄唇微閉，神態自然安詳，典型的漢地風格，極具慈悲情懷。菩薩雙手執凈瓶作瀉水狀，寓意將象徵和平、幸福的甘露□向人間。觀音身著曳地長裙，腰間以絲帶系束打結垂下，衣衫、長裙輕柔飄逸，衣紋線條靈動，令人有“吳帶當風”之感。在至堅的材料上表現出至柔的美感，體現出制造者鬼斧神工的驚人造詣。

觀音菩薩是“觀察(世間民眾的)聲音”的菩薩，具有無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間疾苦。當人們遇到災難時，只要念其名號，便前往救度。能夠得此觀音菩薩收藏供奉，將是無量的善緣。翡翠的全世界儲藏量是玉的千分之一，因此有“玉為石之精，翠為玉之魂”之說，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

 

趙宋風雅絕煙塵，其對中國藝術史的影響至為深遠。宋人確立的審美標準幾乎是所有後世中國文人追求的楷模。乾隆皇帝一生鍾情于各類風雅之事，且處處以宋人為典□。凡是宋人喜愛的各類生活情趣，例如焚香、賞畫、品茶、插花等等都得到乾隆帝的垂青。南宋詩人葛紹體《洵人上房》詩云：“自占一窗明，小爐春意生。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橫。有意探禪學，無心了世情。不知清夜坐，知得若為情。”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弘歷古裝像圖》（圖1）中就可以見到，乾隆皇帝一手執筆，若有所思地坐在書案前，案幾上就出現“旁有一瓶梅，橫斜數枝入”的情景，由此小小的事例可見乾隆皇帝對趙宋風雅的刻意追求，對瓶花一事更是情有獨鐘。宋人之風雅生活反映在陶瓷器皿上便是諸類高品味顏色釉瓷器的誕生，其時以汝窯為首的宋瓷開辟了中國陶瓷美學的新境界。尊崇一色純凈、自然質□的審美風尚深入社會各階層，成就了中國美學的經典□例。然而宋瓷珍品存世極為有限，在後世不斷地被仿制。仿古是中國藝術傳統的一項特色，明中期以降盛行仿古之風，在乾隆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乾隆皇帝對宋瓷的喜愛之情不僅溢於言表吟詩作賦，還令工匠將其詩詞刻于宋汝窯器之上，足見其對宋瓷的喜愛。宋式花瓶宜於插花，在宮中陳設之中頗得逸致，事例可見宮廷畫家郎世甯《聚瑞圖》和蔣廷錫《瓶蓮圖》（圖2），二圖向我們清晰展現了乾隆時期宮廷花藝的風采。畫中對花瓶的繪畫非常寫實，此二瓶屬於汝瓷系列。汝釉屬於冷色系，最能襯托出花朵的嬌美絢麗，其簡單而富於韻味的線條又最容易展現花朵形態的婀娜風姿。正是為了迎合乾隆皇帝對宋式花藝的追求，在唐英如此富有設計能力的榷陶官引領下，景德鎮御窯廠積極研制一批仿汝釉瓷器，且以花器居多，造型、尺寸各異，在清宮造辦處檔案中隨處可見關於“汝釉”生產的記載，從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年之間，就不下於五十處之多，造型多達八十馀種。如果說郎世寧的《聚瑞圖》中所展示的雍乾時期仿汝器是清代對宋式花瓶的“忠實”仿制，那麼本次拍賣的乾隆仿汝釉弦紋瓶在造型上就具備鮮明的本朝特色，屬於仿古化裁式，融入了乾隆皇帝自己對宋瓷的理解與追求，其寬腹長頸，頸部自上而下漸次外撇，優雅的曲線上附飾五道弦紋，讓素雅的釉色增添起伏，突出造型的節奏感，這類造型設計是乾隆顏色釉御瓷的一項重要風格，非常流行使用廣泛。類似器形還見於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藍灰仿汝釉弦紋瓶。

其色恬靜素雅，溫潤明亮，密布細小開片，圈足露胎為古銅色，而不是常見鐵足之黑褐色，這正是唐英《陶成紀事碑記》中記述的“仿銅骨魚子紋汝釉，仿內發宋器色澤”，嚴格以清宮的汝瓷為樣摹制，追求“魚子紋”和“銅骨”的效果，是仿汝品種中特殊而珍稀的一類。其底內書青花六字篆書款，為乾隆御窯早期的寫法。

此瓶若用於插花，其法一如郎世寧的《聚瑞圖軸》所繪，各式花卉直接插入瓶口內，不需要銅膽，因此它只能適合春夏秋三季瓶花之需。“合困點筆意為靜，便不簪花鼻亦馨”－－此為當年乾隆皇帝為宋汝窯粉青槌瓶所寫的贊賦之句，認為釉色瑩潤秀美的汝釉瓶，放在書齋案頭即使不插花亦能予人無限之美感，借用這份贊美為本仿汝釉弦紋瓶詠嘆，確實恰如其分，其既凝積宋人美學的菁華，又融匯十八世紀宮廷的審美意趣，細細地凝視，靜靜地品味，讓我們體會當年乾隆皇帝的此份□情雅致，遐想那些風姿綽約芬芳清逸的儒雅吧！

 

 

北京故宮博物院

楊捷

此器由白玉圓雕而成。雕一大兩小三只羊，大羊居中，呈臥伏形狀，四肢均收於腹下，羊尾著地。羊呈回首狀，雙角向後略彎至肩部。兩只小羊，一前一後，一左一右地在大羊身兩側，其中一只小羊已經爬到大羊的背上，另一只似正往上攀爬。玉質潔白細膩，其中的一只小羊全身呈褐色，是利用了玉材中的沁色巧雕而成。三羊下配以鏤空雕松竹及山石的紅木座，旁側回紋并鑲嵌有銀絲。

羊很早就與人類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羊肉自古就是被人們公認的美食，據說漢字的“美”字就是因借羊而創造出來的，所謂“大羊為美”嘛。羊又是古代珍貴的祭品，所以逐漸披上了神秘的色彩。玉器當中最早的羊形，應該是在商周時代，那時的羊形主要表現在頭部，商代玉羊首的角往往雕成折角形。圓雕的玉羊則是出現在漢代，漢代玉羊的造型多是立體圓雕，羊多為臥形，身體肥壯而呈靜態。明清時代的玉羊著重動態表現，羊身上多雕有較細的羊毛，比較寫實。特別是清代玉雕羊形，比前代更加寫實，造型已十分準確，骨骼、肌肉的表現更加突出。清代羊形作品的造型簡潔明快，刀工極為精湛，打磨光亮，更因其質地的潔白無暇，表現出了羊特有的溫順，極為討人喜愛。

以三羊作器，俗稱“三羊開泰”。古時羊與“祥”通，所謂“羊”，祥也。由此，取吉祥之意。吉祥也多寫作“吉羊”，漢瓦當中亦有“大吉羊”的字樣。羊亦通“陽”，祝吉語有“三陽開泰”，語出《易經》：“正月為泰卦，三陽生於下”。後人因“陽”、“羊”同音，用三羊代表三陽，取其冬去春來，陰消陽長，有吉亨之象，多用於歲首祝頌之辭。

此件三羊玉飾，羊為臥形，造型較低，即可作為文房的陳設用品，也可以當作玉鎮紙使用。而器物本身錯落有致的大羊小羊亦可作為架筆的筆架，可謂一器多能，充分顯示了乾隆宮廷御制玉器的精巧構思和精湛工藝。

 

 

乾隆嗜玉已是學界公認，以至人們有“乾隆玉”之說。此前人們認定的乾隆愛玉的形式，大多不過“復古”、“鑒外”、“刻璽”數端。復古，即以新玉加工成古玉器形，如玉觥之類；鑒外，即將國外傳來的器形都以玉琢之，其中最有名的當數“痕都斯坦”；刻璽，即每遇家國大事，必刻璽以銘，如所謂年號璽、堂號璽等。不過，實際上，乾隆愛玉的另一個表現是制作玉冊，并多與刻璽紀事保持一致，如刻“十全老人”璽，以“十全老人說”玉冊配之。

以玉板琢刻御筆詩文、佛經、典籍之類，盡管目前市場不如刻璽之類龐大，但亦多有杰作。如1692萬港幣成交的乾隆《白玉陰刻填金二龍爭珠圖〈學詩堂記〉御制詩冊》、1018萬港幣成交的乾隆《御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玉冊（連紫檀蓋盒）》”，以及863萬港幣成交的乾隆《御制和闐碧玉暗刻填金乾隆御筆‘山陰真面’玉冊》等，都是其例。這些玉冊不僅以其獨特的質地和形式完好地達到了“紀事”的目的，同時也完好地保存了乾隆的詩作，反映了當時刻琢技術的完美程度，有些玉冊透露的資訊甚至可以裨補史闕，具有極高的文獻史料價值。

乾隆《碧玉陰刻填金〈劭農紀典〉御制詩冊》即是此中杰作。玉冊以“御制先農禮成有述”八字篆書起首，第二頁正反面分別陰刻“劭農”“紀典”二字，第三頁復以“御制先農禮成有述”八字行書開始，後接數頁刻七絕若干，并於乾隆自己認為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字詞下以小字雙列刻出，最後以“乙巳暮春耕□日祭，御筆”作結，鈐“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兩寶。除首頁篆書外加云龍紋外，其馀各頁只加框線，所有筆劃、線條、紋路都以陰刻法制成，并填以金。

該冊保存了乙巳（1785年）暮春乾隆第26次在先農壇舉行祭祀的相關詩作，其中也透露了這次祭祀活動的整個過程、天氣和參與者、隨行者等相關史料資訊，可與史事相發明。如首句所說“辟雍新建因遵古”，與《清史稿．高宗本紀五》中說：“四十八年……二月戊辰，命建辟雍於太學”及“五十年……丁亥，上釋奠先師，臨辟雍講學”兩者可以互證。

如“兩存碩果顧依然”句下，乾隆注云：“壬寅歲，耕□九卿之中，年過七旬者，大學士英廉、尚書永貴、曹秀先、德福、羅源漢及此次仍與觀耕侍儀之大學士嵇璜、蔡新，共七人。”據此可知，這次祭祀，除了乾隆自己，參加過上次“壬寅”祭祀活動的年過七旬的只有二人了。

這條注釋的可珍之處還在於它為確定英廉等人的生卒日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除了嵇璜（1711-1794）、蔡新（1707-1799）外，五人中已有確切卒年的有三人：英廉、永貴和曹秀先。英廉（1707-1783），本姓馮，字六計，號夢堂，一號竹井老人，和□妻子的祖父；永貴（？-1784），字心齋，拜都氏，滿洲正白旗人；曹秀先(1708-1784)，字聽，又字芝田、冰持，號地山，南昌新建縣人。德福和羅源漢生卒年都不可考，但據此條，則其卒年大致可以精確在1782年春至1785年春；又可以據此推出其生年，德福生年當在1712年前；而羅源漢，史載卒年七十五，則其生年當在1709年到1712年間。

“豐澤當年景依舊”句下，乾隆又注曰：“我皇祖建豐澤園于西苑，常課耕植。至皇考，歲舉耕□之典，必先演耕於園北弄田爾。時予每奉命從耕，今歲□田，因令皇六子、皇八子從耕，皇十一子、皇十五子隨行播種。俾知稼穡之艱難，亦仍遵彝訓也。”據此亦可知，雍正年間“耕□之典”是“歲舉”即一年一度，典前又必須“演耕”，而當時還是皇子的乾隆每次都從耕。此外，“細霏絲”下注“是日微雨”，可知當日天氣狀況。

不過，是冊最重要的價值卻在於它是一本有錯訛的玉冊，而其收藏價值更因此比一般玉冊更高。由於《劭農紀典》關涉《石渠寶笈三編》，故先不得不將《三編》與《劭農紀典》關系略為疏浚如下。

根據北京出版社《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中著錄乾隆《劭農紀典》冊跋語可知，乾隆曾兩次書寫其祭先農和耕□日作詩。其跋語云：“即位以來，親祀先農，凡二十有八度，輒有述事之作。撰禾詞不等，積至六十四章，匯書一冊，貯先農壇。因思懋勤御筆內不可無此，遂於幾間重書是本。……乾隆已酉清和月，御識。”可知乾隆在己酉（乾隆五十四年，當1789年）清和月（即農歷四月）在公務□暇其間重書了《劭農紀典》，置於懋勤殿，距他初書《劭農紀典》（己酉暮春上□，1789年3月上旬，貯先農壇）不過一個月時間。

但乾隆手書《劭農紀典》的著錄卻頗值推敲。成書於乾隆十年（1745年）《石渠寶笈》自然不可能收錄，但董誥、阮元等編的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距《劭農紀典》成冊已四年，也沒有收錄。英和、吳其彥、胡敬等人編纂的《石渠寶笈三編》中的“齋宮藏二”而不是“懋勤殿藏”將《劭農紀典》收錄。《三編》成書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按清宮慣例，懋勤殿是當朝皇帝辦公地點之一，故其中懋勤殿的書法全都是嘉慶所書，而乾隆懋勤殿重書的《劭農紀典》只能移貯收藏諸盛典入選詩冊的齋宮。

乾隆己酉（1789年）春天，乾隆79歲，先後書錄的書冊有：《精禮展恪》四冊，約25000字；《蕃厘紀恪》二冊，約6400字；《劭農紀典》二冊，約4000字（據《石渠寶笈三編》“齋宮藏”部分統計）。盡管年及八旬的乾隆自夸精力頗佳，但以常理推測，其重書當多有脫漏錯訛之處。故重書的《劭農紀典》中，除了偶爾的字詞改動外，其中尚有比較多的錯訛顛倒之處，而《三編》所錄，即本重書版。

據考，《劭農紀典》原件在“乙巳暮春耕□日祭先農禮成有述”中所作詩的順序是（小注略）：

辟雍新建因遵古，耕□重臨寓重農。筋力及茲尚能步，三推恭己敢辭慵。

土物愛心臧信然，詩書鄭重示諸編。詎惟修禮斯數典，姬室應思過卜年。

用亥由來稱自唐，辛金此日兩逢穰。雖云吉兆逢微雨，未致渥優惜不遑。

躬耕壬乙閱三年，不息惟吾勵體乾。觀禮爾時七老輩，兩存碩果顧依然。

從耕播種命諸兒，稼穡艱難俾克知。豐澤當年景依舊，詞傳雅頌豈殊其。

老人牽轄笠和蓑，終畝明傳禮不磨。緣遴傴僂任助力，問年吾卻長於他。（後二首略）

但《三編》中，幾首詩的順序卻頗有顛倒。除了前三首及後三首與原件一樣外，中間的兩首與原件正好顛倒，變成了：

從耕播種命諸兒，稼穡艱難俾克知。豐澤當年景依舊，詞傳雅頌豈殊其。

躬耕壬乙閱三年，不息惟吾勵體乾。觀禮爾時七老輩，兩存碩果顧依然。

尋繹詩意，當以原件為佳。不過，到《碧玉陰刻填金〈劭農紀典〉御制詩冊》，也許是乾隆記憶有誤，或者其他原因，盡管所書詩句仍從《劭農紀典》原作順序，但脫第五首第四句“詞傳雅頌豈殊其”中後五字，後系另兩首：

□昕登輦細霏絲，天澤□布沾及時。遇省何修益省己，勤農合敬祀農師。

三登是祝錫豐穰，七奏惟欽式禮儀。閣雨濃云成□田，歸途殷冀渥膏施。

案此兩首本是“乙巳（1785年）暮春”祭先農所作詩，不是“禮成有述”詩，《三編》中置於“乙巳暮春耕□日”句前。玉冊將它們與耕□詩系於一體，也許出於錯訛，但細細推敲，似有更深的意義表達。

 

 

在清三代瓷器價格高企，芳蹤難覓的今天，承其馀脈的道光瓷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其中的精品也并不遜色于康雍乾官窯。此件道光官窯白地綠彩雙耳瓶，撇口，長頸，圓腹，頸部礬紅描金雙螭耳，造型勻稱大方，端莊中不失秀麗。器外白釉上繪綠色纏枝蓮及四喜紋飾，畫工精細，清雅雋永，賞心悅目。內壁及底施松綠釉，底心內書紅彩“大清道光年制”六字篆書款。

雙耳瓶創燒于隋代，以後歷代均有燒制，變化豐富，歷來為人所喜愛。此件雙耳瓶的顏色不耀目、不張揚，溫潤沁人心脾，綠得令人心動。這種在白地上繪綠彩的官窯瓷較名貴，傳世不多，是難得的收藏佳作。

 

 

北京故宮博物院

楊捷

器為白玉制成，玉質潔白溫潤，略留皮色。器身為扁圓形，不太規則的橢圓形口沿，口沿外陰刻回形紋飾一周。其下琢刻斜方的幾何紋飾，器的外壁凸雕二螭龍，一只螭龍的頭部趴於觥的口沿處，一爪及下巴上的胡須分別搭在觥的口沿上。另一只螭龍側身於觥的外壁上，身形比上一只要小，但長尾直拖至觥的底部。觥的另一側凸雕獸吞式耳，并套以活環。底部亦為橢圓形，無足，陰刻相對的夔龍與夔鳳。

觥為古代青銅器，用來盛酒和飲酒，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此器的形狀就是仿照商周青銅器型而作。清朝宮廷造辦處遵照皇帝的旨意琢制了很多此類仿古器物，特別是立體器物，如玉爐、玉瓶、玉壺、玉觚等室內陳設用品，更是大量采用了古代青銅器的造型。清代仿商代玉器在造型、圖案、風格方面都極似古物，只是在加工工藝上，失去了手工操作的古□之意，而顯得精工細致，有些器物經過做舊處理已酷似古物，幾可亂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在形狀、大小比例尺寸及紋飾上都完全仿古的一類作品。在清代，宮廷中流傳著《古玉圖》、《考古圖》、《三禮圖》、《古玉圖譜》等等宋元時期有關玉器的考古圖錄，清代宮廷按照這些圖錄中摹繪的許多古代玉器的形狀，制造了一大批仿古玉器。據清宮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曾命造辦處照著《考古圖》制作白玉馬、白玉仙人、碧玉虎等器，并燒烤上漢玉的顏色。由於這些古代圖錄中所摹繪的玉器缺乏考古依據，加上又摻雜了很多後代人很多想像的成分，因而這類依據圖錄所制作出來的玉器與真正的古代玉器差距還是較大的，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另一類仿古玉器，即在一件器物的局部采用了古代器物的造型或紋飾，或以原有的器物造型作為基礎，再融合進了當時的風格特點，所制作出來的器物既有古代遺風，又具備了後代們不斷變化出來的新的風格。此件玉觥即是此類玉器。器型是古代青銅器的形狀，但紋飾及雕工皆為清代宮廷玉作的風格特點。此類玉觥在清代宮廷中多用於陳設，是清代宮廷中不為多見的觀賞玉器。

 

 

 

雍乾兩朝宮廷仿古藝術思潮興盛，體現著胤掯父子二人對圣王時代的頂禮膜拜，是有意識地倡導一種理想的工藝審美格調的結果，于瓷器一項，無不以趙宋名器、永宣二窯為典范，致力摹古求真，同時卻不拘于純粹的摹制，注重在傳統構成因素中創新，借鑒原來的工藝造型和紋飾進行抽繹，組合出具有時代特色的新樣式，確立新的古典主義審美品格，此乾隆青花纏枝花卉紋扁瓶即是該理念下的佳例。

雍正者傳世所見品種、紋飾有“仿官釉印菊花團壽紋、仿汝釉八卦紋、青花葫蘆福壽紋(圖一)、青花八寶紋”等諸種，其中央的圓凸面往往是紋飾寓意的匯集，是繪畫表現的重點。

此青花纏枝蓮福壽紋扁瓶，唇口直頸，頸飾變形雙螭耳，極具鮮明的時代特征，為雍正至乾隆早期瓶類典雅的耳式之一，圓碩而扁平的瓶體與靈空優美的雙耳搭配，在整體視覺效果上達到均衡虛實之美，使得器形穩重而不失秀美。通體以青花裝飾，頸部繪兩個祥蝠和海水壽山紋，寓意壽山福海，瓶體前后繪青花纏枝蓮花紋，繪畫流暢線條舒展，圓凸面外圍飾一周如意云頭紋，內繪三個祥蝠與流云環繞團壽紋，與上繪的兩個祥蝠呼應為“五蝠獻壽”，五蝠寓意“五福”—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其青花發色妍亮深沉，釉質清瑩厚潤，點涂一法竭力展現接近永宣青花凝重的水墨效果。布局疏密有致，寓意巧妙吉祥，圈足規整，胎骨堅致，底款磨佚，甚為可惜。

此器周正端莊，制作嚴謹，成型技術要求頗高，難度不遜于方器的制作，雙耳、圈足、瓶身均需要印模成型后粘合方成。此類器形在乾隆中期以后不見燒制，故傳世稀少，與之紋飾相近者唯見香港蘇富比06秋拍第1066號，造型一致，中央圓凸面的圖案不同。

其功用有二，一為陳設，如《弘歷古裝是一是二圖》所繪的青花扁瓶與其他古玩陳設于案桌上供觀賞之用，二是簪花，如《嘉慶帝行樂圖》(圖二)，方桌一角上陳設一釉里紅扁瓶上插桃花數枝，堪稱花之精舍。(黃清華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