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月先生（1912－2000年）作為20世紀中國杰出的美術家、教育家，嶺南畫派的代表畫家之一，他以其半個多世紀的從藝生涯，始終不渝地在中國畫的傳統與創新、時代與風格等方面進行了嘗試和探索，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其藝術作品的重要特點就在于緊貼時代背景，取材、立意都不脫離現實生活和時代。他經歷了抗日戰爭、民族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等不同時期，并在每個時代都留下了具有代表意義的藝術作品。  

　　20世紀初期，新的藝術論爭集中表現在如何對待東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上，并由此提出了“新國畫”運動。在對國畫的革新探索中，中國各地的前輩藝術家都以各自獨特的理解和真誠的實踐創造了中國現代藝術的新形式。當時還年輕的關山月在這個時代首先面對的也是同樣的問題。但他并沒有因為戰爭的爆發而中斷藝術的探討，也沒有因為向傳統文化回歸而走上復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契機，立志于以寫生“出新”，把中國繪畫的世界化與民族化推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中，他在上世紀40年代的寫生歷程尤其顯得重要。  

　　一、從來繪事重尋源 促我辭師入桂川  

　　1935年，出生于破落書香世家的關山月得到藝術大師高劍父先生的青睞，得以進入春睡畫院學畫。高劍父身為美術教育界泰斗，有著巨大的藝術魅力和人格力量。他看到了當時中國畫的因循守舊，立志于“藝術革命”，創立新國畫。他主張寫生，吸收外國筆意，“折衷中西”，其核心觀點就是“筆墨當隨時代”。關山月早期就能全面領悟和把握高氏革新中國畫思想。1940年他在澳門開辦了第一個“抗戰畫展”，展出的《從城市撤退》、《三灶島外所見》、《漁民之劫》、《中山難民》等抗戰作品描繪了被敵機慘炸的破漁船、流離失散的人群、烈火硝煙，引起了人們強烈共鳴。畫家以自己逃難過程的真實經歷以及所見所聞，向世界控訴日軍的暴行、戰爭的殘酷。可以看出，此時的關山月已經顯現出藝術家關注社會現實的敏銳觸角。  

　　澳門抗戰畫展的成功舉辦激發了關山月“到抗日前線去作戰地寫生，用自己實際行動參加抗戰”的宏愿。因此，作戰地寫生、尋找失散妻子的想法終于使得關山月告辭澳門的高劍父。當他懷著一腔熱血出發到了韶關，卻親眼目睹了國民政府的倒行逆施，便改而決心北上“行萬里路”，將自己的抗戰畫帶到大后方去展出。此時期復雜的心路歷程，關山月在文章《我所走過的藝術道路——在一個座談會上的談話》（1980年）中回憶道：“當時我在韶關一貧如洗，吃飯都成問題，碰到畫家黎冰鴻，一見如故，我向他談起了我有志于到前線參加抗戰，作戰地寫生的想法。黎冰鴻告訴我，國民黨不需要什么戰地寫生，想愛國想抗戰國民黨不讓。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開始實踐古人提出的行萬里路的宏愿。”（陳湘波、梁慧鳴編《鄉心無限——關山月》）  

　　“行萬里路”自古以來就是文人畫家恪守的學習之道。明代畫家董其昌所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來,皆為山水傳神。”關山月立志行萬里路，其實就是到生活中去，直接面對大自然。1940年至1947年之間，他輾轉韶關、桂林、貴陽、昆明、重慶、成都、西安、蘭州、青海，走遍了大西南和大西北，遠涉南洋。這是關山月第一次遠離老師的直接教導，進入到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寫生、創作階段。這個階段的作品以描繪旅途風景、風土人情為主，同時收集了大量素材。近乎于苦行的流浪式寫生生活為關山月的藝術道路增添了戲劇般的傳奇色彩。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經歷造就了不同一般的關山月。
    二、茅廬初出迷陽朔 巴蜀西行醉岷津 

　　1940年，關山月到達韶關，重逢失散的妻子李小平。隨后兩人開始踏上萬里征途的第一站——桂林。 

　　關山月自從到了桂林，就被“甲天下”的美麗山水吸引。他早出晚歸，游漓江、逛七星公園，足跡踏遍了桂林山水，并創作出一批新作，如《漓江百里圖》、《月牙山的全景》、《訾洲晚霞》、《衡陽炸後》、《桃花江》等。其中，寬32.8厘米、長2850厘米的長卷《漓江百里圖》歷時2個多月，在大量的寫生基礎上創作而成，描繪了漓江橋到陽朔一帶的自然景色。關山月勤于對每一處新環境進行深入了解，細心體會，抓緊寫生，收集新的素材。正是“少長群賢足我法，天淵萬類皆吾師”，他這種“師法自然”的藝術思想和實踐使他的寫生創作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作品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好評。 

　　之后，夫妻兩人一起在貴州花溪描繪苗家風情，并到云南昆明體驗西南少數民族生活。隨后，關山月又從昆明到瀘州，順岷江而下，進入重慶。沿途描繪了岷江特有的木舟煙樹，蘆葉水車，后來創作了《岷江之秋》。重慶山城的自然環境具有“三多”之稱：霧氣多、坡多、石級多。一些篇幅為35×46厘米左右的西南寫生作品也反映出這些特征，例如《嘉陵江碼頭》、《霧重慶》、《嘉陵江之晨》、《峨眉煙雪》。1997年，關山月美術館在深圳落成之際，關山月先生將畢生的代表作品813幅捐獻給深圳市政府永久收藏，其中就包括這一時期在貴州苗族地區的寫生16幅、四川寫生34幅、1944年西南寫生53幅。這些小篇幅的寫生畫稿，細致地描繪對象，足以見關山月對現實生活觀察的入微。 

　　三、敦煌探古丹青窟 北塞尋師造化根 

　　1941年，到達重慶的關山月開“抗戰畫展”，認識了西北畫家趙望云。兩人一見如故，志同道合，從而建立了篤厚的友誼。他們的相遇，對關山月來說是一個轉折點，趙望云在生活上給予他及時的援助，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有關西北的新信息。 

　　畫展結束之后，在趙望云的安排下，關氏夫婦搬到了成都，同住到督院街法比瑞同學會宿舍。他們常常一起議論時局，切磋畫藝。關山月常跟趙望云談起西北之游，夢想有朝一日到敦煌石窟一睹古代藝術寶藏。趙望云隨即邀請關山月同往西北之行，他欣然答應了。1942年夏，重慶國立藝專校長陳之佛通過陳樹人欲聘關山月為藝專教授。在如此穩定的生活收入、良好的創作條件與探究敦煌藝術寶庫之間，他毅然推卻了陳樹人的邀請，選擇了與趙望云相約的敦煌之行。 

　　關山月夫婦二人、張振鐸和趙望云一行先到西安、蘭州舉行畫展，攀登西岳華山，然后到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登祁連山。關山月長期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嶺南，清秀靈巧的山光水色見了不少。進入河西走廊之后，山高嶺峻，平沙萬里，皚皚白雪，處處令他感到新鮮。關山月在一個多月之內畫了大量反映西北風景以及少數民族生活的毛筆速寫，《祁連山麓》、《祁連牧居》、《黃河水車》、《小橋流水》這些代表作品就是由當時的毛筆速寫創作而來的。畫面元素極富典型意義：荒原、駱駝、帳篷、毛驢、雪峰、冷衫……無論寫生或創作，關氏能準確捕捉季節或氣候變異的自然感受，從而表現自然之美。畫面繪盡邊關之景，景中含情，畫境開闊，格調悲壯，切合了當時抗戰的氣氛。
    關山月的西北寫生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臨摹莫高窟的古代壁畫。這首先和當時的藝術風氣有關，當時許多有志皈依藝術的人都對敦煌這個聞名世界的藝術寶藏頂禮膜拜，不少藝術家敢于翻雪山、越戈壁，不遠千里，不避艱險地去敦煌城探寶，例如張大千、吳作人、韓樂然等。關山月一行四人在敦煌歷時一個多月，臨摹了近百幅壁畫，這才收拾行裝，離開敦煌。 

　　歸來之后，關山月將大量的西北寫生和敦煌臨畫整理完畢，于1944年在重慶舉行“西北紀游畫展”，共展出作品100余幅。除了上文所列作品之外，還展出了關山月根據速寫和心得體會而創作的《塞外駝鈴》、《鞭馬圖》、《蒙民游牧圖》、《祁連放牧》等作品。這是關山月藝術生涯中第二次產生巨大影響的畫展，作品筆力雄厚而不失秀逸，氣象壯闊又意境蒼涼，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鴻觀后贊其：“風格大變，造詣愈高。”文壇首領郭沫若為《塞外駝鈴》、《蒙民牧居》題詩六首，并其作品道：“純以寫生之法出之，力破陋習，國畫之曙光吾于此喜見之。”于右任先生還為其《鞭馬圖》題字“冰雪生活，英雄氣度，勒馬沙場，祖國永使”。這些重要人物對關氏藝術的認可，直接地成為在建國后關山月承擔許多國家重大繪畫任務的鋪墊，也成為確立關山月藝術地位的基石。 

　　1946年初秋，關山月攜妻子李小平回到闊別10年的廣州。1947年他又開始了長途旅行寫生，這一次目的地是南洋。泰國舞蹈、椰林海岸、水上集市，這些熱帶風光、異國風情刺激著關山月的創作熱情，他畫下來的素材填滿了一本又一本速寫冊。《椰林集市》、《暹羅古城佛跡》、《印度姑娘》就是這個時期的創作。 

　　結語 

　　關山月從澳門開始行萬里路，從桂林、貴陽走到重慶和成都，再到西北，放棄了大學教授的席位，開始流浪式的寫生生活，將最初戰地寫生的想法轉移到實踐行萬里路的宏愿之中。以今天來看，他的選擇對于生活來說是艱苦的，對于他的藝術之路，這個磨煉卻是至關重要的。關氏藝術在此時形成的雄健剛陽的藝術取向，不得不歸功于北國雄強遼闊的地貌的孕育。而敦煌臨摹壁畫的經歷也對關氏以后的畫風革新產生了積極影響。1947年他到南洋寫生，就是嘗試以敦煌壁畫的造型方法來寫那里的人物風俗，形成了其人物畫的個人風格。此外，西北之行還啟發了關氏如何解決“畫什么”和“怎么畫”的歷史問題。他在自己的第二部寫生集《南洋旅行寫生選》（1948年）“自序”中明確地提到：“動和畫是一體的”，“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沒有畫”。這是他通過上世紀40年代的寫生歷程產生的新的認識和思想。這些藝術思想是關山月對中國藝術發展的重要貢獻，同時也為關山月在藝術史上地位的確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舊社會的畫家所走的寫生路子，不同于現今美術院校組織的“下鄉”寫生，也有別于50年代中期開始的政府出資讓畫家們游覽名山大川。在那個戰火硝煙的年代，國難當頭，家園破碎，逃難生活逼迫他們從這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追求民族解放的民族憂患感，反而使他們這一代顯現出藝術家執著的藝術精神。他們都在背起畫夾苦行的道路上下求索，在取材方面逐漸向旅途中的所見所聞靠攏，由景到情，把生活生出的真情實感直接反映到畫面上。可見“中得心源”的慘淡經營才能產生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產品。 

　　也許“行萬里路”并非獲得成功的必然途徑，但是從這條路上堅實地走過來的人總會有許多成績表現出來。從關山月、趙望云、葉淺予、吳作人、董希文、常書鴻、韓樂然、黃胄到后來的李煥民、朱乃正、吳冠中、徐唯辛、陳丹青……我們看到一代又一代藝術家通過西南西北寫生獲得各自獨特的藝術語言和風格創新，為美術史上添上不可掩蓋的一筆。他們的藝術經歷不僅說明了這條寫生之路對于中國藝術發展的巨大影響，同時也為中國現代藝術創作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探索方向。可以說，在架上繪畫平面化、圖像化的當下，這條堅實的寫生之路更顯示出它的獨特魅力，只是要看你能夠堅持多遠，堅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