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愛文明非愛寶，但為物主不為奴。”就在文物字畫日趨炙手可熱的經濟社會到來之際，陳英同志毅然決定將藏畫中大批精絕妙品，無私捐贈給福建省博物館。并將所有獎金與其余藏品一并捐出，籌建了積翠園基金會，充作國家培養人才和發展文化事業之用。

　　2008年金秋，積翠園基金會秉承“來源于人民、歸還于人民”的宗旨，整理了一部分秘藏書畫公開拍賣，募集善款以為祖國文化事業貢獻更多力量。書畫一道，古今遞藏連綿不絕，藏于己與藏于人皆為雅事，北京華辰拍賣公司有幸參與這一義舉，更為廣大藏者得此絕佳覓藏時機拍手稱慶，特枚舉數件藏品，略述淵源，以呈管窺！

　　積翠園的古代藏品自宋元以降，歷代名家各體兼備。收羅之廣，品質之精，實屬難得！更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藏品大多流傳有序，歷代收藏印記斑斑可按，更有前輩高人巨眼鑒定題跋，堪稱珠聯璧合，為原作增色添彩！文征明《競秀爭流》高頭大卷、煌煌巨制，在諸多藏品中最為耀人眼目！斯作以細筆精工寫青綠山水，畫面山重水復，極盡江南景物變化之能事，卷末以細筆工楷書長題，才知此圖自落筆至完成歷時十二年之久，故有“一卷俄經十二年，秀巖流壑始依然”之句，收筆之時文氏已歷七十八歲高齡，真堪苦心經營，神乎其能了！更為難得的是，此卷引首篆書也是文氏真筆，四百年間經多少劫難而未被割裂，莫非真有神明呵護，才能使如此佳品完好的呈現于時人眼前？此卷曾為清康熙時收藏大家繆曰藻舊藏，為繆晉齋中長物。后入藏恭親王府，這位被戲稱為“鬼子六”的恭親王奕，一生興辦洋務，志在富國強民，但是在文物賞鑒方面也是堪稱方家巨眼。拖尾有文征明次子文嘉、清人法良、近人張伯駒、啟功、謝稚柳等人題跋。啟功先生跋中詳考“法良”其人為滿族瓜爾佳氏，并有詩文存世，為此圖的流傳提供了更為翔實的佐證！

　　明代仇英畫作，歷來被藏家視若拱璧，稱為無上稀有之品。此次參拍的《山水》巨軸，畫面雖無仇英本款，而乾隆五璽與石渠寶笈諸印赫然在目，此物為御府內藏無疑。細心的徐邦達先生從畫面左上方小小的挖損痕跡斷定為被好事之人改題為宋元人款，因仇英作畫原有不題字不鈐印的習慣（如右軍書扇圖巨軸、蘭亭觀鵝圖折扇等皆是如此），而此作又直入宋元堂奧，故乾隆老子以及左右賢士一時失察，便認定為宋元名跡而入編《石渠寶笈》，后此作從御府流出，被有識之士堪破玄機，又將畫蛇添足的宋元人款挖去，還其本來面目，這就是所以遍查《石渠寶笈》仇英畫品條目而無此作著錄，而只能從宋元人畫中去尋覓蹤跡的緣故了。此作在近代曾為金北樓舊藏，題為御府內藏元人工筆山水精品。而徐邦達先生認定為仇英真筆，可謂“慧眼獨具、一錘定音”，也了卻了藝林的一樁陳案。

　　董玄宰畫筆非但稱雄當世，又開清代繪畫正統派之先河，其功德昭于畫史，自不必贅述。《仿大癡山水》為清宮舊物，曾入內府遞藏，乾嘉兩代君主均有收藏印鈐蓋于本幅。《石渠寶笈》三編并有詳述。其自題曰：“友人攜大癡畫見示，乘興為此，亦差近之。”其“抗心稀古”的高標自許可以想見。雖為仿先賢法所成篇幅，而筆墨情味實則自家機杼。畫中樹如曲鐵，山似畫沙，全以草隸奇字之法，皴筆不多，絕去甜俗。這一時期作者自己由“熟外熟”轉向“熟后生”的審美追求，構思運筆均任其自然，隨興而行。在有意無意之間，顯現出粗細、虛實的筆墨變化，故其作能于簡淡中存韻味，于秀潤中見精神。這些特旨在這幅《仿大癡山水》中均能領略而須悉心玩味。誠古人所云“看似尋常最奇崛，誠如容易最艱辛”。

　　另外，此作在康熙年間，曾為錢鈺所藏。錢鈺，清浙江長興人。康熙十六年舉人，授陜西涇陽知縣。任御史時，劾山西巡撫穆爾賽不法事，有聲于時。官至山東巡撫。坐事奪職。（見《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六二）。此作歷代收藏印章斑斑可按，流傳有序，又經當代鑒定大家品題當為賞音寶之。

　　石谷王翚在清一代，有“畫圣”之譽。積翠園所珍藏的《仿王晉卿采菱圖》作于康熙五十三年，石谷時年八十二歲。本幅題識中提及觀宋代王晉卿的采菱圖之后所仿作，從畫面風格來看實際上是對王晉卿和沈周兩家法度的融合而參己意所成。我們現今能見到的沈周采菱圖為其四十歲所作,寫成此圖后,復填人月圓詞一闕,以造孤興。菱為夏花秋實的水生植物,圖中寫三名吳中女子,各駕小舟,采菱湖上。前景的數株大樹顧盼生態，俯仰朝揖。樹身不做蒼勁老硬，而運用濃淡結合的筆墨寫出，枝柯濃淡迭交而層層相映，突出了水鄉的特色。  顯示出作者對傳統的博采眾長和自身秀勁雋雅的畫風。可喜的是，此圖歷數百年而保存完好，徐邦達先生和啟功先生觀后，皆有吟制題于邊幅。啟功先生的南鄉子詞句更是針對此件作品而填制，其詞曰：“處處采菱歌，南浦風來漾綠波。借問宋朝王駙馬，如何？百尺竿頭幾丈過。一片好山河，淡抹微云勝薄羅，素壁高堂新景物，青螺。似此精工未見多。”詞句詼諧生動，與畫意頗合。后收入《啟功叢稿》，《啟功韻語》等專著之中。而此圖眾美皆備，又有名家題鑒，實為石谷晚年得意之品。

　　揚州八怪以傳奇之經歷，狷介之秉性，奇肆之筆墨，為后世藏家珍賞，這次積翠園藏品面世的八怪作品就有五件之多，其中尤以鄭板橋巨幅《竹石圖》最為豁人心目！斯圖為友人之母慶壽所作，煌煌巨幀堪稱僅見，畫面所署兩題，皆為板橋最為得意的“亂石鋪街體”，所書詩文妙趣橫生而內含祝壽之意。傳世板橋畫作，因其名望特大，后人爭相保藏，所以經手者多，故畫作多殘損疲舊，唯此作品相完好，神完氣足，誠為難得！羅兩峰畫筆，歷來被看做是揚州畫家中的翹楚，而尤以寫人物出神入化，曾為金冬心代筆而名噪一時。積翠園收藏的《羅漢圖》，通篇以墨筆寫就，人物高華清古，超然脫俗，竹枝皆用雙鉤寫成，勁節犀利，允稱銘心妙品。

　　此外，尚有宋人楊季衡《清供圖》、明人藍瑛《竹石叢蘭圖卷》、清人袁耀《綠野堂十二條屏通景》華嵒的巨制《松鶴圖》等等諸品，皆精妙真筆，不勝枚舉，所幸多有前人考證品題鑿鑿在焉，本文限于篇幅蓋不贅述！

　　積翠園所藏的近現代作品，可分為三大部分組成，一則是陳、金二老，平素節衣縮食以重金購藏，此次參拍的徐悲鴻《奔馬》，就是早在60年代以280元于榮寶齋購得，二人如獲至寶，恰巧途遇與金嵐同在延安陜北公學學習的老同學田家英，同為收藏大家的田家英對二人斥如許巨資購買時人畫作的舉動甚為不解，而事后還專門打去電話表示自己不贊同的意見。這一趣事，可以當成一段藝林佳話。二老對于收藏雅好，抱定“君向瀟湘我向秦”的堅定信念，不僅僅以價值估量更是令人可欽可佩。而悲鴻先生泉下有知，自當為有這樣兩位知音，而掀髯一笑了！積翠園所藏的諸多近現代畫作中，白石老人的佳作自是不可或缺，眼下的這幅《貝葉草蟲》也是二老以重金購藏。積翠園主人的高超眼力、選藏之精由此就可洞見一斑。白石老人于世間諸物無不細心觀察，大至山川河岳，小至魚鳥草蟲，皆可入畫，雖為平日極常見的平凡之物，在他筆下也變得活脫而具人情味，既有文人藝術的高妙，又有民間藝術的樸華。觀此幅《貝葉草蟲》不禁想起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的名句：“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 老人生逢亂世，經歷了晚清民國內憂外患的家國變故，飽嘗世間離亂，人情冷暖。自身又是由貧苦農人歷盡坎坷終成大器，生平本色未改，關乎生計，心系疾苦，一以貫之！他懷著一顆慈懷悲憫之心，既因戰亂哀人生之多艱，所以自謂為“草間偷活”之蟲，視有益生物為“同類”。所以在他的詩文書畫中，處處吐露著和平安定，物阜年豐的美好向往。所畫以工筆作草蟲貝葉，以意筆作枝干，對比鮮明而渾然天成，畫面四只草蟲更是趣味橫生，蛺蝶振羽翻飛如臨風聲，秋蟬切股似聞聲響。蚱蜢、蟋蟀皆活靈活現，一派天機，充滿純真的童心和淳樸的鄉情超然紙上，令觀者感受到一種和平祥靜的融洽生活樂趣。

　　另一部分，在前文所提及的“紅色收藏家”群體，相互之間頗具交誼，閑暇之時三五雅聚，出示自己的收藏供老友賞鑒，當時毫無金錢買賣的觀念，也并不以藏品與經濟價值等量齊觀。所以就有同好之間以藏品互相交換以豐富各自的收藏品目，一時蔚為雅事。齊白石《白梅》就是原為姚仲康收藏而后入藏積翠園的佳品。本幅作兩株古梅，布局繁密，枝椏盤郁交錯如銅枝鐵柯。更以白描圈點作梅花，通篇鋪天蓋地而來，筆墨厚重，著意高古，境界古艷冷逸，是白石山翁法乳冬心家數所成。款署白石老民亦作冬心體楷書，雖未標明年款，從風格考察，當為白石老人半百之后定居北京之前的難得力作。此作曾為榮寶齋舊物，1958年元旦在北京蘇聯展覽文化館舉辦的《齊白石遺作展覽會》，此畫作為老人早期的代表作品與其它四百余件畫作一并展出。

　　吳昌碩 《白荷紅蓼圖》原為著名藏家孫大光先生舊藏，后陳英先生以藏品與之交換而得入藏積翠園。本幅鈐蓋的“四味書屋”、“正大光明之室鑒藏書畫之璽”為孫大光收藏印。此幅款署丙寅，為缶翁去世前一年所作。缶翁一生勤勉，書畫篆刻風行海內，其影響之大、成就之高、一時無兩，堪稱開二十世紀書畫藝術風氣之先的大宗師。此作以淡墨作白荷而以濃麗之色作花卉，筆恣墨縱，不拘成法，二者對比鮮明而渾然天成，粗看亂頭粗服實則內蘊渾厚，正是缶翁精絕畫意爐火純青時的本色所出。

　　此外，積翠園主人廣交海內畫家，在文化藝術慘遭荼毒的特殊年代，二老不惜身冒風險，為這些藝術超邁而身處逆境的藝術家提供種種幫助，可謂傾蓋相知而頗具俠義之風。所以這些藝術家紛紛主動饋贈畫作以酬知己，年深日久，所集頗豐。故此積翠園這部分藏品非但代表一大批畫家創作的最高水準，同時見證了這些畫家與積翠園主人的深厚交誼，！以王雪濤《春風怡情》大卷為例，，雪濤先生與陳英夫婦的交誼可以上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久而彌篤，即成莫逆。故所贈畫作皆精心繪制之品，不肯草草以應故人。此作《春風怡情》就是諸多精品中的翹楚。通篇筆墨精準、妙趣橫生，展卷之際，想見畫家揮灑之際借物寄情、緣物寫心，將畫中諸多雄雞各異之精神狀態彰顯無余，故能不囿于成法而得造物心源。  無怪乎早在1934 年白石老人就在雪濤雜畫冊上題曰：“藍已青矣”。 可染先生與積翠園主人交誼頗厚，所饋贈的畫作，從解放前創作的人物到七十年代創作的大幅山水《井岡山圖》，跨越幾十年的歷史。此次參拍這件《鐘進士造像》即為最早的一件。畫幅創作于1946年端陽節日，李先生人物畫作傳世最少，也最為珍貴，論其成就幾可與他奪人心魄的“李家山水”相頡頏！早在四十年代，即被老舍先生譽為“國內最偉大的人物畫家之一”，在他屈指可數的人物畫作中，鐘馗是最喜畫的題材，各個時期風格明確。此作與后期潑墨大寫,酣暢淋漓的鐘馗形象稍異，以赭石作臉部，并以留白空出眉眼位置，用濃淡之墨草草勾勒，看似并不注重臉部的明暗結構，而點染勾勒無不精準自然，貌合神離之間，鐘馗醉眼惺忪的儀態超然紙上。這種畫法可以在可染先生1937年入選“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的那件鐘馗畫作中找到端倪。二者比對，畫法如出一轍，只不過后者線條更為凝練厚重，人物神態更為傳神超妙。由此，這件珍貴的畫作，不僅可以見證可染先生與積翠園主人一段珍貴友情，對探究可染先生一生畫風的嬗變、演進，正確判斷各個時期作品風貌，亦有著莫大的意義。

　　陳英、金嵐這樣一對半生戎馬的革命伴侶，對于偉大領袖的敬慕之情，是后人無法想象和企及的，它和那個特殊年代遺留下來的可貴品質、操守一樣令人尊敬。所以請蔣兆和先生創作主席肖像，幾乎成了積翠園筆墨過從中一種可以想象的必然。同時，這件蔣先生精心創作的《主席像》在積翠園的藏品中也有著特殊的意義和難以估量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蔣兆和就是一位肖像畫家，他不僅曾長期以水墨人物肖像謀生，為他人畫過大量的頭像、半身像作品；又在一些肖像中寓有非像主自身的情感和意味，這件《主席像》雖未署年款，從風格來看當屬蔣先生晚年的力作，他以嫻熟單純的筆墨傳神地刻畫出偉人氣定神閑而又和藹可親的情貌，從靜態里揭示毛澤東這一特殊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深刻思想。

　　由于閩粵近鄰的關系，積翠園主人與嶺南畫家有著廣泛而深厚的友誼。其中最堪稱道的就是與黎雄才先生的莫逆之交。黎雄才先生是嶺南畫派毫無爭議的領軍人物，晚年尤以巨幅山水稱雄當世。文革結束之后，雄才先生來京機會益多，一度為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等重要場所繪制巨作。毎有閑暇，便與畫壇諸老友小聚于積翠園中，談畫論藝興酣落筆，佳作頗豐。而在1981年為積翠園主人創作的巨幀《深山游猿》尤為豁人心目，時作者已逾古稀之年，筆墨俱臻化境，而渾厚意蘊益趨含蓄。畫面以單純的墨色制造多層面的景致，顯示出畫家數十年寫生不輟的深厚功力。尤以焦墨渴筆寫古木密林，枝椏交錯，風格老辣雄勁，滿紙氤氳，三五猿猴悠游林間，更顯幽密深邃之意。此作自京華落筆，攜回廣州完成，歷時月余。想見畫家揮毫之際，反復錘煉，匠心獨運，堪稱“黎家山水”的精絕之品！

　　積翠園藏畫為我們洞開了一個瑰麗奇偉的藝術殿堂，真可謂包羅萬有，各體兼備！我們從中可以清晰的梳理出一條中國畫藝術由古至今的發展脈絡，其中不乏可作為書畫鑒定參照的“標準器”，也有可與館藏作品相媲美的“一級品”！想到此處，積翠園藏畫專場拍賣的意義和價值又遠遠超乎于經濟價值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