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７歲的北京市民云善和比她小一歲的丈夫關威認為，經常參加文化活動是“一種有趣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未來進行市場開發的潛在目標。這對夫妻每周至少看三四次各種演出。

    但對于５１歲的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王曉鷹來說，自從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以來，對于人類靈魂的拷問和探尋一直是他創作的主要動力。

    中國１９７８年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以來，中國藝術的呈現姿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面對一個看似“百花齊放”的現狀，觀察者們對中國未來的藝術發展既感到憂慮，同時也看到了希望。

    １９５７年，王曉鷹出生在安徽的一個戲曲之家，因此，他很小就接觸到了藝術。他曾在安徽省的一個文工團干過４年。１９７９年，他放棄了安徽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轉而選擇中央戲劇學院。“直覺告訴我，我的一生將會投身藝術。”

    王曉鷹和他的１９名同學是“文革”結束后中戲招收的第一批導演專業學生。在大一和大二，他們接受了蘇聯戲劇體系的嚴格訓練。“總的來說，我們走的是傳統路線，即藝術是反映現實的工具，并且服務于社會需要，”王曉鷹說。

    從大三開始，王曉鷹感到了社會和校園都出現的變化。“我們接觸到了西方戲劇作品，比如貝克特的荒誕派戲劇和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

    后來，王曉鷹看到了外國劇團的演出。這個年輕人被日本“青年座”劇團上演的《文那啊！從樹上下來吧》深深觸動，它講述了一只青蛙在樹上的遭遇。“我從沒想過，成年人的世界觀可以通過動物視角表達。我以前認為，現實主義戲劇是不可替代的，但這種觀念受到了巨大的沖擊。”

    當王曉鷹１９８４年畢業進入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國家話劇院前身）時，他被一場席卷中國的實驗浪潮所裹挾。“我們感到，必須對話劇進行改革，否則面對雨后春筍的電影、電視，話

劇生存將陷入危機。”

    １９８６年，這位２８歲的導演排出了第一部獨立作品《魔方》。這部話劇由當時還在華東師范大學讀書的一個學生創作，分成了９個片斷，每一段講述的故事都不同，并且運用了大量藝術手法，例如獨角戲、啞劇、采訪，甚至還有廣告。

    “盡管形式新奇，但這個劇表達的主題卻很鮮明：年輕一代對社會和生命意義的多角度思考乃至批判。我滿懷興奮，要跟傳統的戲劇觀念去抗爭。”

    熱情的觀眾們也體驗到了這種激情。這部戲在北京和上海演了８０多場，既受到文藝先鋒們的好評，也受到某些保守的文化管理者的批評。

    因為一系列富有爭議的實驗話劇，王曉鷹當時被譽為“中國最前衛的話劇導演”。

    各地的話劇導演都在“新時期話劇”的進程中，努力探索“新的藝術觀念和表現形式”。

    “我開始關注如何更好地表達人的內心。而且，我清楚地看到了《茶館》、《雷雨》等固有表演模式的缺陷。”

    讓王曉鷹和他的同事們感到失望的是，這場實驗運動最終以１９８８年達到頂峰的《桑樹坪紀事》收尾，隨后在９０年代黯淡下去。“伴隨著大潮的退去，許多搞話劇的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藝術形式的創新上，而忽略了藝術的本體。他們稱之為實驗話劇，但他們更關注的是怎么賺錢，而這與實驗話劇的批判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在整個９０年代，中國藝術遭遇了另一個新的主人：市場。各省市的話劇團數量銳減，從原先的２００多家減少到不足１００家。王曉鷹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始于１９９８年的院團改革。按照這個政策，票房不佳或者觀眾數量稀少的藝術團體被紛紛撤銷。

    但固執的王曉鷹堅持探索“人在困境中的掙扎”－－這是來源于活躍的８０年代的一個核心主題。他非常喜歡的一部戲劇是英國劇作家邁克爾·弗萊恩的《哥本哈根》，它講述的是“二戰”期間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前往丹麥拜訪老師波爾的故事。

    “‘在戰爭的特定時期，科學家有權以任何方式保衛自己的國家。’‘原子彈會毀滅全人類，這是科學家對人類的犯罪。’這兩種觀點，孰是孰非？”

    但對于云善、關威和他們身邊的年輕朋友來說，藝術不再承載這樣沉重的內容。

    自從２００１年開始接觸藝術以來，這對年輕的夫妻對所有的藝術形式都產生了興趣：校園戲劇、裝置藝術、獨立紀錄片展以及現場搖滾樂演出。

    在一家ＩＴ公司做市場銷售的關威說：“我們喜歡嘗試新鮮、好玩的東西。”

    ２００６年，他們在豆瓣網（一個廣受歡迎的旨在分享影碟、書籍、音樂和電影的網站）上發起了一個名為“Ｅｌｖｉｔａ·威的生活便簽”小組。他們搜集北京的所有文化活動，通過電子郵件，向８０００多名組員發送免費的活動周刊和月刊，并通過網上論壇進行交流。

    成員中有超過８０％的人是大學生和年輕的公司職員。關威說：“給喜歡藝術的人提供便利，并讓人們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生活，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他說：“說到藝術，中國現在正處于最好的時期。回頭看２００１到２００８的這８年時間，藝術已經從理想主義轉向了現實主義或工業化生產，這是件好事。中國的藝術家已經在保持演出質量和獲得市場成功上找到了結合點。他們開始變得理性和成熟。”

    一個能夠說明這種觀點的實例是位于北京東部的７９８藝術區。在這個原先的無線電設備廠里，比比皆是的現代畫廊和工作室兜售著中國的當代藝術作品。

    另一個例子是２００５年在北京成立的第一個私人戲劇工作室“戲遙堂”。這家公司主要面向年輕觀眾，排演的也多是題材輕松的話劇或者喜劇，例如大城市里白領的愛情故事。他們演出的小劇場話劇《有多少愛可以胡來》，自２００５年以來已經上演了２００多場，其數量超過了國家話劇院的大多數劇目。

    畢業于法律專業的關威還希望，“有足夠的資源并且時間合適，能使‘生活便簽’成為一個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當然，更有意義的是“選擇的自由”。云善說：“一個人的快樂不受外界的影響，中國的藝術家們現在能夠充分表達自己，沒有什么束縛。”

    但王曉鷹認為，“多元文化”并未真正到來。“現在人們關注的是娛樂，而不是戲劇中更為深沉的價值。主管部門應當引進一種更加寬松的管理機制，將非營利的嚴肅話劇與商業性演出區分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