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是中華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國是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古代中國和西方文明之間的交通與交流，源遠流長。19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橫貫東西的陸上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20世紀初，法國學者沙畹提出了“絲路有陸、海兩道”，此后法國學者讓·菲利奧扎首次使用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以絲綢命名的中國通往西方各國的貿易和交往通道，是廣義上最早的中西交往通道，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與互動由此展開。
那么海上絲綢之路始于何時？向遠古追尋，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現告訴我們，早在8000年前已經誕生了“中華第一舟”；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現證明，早在4700年前長江流域已經有了絲織品。如此看來，開啟海上絲綢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之門的鑰匙，很早就掌握在了中國先民的手中。浩瀚的海洋是大陸的延伸，海上絲綢之路也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但是，陸海不是前后相續的兩個發展階段，而是兩個相互平行的通道。雖說是大海無痕、印跡難覓，但是隨著考古重大發現的進展，我們有理由相信，當伴隨清脆的駝鈴，享譽世界的中國絲綢穿過綠洲和荒漠的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翻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篇章輝煌的一頁。
西方對于中國的最初認識，是從絲綢開始的。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至遲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的蠶絲已傳到西方。希臘巴特儂神廟中的命運女神雕像身著薄得透明的長袍，雅典紅花陶壺上的彩繪人物，也穿著這種細薄的衣衫。在古希臘的著作中，把中國稱作“賽里斯”，意為“產絲之國”。公元前416—前398年間在波斯宮廷供職的希臘人克泰夏斯，是見于文字記載的提到“賽里斯”這個產絲之國的第一人。
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在西漢時期正式形成。雄心勃勃的漢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陸上絲綢之路。由此，中西文化交流開始了新紀元。中國的絲織品源源不斷地運往中亞、西亞及更遙遠的西方。同樣，漢武帝也開辟了海上通道。他派遣黃門譯長帶領招募的人員攜帶絲織品和黃金等出海，換回明珠和其他珍寶異物。黃支國南面的已程不國，是漢代海上使者所到的最遠一站。據學者考證，漢代使臣的航線，大致是經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到達孟加拉灣，再由印度東海岸，經斯里蘭卡回航。由此可見，早在西漢時期，從中國廣東向外開拓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沿著海岸遠航至印度洋的孟加拉灣。
公元一、二世紀，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經以印度東海岸為中轉基地，從海上向中國伸出貿易交往的觸角。對于西方世界來說，中國就是產絲之國，在一定意義上，漢文化就是絲綢文化。漢代中國絲貨在地中海地區大受歡迎。根據記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奧帕特拉身上所穿的絲袍，就是用中國絲織成。羅馬愷撒大帝穿著中國絲綢質地的長袍進入劇場，引起了轟動。一時之間，絲綢成為羅馬貴族婦女爭相購置的服飾，成為羅馬帝國最時尚的消費品之一。這種崇尚絲綢的風氣，愈演愈烈。到了公元四世紀，中國絲綢不僅成為羅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也在精神層面拓寬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追求美的視野。
唐代中國的航海技術繼續發展，地理學家賈耽對當時海上交通航線有相當詳細的記載。這條以運輸絲綢到西方的航路，叫作“廣州通海夷道”。這是一條從廣州出發，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再由印度駛向阿曼灣，最終抵達波斯灣頭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內)的海上航路。除了絲綢之外，晚唐時期，華瓷開始遠銷北非的埃及。從海路運到紅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再從這里轉運到亞歷山大港、摩洛哥及馬格里布等地。中國廣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港口，從波斯灣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及其他國家和地區駛來的海船，帆幡云集；香料、珍寶等各種貨物，堆積如山。除了廣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寧波)、江都(今江蘇揚州)等海港也發展起來。
唐宋以后，瓷器逐漸成為中國對外輸出的大宗貨物。瓷器被稱作“chin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日益發揮出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學者把海上絲綢之路又稱為陶瓷之路。由于沉重易碎的瓷器經陸路運輸極易顛簸壞損，因此海運凸顯出其優越性。在公元九世紀至十世紀，中國已開始將指南針用于航海，造船與航海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也促使海路交通日益成為中西往來的主要途徑。南宋朝廷十分重視和鼓勵海外貿易，不僅在沿海各地陸續設置市舶司，而且還派人攜帶詔書和絲織品出海招徠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民間商人活躍于海外各國港口，阿拉伯商人大批來華經商，中國對西方的了解也更加詳細。趙汝適《諸蕃志》一書記載了埃及的情況，信息很可能是到泉州貿易的埃及商人直接帶來的。
元代陸海并舉，中西交通路線空前擴展與暢通，造成了中國與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了解。此時中國人頭腦中的“西方”概念，已從兩漢與唐宋時期的中亞、西亞、北非地區擴展到了歐洲。當時，從泉州、廣州到波斯灣的海路交流極為活躍。元末汪大淵撰寫的《島夷志略》一書，記載華商所到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國家和地區，共載有220多個國名和地名。著名的馬可·波羅來中國走的是陸路，回國走的是海路。馳名世界的《馬可·波羅游記》，不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顆明珠，而且所敘述的中國富庶繁榮，在歐洲引起了轟動，對世界歷史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圖塔航海來華，在泉州登岸。他的《游記》贊譽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并介紹了中國與印度、阿拉伯半島以及波斯灣地區的海運貿易盛況。
發展到明代，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自永樂三年（1405年）開始，鄭和先后七次率船隊遠航，這是中國人首次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出國門，走向海洋，與外部世界和平交往的壯舉。七下西洋持續28年之久，“云帆高張,晝夜星馳”，足跡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標志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能力發展至人類歷史的巔峰,同時也將海上絲綢之路推向了鼎盛。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滿載著深受各國喜愛的綾絹、紗羅、彩帛、錦綺、瓷器、藥材等物品，航行于南海直至印度洋。使團每到一地都以中國絲綢和瓷器等饋贈給當地國王或酋長，并以中國絲綢等物品與當地居民進行貿易，推進了對外貿易的空前發展，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光輝奪目的一頁。
明代后期，西方人航海東來，中國與歐洲直接接觸的時代到來，中西文化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東學西漸”與“西學東漸”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海上絲綢之路這條主要以絲綢、瓷器等物品輸往西方的航路，此時更多地加入了西方的因素，形成了一條連接亞、非、歐、美各洲的海上大動脈。通過不斷延伸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國，改變了歐洲時尚，推動了世界各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傳播和影響，這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的重大貢獻。（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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