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中膚淺的“提問”

    杭春曉在《當代性：取決于“表達”》（《東方藝術》2008年9月上半月刊）一文中認為：當“提問”成為當代藝術的主要評判標準之后，很多投機性的藝術行為亦相應出現——將問題意識轉化為技術手段，不是為了反思而設問，而是為了問題而設問。一時間，重復復制性的問題、簡單流行的視角，以及一味偏奇而缺少深度的形式，大量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制造出當代藝術極度繁榮的假象。但假象的背后，卻是藝術表達上的“集體貧弱”，缺少真正具有反思價值的問題。比如因為早期“圖式化”的成功表達，便大量復制類似的符號化圖式，仿佛前人的成功便能夠保證類似問題的當下成功，而全然不考慮真正的問題乃是從自我出發，發人所未發的問題或視角，而重復別人已經提出的問題，只能落下“鸚鵡學舌”的笑柄，是缺乏創造性的極端表現；當然，還有一些貌似新穎、實際并未提問的藝術在一味追求表達形式的驚人、怪異中，同樣流于膚淺之弊。比如只求效果震撼，甚至餐飲死嬰，全然未考慮他所借用的形式可能引發的真正思考，并怎樣將這種思考背后深度的精神性開發出來。只是一味追求“噱頭”，表面上好像存在很深的問題，實際上卻極度簡單、平庸。

國畫創作應理性對待市場

    沈克在《談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畫創作》（《國畫家》2008年第5期）一文中認為：中國畫的創作與市場經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盡管消費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藝術的價值和魅力，但也許正是在消費主義的浪潮中，我們更能感受到藝術作為人類精神家園的價值和魅力。我們不必對隨藝術商品化而至的負面影響無所適從、迷惘困惑，更不必視之為洪水猛獸而深惡痛絕。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特定時期，這一切都在所難免，向一段遙遠的歷史告別，必然要經受精神上的陣痛。藝術呼喚市場，不必害怕市場，只是我們面臨的是市場沒有經歷過的，可借鑒的資源也不多，認清市場利弊，正確處理好市場規律和創作關系，是對中國畫的發展有積極作用的。自然，這要求我們要順應時代，改變觀念，加強理論和實踐探索，健全文藝立法，把文藝的管理由“人治”發展為“法治”，發揮藝術批評的正確引導作用，大力扶持優秀健康的高雅藝術，重視大眾傳播媒介的作用，以此保障我國藝術市場的健康運作，使中國畫之花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越開越艷。

知識分子藝術不可缺失

    高力山在《新的藝術形態模型的建立》（《藝術·生活》2008年第5期）一文中認為：知識分子藝術個人獨立的生活和藝術創作方式，影響著他人開放、自由、自省的姿態和個性話語，在上世紀90年代眾聲喧嘩的大眾通俗化文化浪潮中，就是真正的前衛。90年代的新先鋒，不同于80年代的精英藝術，也不同于同時共步的大眾通俗藝術，知識分子藝術不排斥責任與使命，但首先立足于自身個體的安身立命，立足于建立于自我理性判斷之上的個人聲音的價值，并同時對周邊的事物和現象，采取自由取舍的開放態度，力求在網狀的文化資訊結構中確立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以使社會精神永不枯竭。因此，今天很難想象在一個市場經濟影響下的大眾通俗文化的海洋里，如果沒有知識分子藝術的存在，人的精神對自由與超越的向往如何獲得滿足，社會整體文化形態的豐富與多極如何獲得動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