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媒體在極具“吸引力”的封面裝幀背后，其軟肋暴露無疑：“留心”的是“位高權重”的專家、“在意”的則是那些財大氣粗的廣告客戶。“客戶”手中這一“影響”媒體“生死存亡”的砝碼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如果留意一下時下藏界的一些媒體，可能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多了一些表面上似林黛玉的某一面，而實質上卻是更多類似薛寶釵的某一面的媒體。也即在奉行著林妹妹恪守的“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的同時，又扮演著薛姑娘這一封建禮教忠誠的信仰者、自覺的執行者和可悲的殉道者的角色——“隨分從時”得極有“分寸”。殊不知這位“品格端方，容貌美麗”的薛姑娘在《紅樓夢》里早就被賈寶玉“嗤之以鼻”，說她說的盡是一些“混賬話”，并不無惋惜地嘆道“好好的一個清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

　　時下藏界的一些媒體，雖說那處稿待人的風格還真有那么一點“步步留心，時時在意”的遺風，然究其“內涵”卻沒有林妹妹那“愁”亦銷魂的風致。林妹妹雖說是個哭美人兒，但她最具“殺傷力”的動人之處卻不是她那酸楚的淚兒，而是她那時時表露出讓人既怨又憐的別扭感的同時冷不丁冒出的一種隨性率真且一語道破“天機”的尖薄、銳利的“鋒芒”。盡管她比誰都清楚“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但她最終奉行的還是“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她要做清白女子，絕不“入國賊祿鬼之流”。

　　誠然，我們無須苛求一些媒體去一味張揚尖薄銳利勁，但至少應該有那么一點坦蕩的率真。即使迫于無奈，要在歷史轉型期的夾縫中投機謀生也得“高明”一點，千萬不要為了“某些利害關系”，在為遍體硬傷的贗品鼓與吹的，同時還被動而又無知地說什么“但現在的收藏界卻有‘真品遭到指責，偽作有人捧場’的怪現象”。這類賊喊捉賊的“混賬話”。

　　要言之，“媒體是社會公器，絕不是個人、利益集團的工具。媒體的水準不體現于‘一言談’，而體現于專業性、公正性、開放性、包容性、建設性及鑄就的公信力。”作為專業媒體，其天職就應該是真實、公正、客觀地報道業內所發生的人們所關注的一切熱點、焦點事件，不管從哪一方面來權衡，似乎都沒有任何理由、借口、也沒有任何必要受制于某種壓力和某種威懾去承受職業道德和職業良心的煎熬。

　　遺憾的是，有些媒體卻不盡然——在極具“吸引力”的封面裝幀背后其軟肋也暴露無疑：“留心”的是“位高權重”的專家、“在意”的則是那些財大氣粗的廣告客戶。

　　眾所周知，時下業界媒體的“衣食父母”更大“意義”上是那些發布拍賣信息的拍賣公司，而不僅僅是作者和讀者。編輯部“強調”高質量的稿件往往會與“強調”大客戶的廣告部發生“不愉快”，為了“生存”，最后妥協的多半是編輯部。可以說，“客戶”手中的鈔票正是左右眼下一些藏界媒體“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的“行為準則”的砝碼。

　　“客戶”手中這一“影響”媒體“生死存亡”的砝碼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某媒體曾發表我考證某省一家拍賣公司拍品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直接“注”上了具體的省份和拍賣公司的全稱，編輯在編稿時未對此作“技術處理”，結果該文見刊后，該雜志社的廣告部就對編輯部發了一通牢騷，指責編輯部：你們這樣編稿，客戶都被你們攆走了。

　　當然，藏界有些媒體還是比較開明和注重職業道德的，不為“強權”所役、不為“金錢”所惑，其宗旨是“為了維持藝術市場的規范，同時也為了保證一本雜志的品質”。

　　規范的媒體，其“衣食父母”應該是讀者，如何擁有更廣泛的讀者群和更大的發行渠道，報刊的品位和品質是至關重要的，如何打造能夠保證和逐步提升報刊的品位和品質，培養和組織自己的優秀作者群體是問題的關鍵。

　　從某個層面來說，媒體的廣告客戶手中的鈔票是“媒體福利”的“基本保證”，這當然無可厚非。不過，如果將自己的辦刊原則受制于廣告客戶，可能會在短期內給報社、雜志社帶來不菲的經濟效益。但是，長此以往則將受制于客戶或自覺不自覺“淪為”個人或利益集團的工具，受害者可能不僅僅是你的讀者，最終的受害者還是媒體本身。因為，媒體一旦失去讀者，就意味著其生存空間的喪失。到那時，保不準真會應了林黛玉說的那句話“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