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宋莊小堡村的通透庭院里，栗憲庭的第二任妻子廖雯抽一口雪茄，把寬大的闊腿褲索性拉到膝蓋以上。

　　立秋后的北京依然溽熱，她剛剛陪同一批新加坡來的藝術同行在宋莊轉了一圈，聊天、看展覽、吃飯。“熱死了!又遛了一大圈兒。老頭兒，快給我口水喝。”

　　“老頭兒”其實還不到60歲，但幾年前便已須發盡白。“他從來不去學校接孩子，怕人家當他是孩子的爺爺。”

　　這個當代藝術史上赫赫有名的批評家和策展人，2001年因為有了女兒小扣子，從城里移居到距城區幾十公里的鄉下，想住農家小院，想躲清凈，想退出江湖，沒有料到訪客們不懼周折，宋莊一天比一天熱鬧，自己只能“每天下午都在家里待客”。
我寫過垃圾，但是大家都忘記了

　　夫妻兩個說想來想去，“就非典那會兒最幸福了。沒人敢出來瞎串門了，每天早上起來，沏壺茶，翻翻書，太陽曬進來，就那么待著，真舒服。”

　　“其實我寫過好多人呢，寫了上百個，紅了幾個，大家就記得那些紅了的藝術家，覺得我好厲害，看得準。還有很多垃圾文章，大家都忘記了。”

　　是啊，有誰在意那些“垃圾”呢？江湖上關于他的傳說，只與羅中立、張曉剛、方力鈞、王廣義這些紅得發紫的名字有關。

　　“玩世寫實主義”、“政治波普”、“艷俗藝術”、“對傷害的迷戀”……他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總結和評介橫跨30年，他所創造的語匯和策劃的展覽如同路標，把一個尚處于混沌忙亂的中國當代藝術家群體推向了西方，托舉起一批天價畫家。

　　上世紀80年代初，他也就30出頭，因為是權威刊物《美術》雜志的骨干編輯，就已經有了影響他人命運的力量。

　　“1980年，羅中立創作油畫《父親》時還是川美的學生。我跟羅中立并沒有交往，但《父親》讓我特別震動。畫的尺寸用的是畫偉人的規格，畫里的農民父親形象強調了真實的面貌，充滿了人性關懷。雖然他當時還是個學生，我頂著壓力在1981年第1期《美術》雜志封面上選用了。這幅作品得到中國青年美展很多評委的認同，被評為一等獎。”

　　與羅中立同班的張曉剛，畢業草稿因為“畫風太粗野”，學校連畫布、顏料都不發給他，只得畫在牛皮紙上，就因為栗憲庭一句“張曉剛的這批也不錯”，得以順利畢業，而栗憲庭那句“有近乎梵高的情緒”的藝術評價，溫暖鼓舞了張曉剛許多年。

　　多年之后，栗憲庭籌建自己的電影基金，找富起來的畫家朋友們幫忙，方力鈞第一個掏錢，張曉剛說：“老栗，我可以多給你點兒。”
教父·太像黑社會了

　　十多年前，當畫家們還聚集在圓明園的時候，對社會主義國家前衛藝術抱有特別熱情的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來到中國，他結識了傳說中的“老栗”，并賦予這個中國當代藝術精神領袖“教父”的別號。

　　“我從開始就不喜歡這個稱呼，太像黑社會了!”栗憲庭搖搖頭。他說自己是個“心事很重、膽小怕事”的人，絕沒有傳說中“帶頭大哥”的剛猛，年輕的時候就是憑著一股熱情和真誠做事而已。

　　出國也是成名之后得到的好處之一，開始的時候很興奮，“到處去，世界各地開研討會，人家都正襟危坐，戴著同聲傳譯的耳機，煞有介事地做文化交流。”有一天，他忽然覺得這事兒很荒誕，“耳機里的每一句話好像我都聽懂了，但是人家演講完，我好像什么都不記得，什么都沒明白。”他問人家，“我的演講，你聽得懂嗎?”人家說，“嗯，好像聽懂了幾句，合在一塊兒也不太清楚。”

　　忽然就不想再開會，不想再出國了，對當代藝術這口翻滾的大油鍋也徹底煩了。“文化真的能交流嗎?人家真的想明白我們嗎?”他寫了篇《我們做不做國際藝術拼盤上的“春卷”》，“春卷不需要發言，也不需要被理解，只要擺好東方風情的姿態就好了。”

　　他長時間醉心于收拾庭院，在后院種玉米，看院里方磚上青苔漸生，無比快慰。“最高興的是春節寫對聯，都是我自己編的，寫得可好了!”廖雯笑開了花，“寫文章對老栗是一種折磨，扣子說了，‘我爸一寫稿子就變成奶娃子了！惟獨寫對聯，他文思泉涌。”
在他疏離藝術圈的時候，恰逢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在國際市場價碼飆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廣義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辦公室的角落，手哆嗦著，從一個破書包里拿出幾疊油脂麻花的錢來，面額10元，1000塊錢一沓，共10沓。他把一張畫毛澤東的畫賣給了一個叫宋偉的快餐店老板，掙了1萬塊錢。王廣義說話聲音都抖了，“今天我請吃飯，老栗你來點，什么地方都行。”晚上，一行十多個人，去了一個湖南館子，吃掉了兩百多塊錢。

　　2004年，他在一個展覽上看到張曉剛那幅《血緣大家庭》的標價，“嚇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萬!”也就三四年的時間，這幅畫已經被爆炒至2000萬，“咯噔不過來了都。”張曉剛本人驚聞自己的作品拍出天價，曾發短信給他，“老栗，我感到虛幻，這個市場瘋掉了。”他回給張曉剛的是，“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際云卷云舒”。

　　“在市場的巨大驅動力下，藝術家要定得住神兒，讓錢跟著藝術走，不要讓藝術跟著錢走。”他笑起來，“很難，做到這個很難。藝術家一旦成名，就變成了一個品牌，復制自己，他們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場又不認可。”

　　“成功的藝術家已經不在我的視野里了，我對重復的東西沒有興趣，如果你能在成功之后，仍然保持想象力和創造性，我肯定會再去看的。”他有意拉開了與當紅藝術家的距離，極少參加他們的聚會，基本不出席他們的畫展。一日，方力鈞跟朋友們吃飯，席間半是感傷半是玩笑，“老栗不關心我們了。”

　　我現在就是一個鄉紳

　　淡出江湖，他鼓動廖雯出去掙錢，“我吃軟飯。”

如果不是小堡村黨支部書記崔大柏的造訪，他的隱居夢想或許真能慢慢實現。“老崔有一天來找我，說我有一塊兒空地，你給我設計個文化公園吧!我跟他說，文化公園到處都是，要那個干嘛，我來給你做—個藝術家園區吧。”
在村北的三棵大樹下，他給崔大柏畫出了藝術園區的規劃，有美術館，有個人畫廊。村里一個廢棄的雞飼料廠，他設計成兩層結構，“空間盡量大，留給藝術家工作，里面建一個小閣樓，生活空間盡量壓縮。租金盡量便宜，比較拮據的畫家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室。”崔大柏不知道，老栗畫的是他夢想已久的“烏托邦”。“雖然方力鈞、岳敏君這些非常有錢的畫家都住在宋莊，但更多的是沒有錢的，有很多窮得可能吃飯都是問題。他們需要一個便宜又安全的地方生活、畫畫。”他想做出一個“宋莊模式”，讓更多人“把藝術家的聚集當成一種資源。”

　　“我來這里本來是想躲個清凈，寫點自己的東西，但終究還是一個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總是有做具體事情的愿望，不能夠做到獨善其身。”他笑言自己這些年最恰當的身份“是一個鄉紳”，“在不傷害自由思想的前提下，以獨立的姿態與地方政府合作。”

　　在美術館和展覽走上正軌之后，栗憲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為宋莊設計的藝術規劃如廉價的工作室、健全的作品推薦機制，還有很多沒有實現。他幾乎一手打造了宋莊小堡村的新貌。這個最初連柏油馬路都沒有的小村，如今空氣里混雜著前衛、欲望、功名的復合味道，許多國際炒家循著這味道追了過來。

　　他比原來更繁忙了，甚至在自己家里接待了很多外省的市長，“很多地方都想做成我們這個模式。”

　　因為手握藝術園區的引入大權，誰能住進園區都得由他點頭。江湖上關于他的傳說更多了，有人把宋莊比作梁山，畫家們當初在老栗的帶領下“落草”，如今老栗已經被“招安”。還有人預言，充斥著封建行會氣息的宋莊早晚會徹底毀掉栗憲庭。

　　“罵就罵吧，”老栗并不指望大家都能理解他，“從集體的思考和集體的體制里面，每個人以個人的方式掙脫出來，這個才是當代藝術。把這個當代藝術形容為結義，我特別不喜歡，既然不是結義，那么就不存在宋江，也不存在招安。”

　　“再過兩年，”他給自己限定了時間，“等園區全部弄完，我就離開這個現場，做最后一件事。我要用自己的語言，拋開解構啊、話語啊、符號啊，那套自己半懂不懂的體系，梳理自己和藝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