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璽，可以說是文物中最為特殊的一類。只有它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皇帝親自使用過的。因此在它所呈現(xiàn)的歷史事件面前，材質、藝術性這些平日衡量文物價值的關鍵因素則退居次位。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八十五歲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屆期歸政。第二年新正乾隆親自舉行授受大典，并下詔“……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位。

　　朕親御太和殿，躬授寶璽，可稱朕為太上皇。”就在宣布傳位颙琰的同時，乾隆也為即將來到的太上皇生活進行積極準備，九月二十八日他又傳下諭旨：“朕歸政后，應用喜字第一號玉寶，刻太上皇之寶，即將御制《十全老人之寶說》篆刻作為太上皇帝冊，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號玉寶刻制的這方“太上皇帝之寶”22.5厘米見方，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寶，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所謂“太上”者，無上也，為極尊之稱?！盎省闭撸么笥诘垡玻簿褪钦f：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無上之人。在中國歷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現(xiàn)在秦代。據司馬遷《史記》記載，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自稱始皇帝后追封他的父親秦莊襄王為太上皇，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追尊為太上皇的例子。

　　事實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所以他的出現(xiàn)通常伴隨著重大的歷史事件。歷史上的太上皇們因授受之際的情況不同而境遇各異，但多數(shù)是受形式所迫勉強讓位。通觀中國歷史，名副其實既有尊位又有權勢的太上皇，恐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屬。對于乾隆而言，傳位于嘉慶讓自己成為太上皇帝，是他自己主動完成的行為，這也就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時刻。據北京故宮所藏的《乾隆寶藪》(乾隆御璽印譜)一書記載，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內府工匠用不同材質制作了大小各異的太上皇帝御寶二十余方。

　　其中有一方“太上皇璽”倒是極具特色，這方璽使用溫潤純凈的白玉刻制，整體呈圓柱狀，上部做出土紅色沁，顯得古樸凝重。這是乾隆“太上皇璽”中唯一枚圓形印面的。此璽“太上皇璽”印面以篆體陽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識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這種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璽，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從而形成了一個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圓璽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這枚圓璽的璽壁上，通體陰刻《自題太上皇帝之寶》御制詩，詩云：“由古來云太上皇，徽稱懿號謂非當。即斯六袟慶猶幸，加以雙文愧莫逞。自問生平奚立德，永言繩繼祝丕昌。窗明幾凈西銘讀，恰合隨時愛景光?！边@是乾隆成為太上皇一個月后，專門為剛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璽而作的，尤其是詩的最后兩句，表露出此時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幾凈的書房內，展卷研讀宋代大儒家張載的哲學著作《西銘》，發(fā)萬物一體之微，體乾坤大道之義，默會前賢，忘記憂愁，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詩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別提到他成為太上皇后，摒棄了例行的加上尊號的繁文縟節(jié)，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寶”作為自己這一重要人生轉折的紀念。

　　作為乾隆帝太上皇時期的重要寶璽之一，此方圓璽經常鈐印于內府收藏的書畫之上，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韓滉的《五牛圖》、晉代王獻之的《中秋帖》，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圖》軸等都鈐印有此璽。另外，在一些宮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見到，如臺北故宮所藏新石器時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2007年10月9日，這方“太上皇帝”圓璽出現(xiàn)在蘇富比拍賣會上，并以4625萬港元的高價，被一位手持2077號牌的中國買家拍得。這個價格在當年創(chuàng)下了中國御璽單枚拍賣的世界最高紀錄。

　　歷朝寶璽制度

　　璽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稱為璽，或寶璽?；实鄣挠≌乱灿泄隆⑺秸轮?，寶璽屬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國家發(fā)布各種詔書及文告時，皆鈐蓋寶璽。中國的“寶璽”始自秦始皇嬴政。據文獻記載，秦設立制度：皇帝印獨稱璽，設六璽，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紐、綬排定等級。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事”，此后歷朝歷代，或是傳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秦始皇創(chuàng)立的寶璽制度被漢高祖劉邦全部繼承下來，形成了后來所謂的“秦漢八璽制”，這一制度也貫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和隋，他們不僅繼承了秦漢的八璽制，而且連規(guī)格、名稱、紐式、文字都基本不差。到唐朝武則天稱帝時，則獨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璽，而將八璽制改為九璽制，同時又將“璽”改為“寶”，從此以后各朝都稱之為“寶”。北宋時增至十二寶，南宋則是十七寶，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寶，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寶日常使用外，還供奉著“盛京十寶”。

　　寶璽在數(shù)量上隨著朝代的更替不斷增多，體積也不斷加大。秦漢時，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時則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較大者有宋朝“寶命寶”，印面竟有九寸見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寶”印面達到一尺六寸九分見方，可謂是碩大無比。數(shù)量及體積的變化，可以看出皇權在封建體制發(fā)展過程中不斷細化。另外，歷代寶璽的材質都是以玉料為主，且多是和田玉，僅有幾方是金質和檀木。這與中國人自古以來將玉比“信”的思想有著直接關系。紐式則清一色的為龍紐，只是龍的形態(tài)按朝代各有不同，從秦漢的螭獸(小龍)紐，到以后的螭虎紐，而螭龍紐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諱而改稱，宋朝以后則干脆稱做龍紐了。

　　不過到今天，我們能看到相對完整保存下來的，就只有清代的。明以前的則完全沒有實物可參看，只能從一些史書中看到零星記載?，F(xiàn)在藏璽最多的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藏品。私人收藏大多都在國外，尤以法國為多，國內市場極為少見。這其中的原委，跟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后，各國派兵駐守的區(qū)域有直接關系。當時德軍將指揮部設在了乾隆皇帝用來接見外國使節(jié)和召開宴會的紫光閣，因此在這里的大量紫光閣功臣像和大量的瓷器被掠到德國。法軍駐扎在景山的壽皇殿，雍正時期這里曾用來供奉康熙的“御容”，之后乾隆將這重新翻修后，專門用來存放前任皇帝們的御璽。

　　丟失的寶藏

　　其實在乾隆以前，御寶一般沒有規(guī)定確切的數(shù)目。乾隆初年，可稱為國家御寶之印璽已達二十九種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關文獻的記載失實，用途不明，認識錯誤甚多，造成混亂狀況。針對這種情況，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對前代皇帝御寶重新考證排次，將其總數(shù)定為二十五方，并詳細規(guī)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圍。被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寶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各個方面，它們被存放在故宮內的交泰殿內，而對于帶有前任明顯個人特征和風格的御璽則會被收存起來存放在景山的壽皇殿。由于交泰殿位于故宮之內，因此免遭洗劫，而壽皇殿則沒有那么幸運。我們從當時法國海軍上尉皮埃爾·洛蒂(PierreLoti)的日記中能看到當時有關這些御璽的情況：

　　“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　　在箱內的格子里，在那隱秘的雙層底中，裹放著成百個君王的御璽，用整塊瑪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時的任何法令都需要這些沉重的印章，這些無價的玉璽，在皇帝下葬后，沒有人再碰過，在這里已經沉睡了兩百年?！?《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那方被拍出4625萬港元高價的“太上皇帝”的圓璽就在此中，被當時年僅28歲的法國將軍德·耶賽(deGercey)掠走。這位年輕的將軍毫不客氣地拿走了數(shù)枚御璽，其中有一方印文為“四海有民皆視子一年無日不看書”的“乾隆御寶交龍紐白玉璽”隨同“太上皇帝”圓璽一同出現(xiàn)在了2007年的蘇富比拍賣會上。該璽在北京故宮所藏的《乾隆寶數(shù)》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質地、大小、還是篆法布局都與該書中的記錄完全吻合。

　　璽中之詩

　　此方璽文“四海有民皆視子一年無日不看書”選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所作的一首御制詩中。這一年的六月四日，乾隆在承德避暑山莊的一處建筑內，看到書法家張照書寫的“四面有山皆入畫，一年無日不看花”的對聯(lián)。他一時興起，將對聯(lián)中的幾個字稍做改動后，便有了“四海有民皆視子，一年無日不看書”的對聯(lián)。雖然只是變動了其中的五個字，但意思卻直抒其內心感受。不僅如此，乾隆還當場口占一首《點竄張照書聯(lián)語二句因口占促成》的詩作：“侍臣聯(lián)句猶粘壁，前席無端略憶初。似此精神能永注，謂他趙(趙孟兆頁)董(董其昌)或難如。兩言即景未詳熟，五字返躬因易予。四海有民皆視子，一年無日不看書?！边@首詩后來被收入到乾隆的《御制詩四集》卷九十一中?？赡苁乔ψ约旱倪@一改動非常得意，以至于第二年的春天在圓明園做詩時仍清晰記得此事。并在其詩注中交代：“去歲于避暑山莊見張照書聯(lián)句云：‘四面有山皆入畫，一年無日不看花。’不知誰所作。然大都流連光景之詞，因為易之曰：‘四海有民皆視子，一年無日不看書’起句易四字，對句只易一字，較為切己”?？吹贸?，乾隆在改動張照聯(lián)語的時候，心中就充滿了好奇，這首詩究竟是誰做的？張照早已過世，乾隆已是無從問知。

　　其實，張照所書的詩有所本的，那是明代上海松江人陸深的居所內所張掛的對聯(lián)。陸深著有《儼山集》，在《儼山集》第十七卷中有《瑞應堂留別所知二首》的詩作。其中第二首為“四面有山皆入座，一年無日不看花。如何又踏朝天路，春水漏船蕩淺沙？”陸深和張照同為上海松江人，他的《儼山集》及內容張照應該是知道的，因此，張照在書寫避暑山莊對聯(lián)的時候直接引用陸深居所的對聯(lián)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一件，內開，正月二十日太監(jiān)鄂魯裹傳旨，著挑玉做幾分寶呈覽，準時請地方。欽此。隨挑得山料玉大小六塊，擬做交龍鈕寶三方，螭虎鈕寶三分九方，隨交龍鈕寶紙樣三張，螭虎鈕寶木樣三件，交鄂魯裹呈覽……計開：山料玉一塊，重五斤，做交龍鈕寶一方，見方二寸四分，高二寸二分?！暮Ｓ忻窠砸曌?，一年無日不看書’陽文字，山料玉一塊，重五斤，做螭虎寶二方，各見方一寸，高三寸二分……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長蘆送到玉交龍寶一方，呈進交懋勤殿訖。”根據這條檔案，我們可以知道次璽制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也就是乾隆帝改動張照對聯(lián)六年以后，好古敏求之心不難看出。

　　現(xiàn)身拍賣場

　　乾隆時期，每遇重要的國事、家事都要刻制寶璽為紀念，從上述兩方御璽就不難看出。如果把御璽按年代先后排列起來，乾隆一朝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乾隆的喜好便可一目了然。其實，不只是乾隆帝如此，帝王們皆有此好。

　　2001年9月法國巴黎寶藍-福爾拍賣公司(Poulain&LeFur)舉行的一場中國藝術品拍賣，拍品中包括一套《清康熙佩文齋御用十二組璽》，分別為：壽山石“坦坦蕩蕩”朱文長方印，壽山石“戒之在得”朱文方印，白玉“康熙宸翰”朱方和“稽古右文”白方連珠印，青玉“保合太和”朱文方印，碧玉“中和”朱文葫蘆印，青玉“康熙宸翰”白文長方印。田黃“景運耆年”朱文長圓印，田黃“景運耆年”朱文長圓印，白玉“暢春”白文長方印，田黃“康熙宸翰”白方和“戒之在得”朱方連珠印，白玉“佩文齋”白文長方印，田黃“坦坦蕩蕩”朱文方印。此十二印雖歸為藝文用印，卻反映了康熙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如“中和”，“戒之在得”，“稽古右文”等。其中刻于康熙六十年的“戒之在得”印，更具有特殊意義。據《秘殿珠林》卷一《圣祖仁皇帝書心經冊》著錄和乾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記載，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大臣采擇經語刻小璽。備六十年時用，康熙六十年五月刻成后，康熙即隨身攜帶，駐避暑山莊時，乾隆亦以此小璽受恩，以后乾隆順利繼位，當與此有關?？梢姶擞‰m小，作用卻非尋常。

　　2002年北京華辰拍賣推出清康熙壽山石夔龍鈕御寶“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兩方印章。這對印章是清代康熙帝晚年的御用印，包括朱文“戒之在得”和白文“七旬清健”各一方，均為壽山芙蓉石，質地溫潤細膩，平頂浮雕雙夔龍博古鈕，雕工精致，并置于清宮特制的印盒之中(現(xiàn)盒蓋已失)。康熙去世之后，這對印章和其它康熙生前的用印一起封存。根據《秘殿珠林》卷一記載，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自己從儒家經語中選擇了“戒之在得”四字印文，以紀念在位即將六十年。第二年五月，康熙在避暑山莊命大學士、著名書畫家張照擬訂字體，并由梅玉鳳刻成。二印的印文也是康熙晚年心境的實錄，“戒之在得”折射出內心的憂患意識；“七旬清健”則反映了對晚年身體健康的期盼。這兩方印文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寶藪》中均有著錄，亦是清朝末年流失海外的重要帝王御璽。

　　2004年4月25日香港蘇富比從海外征集到一枚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璽，圓雕異獸鈕，陰文篆書“契理在寸心”五字。印文“契理在寸心”源于皇帝本人的御制詩文：“盤古實有三，中盤為最幽。我曾坐松下，幾度沿溪流。契理在寸心，曠觀足千秋。長哮萬壑空，彷佛晤田疇?！痹娭屑让鑼懥酥斜P幽深空曠的自然美景，也抒發(fā)了作者觀景之余的所思所想，虛實相間，情景交融。此詩后來收入《御制詩初集》卷二十六中。并將其中的“契理在寸心”一句單獨摘出刻成寶璽，自我炫耀自我陶醉的意味十分明顯。

　　御璽，可以說是文物中最為特殊的一類。只有它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皇帝親自使用過的。因此在它所呈現(xiàn)的歷史事件面前，材質、藝術性這些平日衡量文物價值的關鍵因素則退居次位，甚至可以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